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我们现在回到公共支出就会看到，如果这是资本主义对社会剩余价值进行剥夺所表现出的形象之一(或许是根本性的形象)，那么它就必须屈从于商业公司的生产力的规范。我们已经指出，由于结构性的原因，这当然不可能，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事实上，这个过程从这个矛盾的角度来呈现自己：以商业公司的名义所判定的纽约市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在资本积累一再生产的量中就直接具有恢复能力的生产能力，而是意味着重新提出压制性、排他性和恐怖性的统治逻辑，去对抗协作性、智识性和创意性劳动的不可压制的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层级，公共支出的比例和数量必须通过商业公司的权威提出，并非因为这改变了体系的平均生产力（已然封闭在积累的量连同社会斗争与利润率下降之间的对抗中)，而是因为这合法地推行、再提出和批准资本主义统治的逻辑。

一如既往地，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矛盾都具有两面性。这种对积累一正当化关系的颠倒如此一来国家现在决定前者，商业公司决定后者—就其工人一方而言，揭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方面与可能。在商业公司向工资敞开以保障生产力和利润率的这个特定环节—同时赋予国家以在社会层面上保障工资本身的有效性并且让其在商品的社会流通中得到恢复的责任，巨大的断裂空间向无产阶级斗争开启了。这是在商业公司的生产力(作为得到发展的资本的正当化筹划)与积累的真正场域(这个场域既由国家所控制，同时也由全面的社会协作所控制)之间展开的空间和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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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且拓展出现在资本主义计划中的矛盾，直至将其带回到工人利益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对抗，这可以经由多种方式而得到实现：可以压低商业公司的生产力，工人总是采取这种方式；也可以加剧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积累时的功能紊乱，无产阶级现在已开始自发采取这种行动;或者双管齐下。这似乎是工人主义分析的主要思路。随着工人劳动力日益认识到自己是统一无产阶级永不臣服劳动的主体，二元性、含糊性和危机就无关紧要。从处于无产阶级中心的矛盾到阶级对抗，工人主义的分析让过程变得辩证和统一化。

工厂工资和社会工资是如下形象的两极，在这个形象中，工人阶级在资本的社会形象与国家形象中得到中介和吸纳。资本趋向于分化为两个形象，用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正当性要素的工厂工资去对抗社会劳动在生产中出现统一的趋势。另一方面，对从工厂工资到社会工资的斗争的认识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破坏性力量，而这种力量是服务于资本的统治的。

然而，还有最后一个要素需要考察，这个要素并非战术性，而是理论性的。在此过程的语境中，由工人所协商的工资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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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爆破了。事实上，由工厂工人所协商的工资的“相对性”遭遇了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之间模棱两可的关系，且这种关系由资本所统治。工厂资本主导了对工厂工资的计算，而在计算的过程中，让其变得具有相对性，并且具有政治上的功能。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围绕社会工资的斗争扰乱了资本主义逻辑的运作，阻碍了其计算和控制。因此非常清楚的是，实际工资是上升还是下降，这完全无关紧要—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不可能产生任何错觉！关键是将工资构成要素带回到独立变量的角色，而这在无产阶级于社会场域所展开的实践中是有其可能的。①

认识到社会是一个工厂，认识到国家是一个老板，摧毁生产力的拜物教—即将生产力视为正当性，并且将正当化带回到无产阶级的全面需求中，这些就是当下颠覆性的任务。这些可能已经足够，因为当工资的相对性被摧毁，当分化的逻辑以及分而治之的做法被强力所摧毁，皇帝将成为寓言中的那个真实形象：赤身裸体，彻底疯狂。

意大利公共支出的危机

我们应该稍作停留，来更为详细地考察危机的现实。关于20世纪60年代斗争浪潮所导致的公共财政的危机以及之后所产生的制度性恐慌，有着大量且有益的记录(见米兰投资银行[Medio-banca]主编，《公共财政》[Lafinanzapubblica]；以及雷维利奥[Franco Reviglio],《公共财政的危机,1970—1974》[“La crisis del-la finanzapubblica，1970—1974”])。简言之,发生的事实是，国家和公共管理的债务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爆炸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70年的2.5%上涨到1973年的7.9%,其原因在于支出的大幅扩张(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要快得多)和收入的短缺。这引发了不断增长的赤字的形成与强化以及资本支出和资本转移的僵化结构。情况在1974年有所改变，但更多是表面而非实质的改变。新的境况并没有为结构性的干预提供可能，同时考虑到结构性债务对资源永久性的强力吸收，只有可能去实施情势性的干预以支撑就业水平，而这些改变既无关紧要也不得其法，就算是有一点点经济上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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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罗斯多尔斯基对马克思工资理论的批判性重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第282页及其后。

毫无疑问，在这段时期，意大利的公共管理被无产阶级的行动搅得岌岌可危，结果就是，体系内社会生产力被剥削的层级受到了阻碍。从资本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种境况需要立竿见影的应对，而且很清楚的是，即便是还在摸索阶段，再调节的策略正在出炉。我们可以将此视为流通理性化的更进一步、对支出的遏制和对投资的推动、在全球范围内对经济决策所有中心恢复控制，以及首要的，再度确证公共支出合法性的标准。这个标准必须在削减赤字与定义适用于商业规范的生产力标准之间的(受到操控的)中介内起到作用。与此同时，当无产阶级发现其所受剥削的社会领域的总体时，资本被迫接受这个领域，但前提是只有当商业管控的规则在那里被重新提出时。打破无产阶级施压的这些顺序，取得全面的控制，在资本主义商业规则的意义上定义断裂和控制——这就是当下“好政府”的含义。在这个方面，负责公共财政的理论家和官员的重新考量和扭曲在这方面与负责计划的理论家和官员并无二致，而且在这里前者被吸纳进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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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再结构化(restructuring)的干预平面上正在发生的事实：对于支出的阻碍、新的紧缩与刺激层级、对发展次序的不容置疑的干扰(负责计划的理论家们在过去十年对这些次序作出了糟糕的计划)，以及最为重要的，置换社会劳动力，同时根据劳动市场所表现出的新的维度和性质，创造出某种“产业后备军”(其表现形式是整个社会阶层中的边缘和/或被弃群体)的积极政策(见马西莫·帕奇[MassimoPaci]，《意大利的劳动市场和社会阶级》[Mercato del lavoro e classi sociali in Italia])。简言之，这是一个从内部对生产性劳动的统一体进行分化的策略，这些生产性劳动具有潜在的革命性，而且因为其对承认的要求，可以彻底撼动当下的政治状态。这是资本主义再结构计划必须去面对的任务。①这种对塑造工人阶级新的政治构成的进程所展开的攻击服务于如下内容：重新确立商业的统治，并且支撑资本主义对全部剩余价值进行剥夺的规范所具有的令人窒息的正当性，无论这些剩余价值以何种形式生产出来。

意大利的情况并非个案。尽管在其他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与全民生产总值相关的公共债务水平要低于意大利，但是某些国家有着不容忽视的债务，且它们所启动的再调节和再结构政策与意大利有着深刻的相似性。这是因为，与其说要对抗的是债务，不如说是工人阶级新的政治构成，后者推动着公共支出和债务的增长。①在所有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对更大规模的劳动市场来说更是如此，从商业生产力角度出发，去巩固社会积累及其正当性的计划是重中之重，与之相伴的则是摧毁新出现的无产阶级主体所展开斗争的手段。②这个资本主义趋势定义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化和职能化的国家形象，且这个国家也决定了服务于在严密的关系中——这种关系让正当性与资本的社会积累过程的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让新的合法化基础具体化的规范、行为与程序。简言之，用于重整和指导公共支出的国家干预只是一面反映强化正当性原则做法的镜子，这并非新鲜事物，但现在却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在过去并非毫无效果的，但是在有效性方面却被赋予了优先性：商业生产力的原则，服务于资本的社会积累，对抗无产阶级主体，这种主体正趋向于统一，同时也被剥夺了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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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这一分析的展开,见奈格里，《无产阶级与国家》(Proletari e Stato)。

于是，合法性(让国家法律行动具有法律效力的密码)应该逐步屈服于服务于国家行动正当化的确定的物质前提，这就不是什么巧合了。对法律秩序安排的形式性阐释和定义正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要为功能主义理论所取代，而后者最为重要的特征——如果我们没有误解德国和美国的理论家的话——似乎是对行政行为的确定性标准的坚持。①合法性只能在实现堪比权利体系的处理能力(capacity of address)的实质性功能的基础上，事后得到重构，尽管从旧的法律视角来看，这是非常吊诡的。我们可以就这一现象提出有趣的诡辩说辞，但本文无意于此。更为重要的是，去强调在法律和行政的首创行为的基础上所逐步确立的不是旧的合法性形式，而是对新的行为和干预规范的安排。在这个框架中，资本及其国家倾向于让形形色色的“另类法理学”潮流所展开的乌托邦尝试成为自己的内容，并且使之产生效果，从而向它们的理论创立者展现了不同寻常的思想开明。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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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关于德国境况的记录,见维斯巴赫(H.J.Weissbach),《计划科学》(Planungswissenschaft)。

②阿格诺利和布鲁克纳在《民主的转变》中预见了这种发展。一般来说，关于政治科学和权力实践在这个领域上的重新定位，见奥菲和纳尔(Wolf-DieterNarr)主编的《福利国家与群众忠诚》(Wohlfahrsstaat undMassenloyalität)

无论如何，这只是初步的概括。当新的正当性原则被提出来——受到如此关注并且与其他原则都不兼容，秩序安排中开始出现的“空隙”是如此常见和持久，以至于对演化性和另类标准的广泛应用都不再允许对传统合法性领域进行重构。在合法性运作所表现出的紧迫性特征中，得到重组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法则：因为秩序安排的空隙和情况的紧迫，干预很少发生且非同寻常。在危机之中，这些功能使用得更加频繁，使用范围也更广。不同寻常的行政干预，预防性的恐怖行为，以及断然的主动出击都支撑并发展了演化与另类选择的观念，(这次是真正有效地)规定了新的合法性领域。①在这些领域、这些功能以及这些剧烈的断裂的基础上，形式主义的操控要扩展到新的立法生产以及法律管理的角色。在用令人震惊的信息破坏旧的行政流程后，正当性原则可以让自己与新的合法性安居于同一个掩护之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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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功能主义理论，见博比奥，《关于法律的功能性分析》(“Intornoall'analisi funzionale del diritto”)。关于德国和美国相关理论的发展，见卢曼(Niklas Luhmann)与威拉德·赫斯特(Willard Hurst)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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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从共产主义视角对这一现象的分析(其态度非常含混)，见塞弗特(Jürgen Seifert)，《为宪法立场而斗争》(Kampf umVerfassungspositionen)。

资本主义操控对其职能部门的要求是，后者是对司法决定的内容进行理性化(使其合乎逻辑并具有连续性)，无论这些决定何时何地出现，同时让其内容符合新的正当性原则，换言之，符合商业生产力确定的和物质性的标准。整个社会劳动的复合体都臣服于这个命令，且可能的时候还要使用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加以保障，并且在多数情况下，还要使用司法性规范行为。因为反抗国家的斗争和工人暴动而确立的规范性体系，还剩下什么呢？此时此地，剩下一切的都可以用来服务于资本主义操控的意志。

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公共支出的主题，会因为其难题性所引发的新的反思而大吃一惊。如下行为总是大有益处的，即重新去发现新的场域，借此马克思主义与工人主义对于工资的分析可以找到新的适用空间—首先，去展示科学和资本的行为如何被最为严厉的压迫行为所限定，去否定社会工资所昭示的主体;其次，去指认斗争的领域，在此领域上，在社会工资的基础上，所有的敌对力量的行为从无产阶级的大众视角来看都趋向于统一，并且决定了工人表达仇恨的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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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很多年轻的德国学者对此进行了有益的研究，见埃门拉尔(RainerEmenlauer)主编，《国家组织中的公社》(Die Kommune in der Staatsorganisation)。尤为重要的是挑战了奥菲危机理论的克莱默-巴多尼(Thomas Krämer-Bado-ni)的论文《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和潜在危机》(“Krise und Krisenpotential imSpätkapitalismus")。

②这里我们参考的是纽曼(FranzNeumann)于20世纪30年代所写下的惊人之语，见《民主国家与威权主义国家》(TheDemocraticand AuthoritarianState)。同样有趣的是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就这些问题所做的笔记与分析，见《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经济与结构》(The Economy and Structure ofGerman Fascism)。

危机与重构时期新的无产阶级主体

在《大纲》具有关键意义的一个段落中，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阶级构成的推论。马克思强调说，“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甚至人类——就他们是生产者而言——都可以被视为“固定资本的生产”，被视为生产能力的积累和完善(第711-712页)。逐渐地，进入直接生产过程的主体被该过程所改造，如此一来，“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对象化中的科学”。马克思总结说，“正如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在我们面前逐渐展开的那样，”

它的自我否定也是如此，而这种否定变回它的最终结果。我们现在研究的还是直接的生产过程。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来考察资产阶级社会，那么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总是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终结果。具有固定形式的一切东西，例如产品等等，在这个运动中只是作为要素，作为转瞬即逝的要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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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只是作为要素出现。生产过程的条件和对象化本身也同样是它的要素，而作为它的主体出现的只是个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也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这是他们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①（第712页）

这里我们无意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定义在哲学传统中的位置进行深究，而是要将他对“被”资本“所推动”(beingmovedby)和“推动性的”资本(moving capital)之间所决定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因为工人阶级的出现而出现)的考察与坚持，置于当下的语境。这里就是新的工资量以及工人需求、欲望和实践所具有的新的性质得到决定的地方。如果说如下论断的确属实，即无论如何，需求的体系总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以交换价值的形式被给定，而且，只有空想家才会寄希望于以直接的方式来打破这种令人异化的关系，那么，劳动逐步的社会化、劳动的抽象化及其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可以且必须打破社会剥削的确切形式。资本在这片领域上驱动阶级，反过来也被驱动：这是生产性社会潜能非同寻常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从这个观点来看，剥削的形式越被赋予社会性，且工资对剥削的神秘化形式越被赋予社会性，否定就越发得到深化，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内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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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