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发具有确定性。①

用更为具体的术语来说，似乎在公共支出(作为用于社会工资的支出)的扩张背后，存在着一些指向(在马克思意义上的)更为高级的阶级构成水平的实践。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在更大的程度上，工作与报酬并不相称，工人的觉悟发展了难以撼动的工资存在(wagepresence)水平，尽管它们并没有在政治上得到组织。②“工人教育”的过程这个主题已经为太多的修正主义和新葛兰西主义文献所处理③当然并没有掌握在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手里，但是因为得到了斗争的重新组织，已经被结构性地植入只有一般化的社会工资水平和政治保障才能够回应和满足的实践与需求。④资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社会化而持续上升到更高的层级，并且在政治上的阶级构成的某一层级而得到决定，这种构成以绝对新颖且不可还原的方式成为我们时

第五章 国家与公共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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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这些主题，特别是关于阶级构成和需求辩证法等主题的重构，见奈格里，《无产阶级与国家》。

②见西奥博尔德(Robert Theobald)，《有保障的收入》(The GuaranteedIncome);戈尔德索普(JohnH. Goldthorpe)等，《富裕的工人》(The AffluentWorker);以及朗西曼(W.G. Runciman)，《相对贫困与社会正义》(Relative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③见奥斯卡·内格特(OskarNegt)，《社会学想象与示范性教学》(So-ziologische Phantasie und exemplarisches Lernen)。他关于“教育”的作品启发了意大利关于150小时工人教育立法辩论的一系列意识形态立场。

④有趣的是，在德国学者中再度出现了关于“阶级构成”的讨论，特别参 见艾卡特(Christel Eckart)等，《劳工意识、阶级构成和经济发展》(“Arbeiterbewusstsein, Klassenzusammensetzung und ökonomische Entwicklung")。

代的根本特征。

然而，资本主义公共支出的策略却试图去否定其所昭示的内容。如我们所见，它是迫不得已。如果如下情况属实，即国家的行为不仅压低了收入水平并且让压制边缘化，而且还成功地(在有保障收入的永久界限内)确立了新的相对差异化，那么这种策略就不能说是成功。我们将再次看到，国家会终结社会积累的职能与商业企业正当化的职能之间的关系(这是马克思所提及的用于反对懒散的工作习惯、旷工和“享受能力”的“共产主义”生产力和/或协作的神话①)。尽管如此，通过压缩公共支出的方式去否定新的阶级构成现实的尝试，却是非常有效的。

当间接具有生产性的服务性劳动、科学劳动以及社会知识所有构成要素都起到作用时—且不管直接在劳动过程中得到使用(或者暂时没有以这种形式得到使用)的活劳动，这就更为明显了。已经有大量文献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领域中的发展趋势。②社会知识总是以更为清晰和更为肯定的方式进入对确定的历史形态的综合之中。社会再生产的机制在其所有根本性的结构中—从经济结构到基础结构，从交往结构到政治结构——变得越来越科学。在社会对资本进行再生产的连续过程中，社会知识在当下集聚起来，并成为现实的东西。然而，对间接具有生产性的人类活动的储存，这个在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领域中被用于与商品相交换的总的活劳动却被资本主义操控所统治、分化和区别对待。从剥削即从实现交换价值的社会流通的角度而言，它被当作总体性，但是就它被自己表征为生产性劳动而言，它被推向了在社会上无关紧要的边缘地位。当然，资本必须自愿去批准某些条件，从而实现对总的生产性社会劳动的“自发性”再生产，但是它日益是在再生产的“自然条件”的意义上采取如此策略，这种条件的价值被神秘化，同时也被贪婪地吸纳进资本主义对管控的重构之中(马西莫·卡奇亚里[Massimo Cacciari]，《工作、发展与“社会大脑”》[“Lavoro，valorizzazione ecervello sociale'”])。这种完全客观主义的对立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一个阶段—这时我们将“生产力”理解为“科学、一般社会知识、劳动的质量、劳动的社会性、自然、机器、对劳动的组织等”(罗曼诺·阿尔夸蒂，《财团与政党》[Sindacato e partito],第165页)。这种对立因为生产力完全臣服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操控，而彻底得到解决。在这个框架中，公共支出完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支出，是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而进行的投资。资本主义对具有创造性的总的社会劳动力的否定，不可能彻底实现。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工资维度，在对社会劳动力进行再生产的部门，我们再度发现了资本主义对工资所采取行动的一般特征：坚持不懈地削减必要劳动，并且攫取最大量的社会剩余价值——其贪婪和残忍我们在任何工厂都能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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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奥菲《工业与不平等》(Industry and Inequality)的序言。

②关于这些主题，见乌尔里希·罗德尔(Ulrich Rödel)，《研究中的优先 选择与经济发展》(Forschungsprioritäten und technologische Entwicklung)；卡尔·罗尔 肖森(Carl Rolshausen)，《科学与社会再生产》(Wissenschaft und gesellschaftliche Reproduktion);以及曼德纳(J. H. Mendner)，《技术发展与劳动过程》(Technologische Entwicklung und Arbeitsprozess)

于是，在这个领域，争取相对工资的斗争再度开启：从争取直接工资的工人斗争转变为争取相对工资的工人斗争。也正是在这里，一系列传统的对斗争的区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工团主义斗争和夺取权力的斗争——更为彻底地消失了(如果这有其可能的话)。然而，在这个领域，还有其他要素，如对工人反对国家的剥夺并重新夺回社会生产力作出的回应，以及重新组织新的生产主体，使其成为革命主体的需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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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斗争的场域是作为言说(articulation)和总体性(totality)而得以开启的:有两种视角，即资本主义管控的视角和无产阶级的视角。从工人的视角来看，我们应该追问，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工人阶级利用生产力，从而让自己作为对抗性的阶级而变得强大，去对抗资本。另外，还有就是对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的另类应用是否可能”(阿尔夸蒂，《财团与政党》，第165-166页)。更为重要的是，此时我们应该自问，阶级构成的概念在其作为描述性和分析性范畴的用途之外，是否能够被转译为一个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在重新夺回生产时可以采用的操作性范畴和组织性方案。②然而，一如既往的是，这些问题已经有了一个片面的答案而且只能得到片面的答案。这个进程还在展开，但是言说只能在力量对比关系的总体性领域中获得意义，因为在面对此起彼伏的工人阶级对生产力的再度剥夺过程中，资产阶级破坏工人阶级先锋以及工人斗争言说的全部力量都被释放出来。公共支出，对公共支出的言说，其趋势、其计划中的优先性以及贯穿公共支出的操控的理性构成了资本的一个根本性的武器。公共支出将资本主义商业公司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奠基于利润率和国家对利润积累的保障上—引入社会积累(以及工人的社会斗争)之中。公共支出组织了劳动的共同体，为的是摧毁其可能的政治形式，并且让其完全臣服于利润率的正当性，最终结果是，有能力建造共产主义的新工人世界屈服于死去的不断下降的利润率拜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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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瓦伦坎普(B.Vahrenkamp)主编的文集《技术与资本》(Technologie und Kapital)，特别是索恩-雷特尔的文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技术 智能》(“Technische Intelligenz zwischen Kapitalismus und Sozialismus")。

②当我们谈及“生产潜能”时，我们所想到的并非斯威齐和巴兰的“剩余”概念——他们是在“消费不足”理论中提出这个说法的。我们的概念的指向有所不同。

我们只能立足于总体性的场域，去对抗国家压制新的生产主体的革命性重构所产生的后果。只有对无产阶级和活劳动(这个独一无二的独立的生产性力量)以共产主义为指导、重新夺回生产力的行动进行活生生与集体性正当化的行动，才能回应资本主义国家在其重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正当性。当国家的正当性迫于形势与针对工人阶级的恐怖与破坏力量接合在一起，只有夺取权力的斗争—用权力反对权力，以恐怖还击恐怖—才能够为工人斗争赋予尊严。整个资本主义重构都(不计代价地)聚焦于摧毁生产性社会劳动的新的构成及其政治潜能的计划。整个制度性重构的过程都同等程度地指向旧的、形式的合法性实例与新出现的功能性必然性之间的中介，以期让其自身产生效果。资本主义再规划过程的规范性灵魂就是利润率下降法则，以及对如下现实的认识：(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文明的丧钟敲响了。这里国家与新的无产阶级主体之间的张力关系只能是毁灭性的。在资本一方，如果说一切都从短期来看问题，且毁灭的意志散发出悲观和幻觉的气味，那么在工人一方，毁灭的意志就是可怖的，因为它与我们—长期来看——终将胜出的希望和笃定是接合在一起的。今天从阶级的视角对权力所进行的分析越来越乏味。根本是要注意新的无产阶级主体的实践及其日常行为永远也不可能获得的合法性。对权力的分析，即对老板在政治上所作“回应”的分析，在此任务完成之后才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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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共支出积累与正当化功能的进一步考量

“计划是大公司为了大公司利益而采取的行动”:这种观点在现在和过去都不成立。无论是合营经济(économieconcertée)①还是各种形式的混合经济，都不支持这个观点。商业公司的逻辑主导计划过程，并且让后者得到正当化，这样一个事实并非意味着，这些只是大资本家直接利益的投射而已。相反，计划包括以下内容:对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协调、决定生产的基础设施的物质性、推进体系的总生产力，以及把组织商品社会流通的(积极或消极的)权力归入国家的权力。公共支出是所有这些操作的成本，另外，在规划领域内，作为在工资方面对国家行为的回应的一个特征，公共支出当然不能简单被吸纳进大资本的意志之下。②计划首要地包括通过组织化的协调方式，重新提出构成阶级冲突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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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的是国家与企业合作的经济形态，双方共同作出经济决策。译注

②以政治科学术语提出的计划模式定义，见斯蒂芬·柯亨(Stephen S.Cohen)，《现代资本主义计划：法国模式》（ModernCapitalist Planning:TheFrench Model)。

我们应该牢记，在阶级斗争的这些层级，内在于资本主义统治逻辑的双重发展得到了彻底的肯定。①

然而，当改良主义的希望—即冲突是可以协调的，且借由对生产性的社会功能和社会福利的中介调节，对劳动力市场的再组织能够在可预见且可控的比例内得到维持—出现时，所有这些似乎又想要回到过去。事实上，所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遭遇了这一计划的危机。新的无产阶级主体的经济潜能从没有得到计划的有效驾驭，虽然这个主体没有成功将自己昭示为持续的斗争，它在工资层面上以所表现出来的是质上和量上的拒不臣服。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式的乌托邦以及左派凯恩斯主义所提出的“另类选择”都被阶级斗争的这个趋势所摧毁。②社会积累和商业正当化因此在相互敌对的意义上得到区分：公共支出为社会斗争，而非为社会积累与商业正当化之间的协调提供资金。

论述至此，且在这些预设的基础上，资本将危机转译为再结构化，或者更为准确地说，让危机披上再结构化的外衣。资本主义战略的根本要素就在于打破社会积累与正当化之间的关联，从而将公共支出转化为毁灭(或者如有可能，也可以遏制)无产阶级在社会中大量存在的计划，以及鼓励生产模式以满足必要利润率所需条件的计划。这项筹划意在通过减少社会必要劳动同时增加剩余社会劳动，去压低不断上升的社会劳动的成本，并且无须投入就可以实现大范围剥削(或许只是支付用于社会劳动“自然性”再生产的简单成本)。在这里，公共支出—因为工人阶级的压力以及资产阶级对一般社会勤奋的本质特征的承认，而以非同寻常的方式被迫增长摧毁了自身的含混性。公共支出并非逐渐变成对价值理论的表达，而是变成对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中遭遇毁灭的表达；它必然成为资本主义操控行为的同时代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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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注意到如下作者举足轻重的贡献会有所裨益：尼古拉斯·卡尔多尔(Nicholas Kaldor),《英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Causes of the Slow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Kingdom);以及森岛通夫(Michio Morishima),《马克思的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两重理论》(Marx's Economics:A Dual Theory of Val-ue and Grow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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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只要看看剑桥政治经济学小组所提出的可悲建议就够了，见《英国的危机：原因与对策》(“English Crisis，Causes and Remedies”)。

如果我们以更为具体的方式来面对这种话语中的术语，这就意味着将讨论带向更高层级的抽象化，同时展示工人(以及资本家)在价值规律得到实现的环节，废弃价值规律障碍的核心路线(见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序言)。换言之，生产性劳动的社会化以及价值规律对社会的彻底主导历史性地决定了一系列的国家行为，这些行为否定了价值规律的自发层级—在“社会主义”社会和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如此。①在这两种情况下，价值规律只是在国家“强制的控制”(en-forced control)下起作用。我们将社会主义社会的这种现象称为“官僚化”，将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情况称为“极权主义”，但结果并无不同。我们不应该陷入韦伯式的幻象，以为卡里斯玛式革新的出现能够让价值规律顺利运行并且确保计划的顺利。事实是，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中，价值规律作为对剥削进行组织的根本条件而起作用。价值规律的实现过程也实现了剥削，并且决定了不服从的反抗行为绝对特别的条件，其所采用的方式让法律运作的自发性也受到了深刻的调节，其原因在于这不是一个确定的生产性安排，而是其自身的实现所决定的生产性力量扩张的障碍。因此只有操控—不大可能以社会劳动的表达呈现出来—在这里代表了价值规律的延续性，也正是在这里，新的无产阶级主体的全部实践表达了对这个阻碍生产能力的障碍的无可容忍和奋起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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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见雷纳特·达姆斯(RenateDamus)，《作为计划手段的价值范畴》(Wertkategorien als Mittel der Planung)。我们从关于工人斗争的报告中得知，在苏联这种“强加的控制”也源于计划过程。例如可见，霍卢班科(M. Holubenko)，《苏联工人阶级：不满与反对》(“The Soviet WorkingClass:Discontent and Oppositon”)。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类似现象，见豪泽曼(H. Häussermann),《作为政治革新问题的行政组织》(“Die administrative Or-ganisation als Problem politischer Innovation")。

资本及其集体理性对此心知肚明，并且基于这一认识而行动。这就是公共支出在压迫性的资本主义操控的非理性中得到改良的地方。然而也正是在这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价值规律一起破产)让位于简单的(tout court)“对政治的批判”—并非单纯寄希望于政治强力的政治批判，而是首要去处理操控及其制度性组织问题的批判，且这种批判服务于社会生产。这里有可能去揭示，价值规律的消失以及用政治性的计划(以及重构)法则替代市场计算的做法，为工人阶级斗争所开启的功能性和结构性的矛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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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奥菲，《理性标准和政治一行政行为的功能问题》（“Rationalitä- tskriterien und Funktionsprobleme politisch-administrativen Handelns");弗雷博豪 斯和施米德(Dieter Freiburghaus and G. Schmid)，《政治计划的技术》(“Techniken politischer Planung”);威利·埃勒特(Willi Ehlert)，《政治计划，以及剩 下的内容》(“PolitischePlanung -und was davon übrigbleibt”);以及沃尔克· 荣格(Volker Ronge),《研究政策的去政治化》(“Entpolitisierung derForschungspoli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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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支出的难题现在成了工人批判得以展开的领域，因为争取相对社会工资的斗争可以直接服务于对制度性矛盾的深化以及对体制的斗争。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对立于对政治的批判，再对立于对行政、计划和再结构的批判——这就是我们所走过的道路。

另一方面，国家对抗工人阶级的行为的全部规定性——这些规定性在再结构的具体领域内得以发展，但是已然决定了中期未来的趋势——都汇聚在这一点上:摧毁关于(在实现价值规律的意义上)计划的全部幻象，另外，作用于内在路线，摧毁作为生产性和革命性力量的无产阶级的统一性潜能。公共支出必须通过如下方式从根本上确保对劳动力进行随意分化的过程:摧毁生产与限制条件(qualification)之间的所有关系，摧毁总的社会形态和价值生产之间的所有增殖序列，于是，公共支出所决定的与其说是劳动力与后备劳动力之间的分化，不如说是不同层级劳动力之间的残酷对立，他们因为工资差异彼此对立。①公共支出的全面冻结——这已经获得允许——在这里必须根据操控(即再结构)的计划来重新阐述，但这并非是为了增加利润，而是为了永久延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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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格斯滕伯格(F. Gerstenberger)，《生产与限制条件》(“Produktionund Qualifikation”)。二元劳动市场(dual labor market)并非新近现象，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有所转变，并且成为积极分化劳动市场的政治战略。见博林格与皮奥里(Peter Boeringer and Michael Piore)，《失业与“二元劳动市场”》(“Unemployment and theDual Labor Market'”);以及弗雷博豪斯和施米德，《劳动市场分化理论》(“Theorie der Segmentierung von Arbeitsmärkt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