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阶级构成的辩证法的演进在这里以主体性的形式被给出。反抗、自我削减、剥夺:这些斗争形式与阶级构成的转变经历的是同样的路径。这毫无疑问直接就是社会工资的领域。这些政治上的主动行动旨在加剧资本主义操控在这个领域所经历的矛盾。这三种斗争形式此起彼伏:第二种转变为对第一种形式制约因素的攻击，因而第三种形式成为对第二种形式制约因素的攻击。通过这些质的转变，阶级构成的要素被转变为现实，并且倾向于转变为政治觉悟和意志。工人阶级的财富变得显而易见，阶级觉悟将其自身的发展视为首要目标。因此辩证法的负面特征其他情况下总是未完成且没有定论——就被解决了。当意识的中介的物质领域被引向对财富和力量的直接恢复时候，中介与直接性开始彼此接近。

所有这些都有实际的价值，因为社会工人拓展了自身的力量，而资本主义社会化因为抽象劳动的主体化，在无产阶级于社会中的重新构成中被扭转了。然而，可以在大型工厂内，在最高级别的无产阶级觉悟与行动中，发现大量争取社会工资的共产主义斗争的案例。这里生产的社会力量与资本主义操控之间的关系位于劳动的组织和固定资本的结构所组成的轴线上。在这种情况下，在意大利最近的斗争与罢工期间，重新夺回的集体意志能够通过力量来表达自己：接管工厂，工厂运作的目的不是为了生产，而是肯定性地证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生产性力量，他们为不远的未来的破坏和斗争做了最好的准备。这就是取得的成就。工人的觉悟并没有生产出固定的模式，而是昭示出一个深化斗争的集体性、群众性道路。在社会层面以及工厂中，重新夺回的意志实现了工人争取共产主义的趋势，因为通过群众行动，这种意志消灭了社会主义对社会统治的中介所具有的难以平息的敌对力量。当这个计划的单一篇章在剥夺的领域内被巩固，那么争取社会工资的斗争就证明了工人具有如下趋势，即在夺取权力，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过程中去改变对资本主义社会积累机制中具体的新矛盾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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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从大众工人向社会工人在历史中演进的分析，见奈格里，《考古学与计划:大众工人与社会工人》(“Archaeology and Project:The Mass Workerand the Social Worker")。

公共支出的政治性和结构性矛盾中另外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与对国家的分析以及行政雇员在管理支出中所起到的作用相关。这涉及对行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化。正如我们所多次强调的，考虑到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内在于积累的发展，我们应该考察哪些矛盾与国家对社会资本的管理相关联。将这些行政上的作用定义为具有生产性的趋势已经悖论性地因为如下因素而昭示出来：资本向这些作用施加很大压力以使它们具有生产性。这并非只是科层制的理性化。这里行政管理的运作具有了间接的生产性(在生产剩余价值的意义上)，因为行政管理过程的运转将社会积累与商业正当化的过程勾连了起来。行政雇员的角色在这里直接就具有了矛盾性，因为一方面，这些人员构成了社会劳动过程的一个阶段，另一方面，他们被要求去管理那种劳动以获取利润。最终说来，扩大和确保公共行政管理的生产力意味着从彻底的资本主义效率的角度来解决这个矛盾。然而，这个矛盾是巨大的。首先，一旦意识到自己是生产性社会构架中的参与者，这种意识因为被完善国家机器的努力所驱动，总会不断进行扩张。其次，资本主义对于国家机器的操控缺乏合理性，这带来了危机的环节，而且有时还会带来拒不服从的要素。当然，参与、专家治国论、改良主义和官僚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处于这些社会阶层的雇员们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也许这种影响还不够彻底，也许这种意识形态可能因为源自资本主义社会化的矛盾和对抗而受到挑战并最终被打败。无论如何，这种意识形态容易受到质疑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容易被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行动所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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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再度占有是没有意义的。这就等于是提出维持国家操控的社会主义选项！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必须实现的是某种认识，即某些行政部门和人员也参与进工人生产的社会集体，以及甚至可能在敌人的领地上出现斗争的可能性。行政部门内部的斗争可能会更像是间谍和告密人员的行动，报告敌人的行动并且煽动动乱。这是避开提出对国家操控和国家机器进行“另类”应用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唯一方式，并且可以破除“自上而下革命”的神秘化。因此，真正得到提议的是拒绝操控的战略以及非正常使用行政功能的战术—以此作为在行政管理内部展开的阶级斗争实践。当然，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行政职能在事实上具有生产性没错，是间接具有生产性，但的确生产出了剩余价值—所有这些才有其可能。

最后，基于对公共支出的分析，我们可以着手将政治上的战术与战略路线统合起来，另外，我们可以着手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构成进行研究，并且特别关注如下新的阶层，这个阶层已经受到了生产方式的社会化以及他们生活与斗争条件的无产阶级化的影响。当公共支出作为社会控制体系而得到进一步扩张时，关于公共支出的政治一方面波及了新的社会部门，将它们带向与国家的潜在冲突中，另一方面也在国家机器之内，在国家的行政人员中，创造出了阶级矛盾。清晰地认识到这些现象，并且在研究与政治实践中深入挖掘——我们比过去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可以在阶级分析方面带来重要的创新。在马克思主义中潜在的讨论或多或少已经给出，但是依然需要创造性的深入分析。在这个讨论中，我们必须给国家行政的主体—他们为国家工作，既是剥削的主体，也是资本主义操控的传达者——做出榜样。这项工程将需要对国家进行分析，对政治和行政进行批判，并且推进对工人阶级政治构成的分析，所有这些都与改良主义对权力、国家以及行政职能的认识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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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Part Three

第六章

后现代法律与市民社会的消亡

Postmodern Law and the Withering of Civil Society

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结束，关于工人主体性、阶级斗争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左派政治的特定观念也都走向了终结。20世纪80年代——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里根和撒切尔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到1989年以柏林墙倒塌为标志的“共产主义之死”——在很多方面看起来都是一场长时间的欢庆，迎接资本对劳动的最后胜利。劳动似乎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而资本成为第一生产力。主人最终终结了那个令人厌烦的斗争，并且一举干掉了奴隶。

从很多方面来说，辩证法确乎终结了。我们无疑步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或许不可逆转地由1968年的反抗所开启，但在接下来的70、80以及90年代初期昭示出日渐清晰的特定形式。我们步入新时期这个事实(为了彰显其新颖性，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后现代时期)并不意味着社会领域各个方面的改变。例如，这并不意味着劳动不再是社会生产的焦点，或者阶级斗争业已熄灭。没有人会否认如下事实：资本主义生产依然在剥削劳动力，而且剥削的形式日益严酷。当然，只要存在对生产性力量的剥削，必然就会出现社会对抗，将诸多反抗联合起来，并且向另类权力的构成方向发展。这是共产主义理论首先要面对的挑战，而我们希望可以在本书余下的章节来面对这个挑战，来绘制这个新时期的图景，指出社会对抗的新焦点，聚焦新的主体性的形象，并追踪新涌现出的创构力量的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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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任务，我们不是直接提出一个筹划，而是像马克思那样，阅读并且批判资本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思是通过阅读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并且研究英国的工厂立法而展开自己的工作的；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以及在其他地方，我们关注了像凯恩斯和凯尔森这样的作者，分析了从法治国向社会国家的转变；现在我们要提出，在约翰·罗尔斯，理查德·罗蒂和查尔斯·泰勒等人的作品的语境下，来解读当下国家的法律与经济行为。我们不是出于释经学的兴趣来解读这些作者，而是要考察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一形式、国家对权力的配置、国家的剥削机制及其对社会对抗的生产等—学到什么。这会赋予我们以坚实的基础，来认识从这个新的领域所涌现出的社会主体性，并且提出当下的共产主义潜能。

罗尔斯与革命

罗尔斯将自己的作品定位为这样一种筹划：为正义和民主理论确立和阐述出一个合理的与形式的基础，如此一来其论断的效力只需要奠基于在一种理想的道德理论—一种“道德几何学”——的展开中所出现的必不可少的关联(《正义论》[ATheory of Justice],第121页)。罗尔斯邀请我们基于哲学上的融贯性、奠基性契约时刻的道德必要性及其所启动的进程，来接受或者拒绝其关于正义社会的基本结构的观点。罗尔斯的很多批评者质疑“在永恒的相下”(subspecie aeternitatis)的普遍的道德理论的完备性，主要关注的是这种先验基础在哲学上的不完备性。①还有批评者关注的是这样一个基础所隐藏的关键前提:他们论述说，奠基性的理性原则只不过掩饰了力(force)与统治的关系，正是这些关系在有效地组织社会。②尽管对罗尔斯的唯心主义的禁欲主义的批判是合情合理且非常重要的，但对我们来说，罗尔斯筹划中令人激动的地方恰恰在于他对于自由和平等的激情，这种激情经常迷失在其抽象的论证段落中。我们提议对罗尔斯的“道德几何学”采取反其道而行之的态度，将其视为与时代同步，并且积极参与确立可行的法律安排来治理国家的政治筹划以这样的方式来解读《正义论》。我们想要政治地阅读罗尔斯;也就是说，在最近几十年政治发展的语境中，将其置于其理论所反映的权力关系的烛照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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