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只需要回避它们。

然而正是这种回避的政治表明弱势国家拥有两张面孔。回避问题以维持和谐的温和行为轻易就转向更为凶狠的政策。自由主义的宽容观念与非自由主义的排斥机制完美(且吊诡性地)契合，这可能的确很讽刺。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自由主义的弱势国家实际上呈现为对德国治安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police)①传统的完善和发展。对支撑系统的抽象与孤立来说，警察是必不可少的：“细蓝线”(thinblueline)②划定了界线，规定了哪些可以被接受为统治系统中的投入。罗蒂说，国家会将差异和冲突的要素弃置一边，但是当我们将弃置一边的行为置于真实的权力场域中时，我们只能将这种行为理解为对强力的预防性应用，或者说是最后终极力量的威胁。当罗尔斯回避的概念和罗蒂所珍视的无所用心(insouciance)用实际的政治术语来呈现的时候，就会表现出野蛮的排斥性的特征。后现代治安科学(Polizeiwissenschaft)所呈现出的关键发展是，社会不再是被渗透和被介入，而是被分离和被管控: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一个和平的管控社会(见德勒兹，《管控社会后记》[“Postscript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警察功能通过在平衡机器上预防冲突事件，创造和维持了一个和平的社会，或者和平社会的形象。有着虚假社会平衡与和谐的迪士尼乐园，地球上最欢快地方的拟象，这些必然要得到警察局(LAPD)的支撑。罗蒂“民主的优先地位”事实上依赖于一直存在的威胁，即失序状态会侵犯体制，因此一直需要警察功能原地待命;民主的体制必须时刻对“恶棍”(thugs)保持警惕,无论这恶棍是苏联领导人、萨达姆、曼努埃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①,还是洛杉矶的非裔或拉丁裔年轻人(例如可见罗蒂，《恶棍与理论家:答伯恩斯坦》[“Thugs and Theorists:A Reply to Bern-stein”])。回避的方法隐蔽地包含了后现代治安科学，这种可以有效并且实际地将系统从潜在冲突的领域中抽象出来，从而让系统去维持一个有效的、秩序井然的社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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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语原文是Polizeiwissenschaft，源自18世纪，约等于今天的公共政策，包括公法、行政科学、早期政治经济学、公共卫生和城市规划等，本文将其翻译为“治安的科学”。—译注

②即警察。——译注

正如我们已多次注意到的，罗尔斯的作品由真正的民主精神所激发，且应该说明的是，他对警察功能处于自由主义秩序的核心这个论断必然会感到不满(例如他反对“对国家权力的压迫性使用”，《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第4页；以及《政治的领域》[“The Domain of the Political”]，第 235页)。罗蒂的阐释当然是将自由主义的权利体系引向这个方向，但是瓦蒂莫真正地完成了这个跳跃，并且以最明确的形式挑明了二者的关联。就像罗尔斯一样，瓦蒂莫让后现代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念与霍布斯的利维坦之间的根本性关联大白于天下，同时瓦蒂莫也揭示了前者更为黑暗、非自由主义的面孔。瓦蒂莫写道：“国家最主要的身份就是警察，这种观念对那些一直认为自由的发展就是削减国家的压迫性力量的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没有警察就没有国家》[“Senza Polizia Non C’è Uno Stato”])他指出,最小化或者弱势自由主义国家所涉及的真正削弱并非幼稚的、具有左派性质的对压迫性力量的削减，而是“削减到只剩下根本要素”，而国家的根本要素就是警察：“国家……只有在其能保障秩序的时候才存在”。因此瓦蒂莫将后现代主义的弱社会主体理论与弱势国家理论之间隐而不彰但同时又至关重要的关联公之于众，并且高声欢呼。即便躲在暗处、不到最后时刻绝不会走到前台，警察力量依然是保障后现代自由主义国家秩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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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诺列加(1934—2017)，1983 年出任巴拿马国防军总司令，成为巴拿马实权人物。美国1988年指控他有贩毒行为，并于次年对巴拿马采取军事行动。1990年，诺列加向美军投降，随后被带到美国迈阿密接受审判。美国法院1992年以走私毒品和敲诈勒索罪判处他40年监禁，后减刑至17年，2017年在医院过世。——译注

②对“回避的方法”与城市发展以及洛杉矶1992年暴乱之间关系的实际分析，见迈克尔·哈特，《新洛杉矶》(“Los Angeles Novos”)。洛杉矶的建筑和区域规划为考察回避与排斥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特别清晰的案例。见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水晶之城：在洛杉矶考掘未来》(The City ofQuartz：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特别是第 223 -263 页。

新自由主义的强势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危机与革命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后现代理论中，一个弱势但整装待命的国家机器出现了，这个机器从所有的物质性社会内容中抽象出来，因而在确立平衡与秩序的拟象时更为高效。自由主义的弱社会主体被从针对社会对抗的政治权力中抽象出来，因此将自由主义的治国术(statecraft)问题简化为一个平衡抽象的力量以维持政府的机械性或者工具性问题。作为社会代理人的国家形象在体系中、在平衡机制中消失了。最终，国家成为诸多弱势主体中的一个，成为中立的秩序守护者。面对后现代自由主义统治视野在理论上的完善性，面对其冷静的循环性和透明的简洁性，我们不能不惊叹。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实际政治的平面，我们也会在那里发现弱势国家，这是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梦想，同时也是里根革命在修辞上的核心。让我们暂且粗暴地中止我们的理论论述，从而将这些自由主义理论放回到社会现实的语境中，并且评估这些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当下国家的实际需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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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我们目前所展开的对罗尔斯的解读与20世纪80年代的危机之间所存在的深刻共鸣。我们强调过，罗尔斯的权利理论排除了生产与劳动的范畴，其社会契约的概念中没有主体之间讨价还价或谈判协商的位置。与之相契合的是，80年代见证了社团主义(corporatism)与集体谈判的终结，后两者曾经是国家取得正当性和制订计划以确保社会和经济稳定而采取的手段。福利国家政治经济一直以来的三驾马车生产中的泰勒制、政治计划中的福特主义以及经济计划中的凯恩斯主义——不再能够保障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①经济危机首先是资本能力的危机，它不再能够通过社会与政治的辩证法来掌控其与劳动之间所存在的冲突性关系。劳动毫无止境的诉求(无论被认为是高工资、在生产过程中的不服从还是拒绝社会管控机制)将辩证过程推向断裂点，让中介调节失去可行性。于是危机管理的策略从中介调节变为排斥：既排斥传统的谈判过程，也将劳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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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福利国家三驾马车——泰勒制、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在最近崩溃的研究不胜枚举。其中一本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是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和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的《第二次产业分化》(TheSecondIndustrial Divide)

生产场所排斥出去。

在我们看来，可以将排斥资本与劳动之间谈判机制的趋势视为反对社团主义的政治筹划，这种筹划在美国或许始于尼克松当政时期，到里根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完成。这个筹划在根本上要致力于两个方向。首先是对社团主义的间接挑战，从而动摇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并且弱化集体谈判的条件。作为紧缩运动(re-trenchment)的一部分，社会救济项目遭到削减，失业率的上升也得到默许。社会中陷入贫困的人口在扩大，就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些都严重削弱了工人在面对雇主时的集体谈判的力量(例如见弗朗西斯·皮文和理查德·克拉沃德，《新的阶级战争》[TheNewClass War],第13页)。里根政府致力于撤销反托拉斯法案，对工业去管制化和私有化，这些措施推进了如下运动：弱化劳动的位置，并且打破了自新政以来以某种形式存在的契约平衡。其次，国家对社团主义发起直接的攻击，怂恿企业彻底拒绝劳动的集体谈判。慢慢地，罢工最后面对的不再是谈判协商，而是悄无声息的武力展示和后备工人，最值得重视的先例就是专业空中交通管制员组织(PATCO)的罢工，后来还有东方航空、《纽约日报》、灰狗巴士、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等工人的罢工(见萨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大卫·戈登[David Gordon]与托马斯·韦斯科普夫[Thomas Weisskopf]，《荒原之后》[After the WasteLand]，第125-127 页；以及最近出版的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身份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第1 -9页)。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有组织劳工的力量和社团主义的代表力量在持续衰落。里根政府所宣布的新社会契约的正面内容依然模糊不清，其负面内容则一目了然：社会契约不会建基于集体谈判或劳动与资本之间被中介的平衡上，这些一度是福特主义政治平衡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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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弱化劳工(作为谈判伙伴)所处位置的政治机制起补充作用的，还有另外一种趋势，那就是通过自动化和计算机化对工作场所进程重新组织，从而真正将劳动本身从生产场所排斥出去。这个过程既涉及资本的流动性，同时也涉及(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述)可变资本比例的降低和固定资本比例的提高。在此过程中，之前存在的劳动与资本间的平衡进一步发生倾斜，或者说，当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被机器所取代时，平衡问题本身就变得越来越不相干了。汽车工业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案例，让我们看到一度非常强大的工人力量如何因为自动化而被削弱、压制和击败。在密歇根的弗林特市(Flint)，正如在意大利的都灵一样，工人主体性和力量爆发的历史场所成为马可·雷维里(MarcoRevelli)所称的“工厂荒漠”。①所有这些都与工会制度的普遍衰落步调一致。

正如劳动的范畴从后现代自由主义理论中的法律秩序的构成中被排斥出去，与劳动的谈判协商也在新自由主义实践的政治秩序的构成中遭到了边缘化。当然，劳动在法律秩序构成中遭到的排斥可以表现为被动的(仿佛只是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缺陷或疏忽)，但是在政治秩序构成中遭到的排斥则是主动的，有时甚至要求粗暴的排斥。尽管有这些非常现实的差异，但是将劳动从构成中排斥出去的行为却是相通的，这种相通性或许就是可以解释为何当下的政治语境让罗尔斯的理论——尤其是对其所进行的后现代阐释——在法律理论中取得一定主导地位，以及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理论如何可以用来推进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筹划的核心要素。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在自由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实践中,对社会对抗的置换或者疏散(dispersal)—而非介入和调节——通过作为一般社会行动者的弱势主体形象而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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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都灵菲亚特工厂进行重构的历史，见马可·雷维里，《菲亚特的工作》(Lavorare in FlAT)。本杰明·科里亚特(BenjaminCoriat)关于工业自动化的后果以及所谓的日本生产模式也有非常精彩的研究，见《车间与机器人》(L'atelier et le robot) 以及《反向思考：日本企业中的工作与组织》(Penseràl'envers: Travail et organisation dans l'entreprise japonaise)

福利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严重侵蚀，因为劳动日益被排斥出构成，国家也不再努力确保充分就业。如果我们采取另外一种视角，从国家支出以及国家对经济和社会机制的干预角度来考察福利国家，就会发现在这段时期福利国家并没有萎缩而实际上是在成长。从干预的范围和力量来看，新自由主义筹划涉及国家实质性强化。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发展并没有造就一个“弱势的”统治形式，因为国家作为社会行动者并没有逐渐耗损或者消失。恰恰相反，国家非但没有变弱，反而变成了日益强大的主体。“自由化”并非意味着权力的去中心化或者国家的削弱—任何削弱或许都更加接近于瓦蒂莫所欢呼的对“本质性”国家权力的高度强调。尽管诉诸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修辞，国家支出(即便是社会福利支出的大部分领域中)和国家对市场行为的干预实际上增多了(勒格朗[J. LeGrand]和温特[D. Winter]，《中产阶级与对英国福利国家的捍卫》[“The Middle Classes and the De-fence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第148页)。在这个意义上，福利国家的支出结构在面对新自由主义的攻势时，表现出了不可扭转的迹象以及令人吃惊的抵抗(弗朗西斯·皮文和理查德·克拉沃德，《新的阶级战争》，第157-158页)。新自由主义无法通过国家权力的分散或去中心化来应对经济危机，相反，它要求的是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上的权力的集中和有效行使。宣称的削减其实非常微小，在新领域内国家支出的扩张却是大得惊人，尤其是在军事支出方面(萨缪尔·鲍尔斯，大卫·戈登与托马斯·韦斯科普夫，《荒原之后》，第130页及其后)。新自由主义国家展开行动，并非要削减福利国家的结构，而是要对其进行重新规划或再结构化。通过这样一种方式，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构成了自上而下的革命，这场革命既维系了有着50年历史的福利国家政治所创造出的巨大的经济力量与结构，同时又让其服务于不同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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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和重构国家权力的同一过程也发生在法律领域，其手段既可以是通过行政机构直接占用权力，也可以是通过对司法机构的补充性改造来使其与行政部门的行动达成一致。宪法内的“里根革命”是通过在一系列举动而实现的，如对最高法院、司法部以及各级联邦法庭任命。尽管里跟政府有各种说辞，但这些人事上的变动并没有让司法脱离政治，也没有再造出对宪法进行纯粹解读的梦想，只是产生了一些新的带有倾向性的宪法解读范式以及“司法能动性”(judicialactivism)：自由主义的司法能动性只不过是被保守主义的司法能动性所取代(见德沃金[Ronald Dwor-kin]，《里根革命与最高法院》[“The ReaganRevolution and theSupremeCourt”])。尽管这种新的能动性通常是在联邦主义的名义下运作，拒绝在联邦层面来处理案件，而是将它们推给各个州审判，但行政层面在通过司法层面来追求一贯的意识形态筹划方面，效力并没有减弱。这个转变最严重的后果在女性生育权的领域所产生的影响最大—从对医生提供堕胎信息的言论钳制令到堕胎权本身。其结果就是，正如福利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公共支出得以维持和重新规划，同样地，尽管存在弱势的、非意识形态性国家的说辞，强大的法律权力也得到保存，并且指向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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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家强化为强大臃肿的主体，让其成为经济和法律领域内主导性的社会行动者，这决定性地造就了新自由主义国家“非自由的”面孔。这或许在近些年公民自由遭到重大削弱的事实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过去几十年所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中，无论是国外的巴拿马和伊拉克战争，还是国内针对毒品和黑帮的战争，《权利法案》所遭到的侵犯是最严重的。国外的战争导致了临时性的半戒严状态，最明显地体现在对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的钳制上，而国内战争带来了永久性的半戒严状态。例如，旨在禁止“无理”搜查和扣押的宪法第四修正案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效了，与此同时警察的权力却不断在强化。与毒品和黑帮相关的“形象”(pro-files)现在通常就成为可以让警察叫停并搜查公民的充分标准。①仅仅是种族和文化身份几乎就足以让警察产生充分的怀疑。因此在少数种族群体中，尤其是在非裔和拉丁裔群体中，有极高比例的人口不仅无端被警察叫停和骚扰，而且还被逮捕、定罪甚至处决(见曼宁·马拉布[ManningMarable]，《黑色的美国》[“Black America”]，第12 页)。对宪法第四修正案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种族主义的(再)制度化是存在一致之处的。一般来说，最近《权利法案》①的衰落强化了传统的联邦主义筹划—强化国家的权力以遏制社会动乱的危险。国内与国外表现出的不断强化的军事主义，以及日益诉诸社会警报、恐惧与种族主义的政治，这些都表明国家的某些法西斯主义要素的出现，表明国家在走向警察国家:从法治国向警察国家的转变总是要途经恐惧、仇恨和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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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最近因为严打毒品而导致公民自由的萎缩所展开的讨论，尤其是关于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讨论，见斯蒂芬·萨尔茨伯格(Stephen Saltzburg)，《非法毒品的另一个牺牲品：第四修正案》(“Another Victim of Illegal Narcot-ics：TheFourth Amendment”)。戴维斯讨论了洛杉矶警察局严打黑帮对公民自由所造成的后果，见《水晶之城》第五章《锤子与岩石》(“The Hammer andthe Rock”),第 265-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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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革命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社会的实质构成中为一个自主与强大的国家的权力提供立足点，从而让其创造出真正的一体性和共识，换言之，在其秩序中挽回并且驯化社会基础。这项筹划的一个推手就是扩大国家干预的范畴的运动，将道德问题也包纳了进来。里根和布什政府的大多说辞不是将当下的危机首要地视为经济危机，甚至不是视为法律与秩序的危机，而是视为道德危机，国家方向的危机以及道德体系的危机。因此国家的干预不仅被视为经济福利的工具，而且也日益被视为公民道德福利的工具。像女性的生育能力、药物使用、宗教活动、家庭价值以及性取向等问题都日益成为国家直接干预的重要场所。国家需要道德引领和道德教育。因此，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强势主体地位通过推行全民在道德上的一体性，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部分强化。我们应该指出，这是新自由主义行为另外一个“非自由主义的”侧面，而这与我们所讨论过的自由主义理论是不相兼容的。在罗尔斯自由主义论述的语境中，权利相对于善的优先性排除了确立这种道德一体性的可能性，正是因为摆脱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和道德上的目的论，罗蒂这样的作者才可以实现自由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筹划的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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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的是美国宪法中第一至第十条宪法修正案，由詹姆斯·麦迪逊起草，1791年12月15日获得通过。——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