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概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筹划与后现代自由主义在如下问题上的重合，两者都致力于将劳动的范畴从宪法中排斥出去，置换在福利国家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关于谈判和协商的社会契约。这个转变促使自由主义理论提出弱势国家概念和弱势政治主体，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却反其道而行之，强化并且扩展了主宰社会领域的作为强大且自主主体的国家—不仅在公共支出领域，而且也在司法和警察活动的领域。国家主体形象的多重表现样态应该让我们明白，我们目前所论述的后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路线不足以说明和深化新自由主义行为的实际需求。里根一布什时期的国家行为要将自身表现为道德权威，有能力在道德上(不是经济上也不是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将全民统合在一起，这可以为我们提供初步的线索，让我们可以更为充分地把握当代国家一形式的形象。

共同善与社会主体

我们暂且记住当下国家的这些需求，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理论论述的主线以及自由主义理论的领域内，来重新审视其发展。现在，在认识到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所面对的实际压力后，我们想要追踪作为罗尔斯及其批评者的理论筹划问题的强势社会主体的出现。在发展后现代法律概念及相应的司法体系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意识到罗尔斯的论述与其正义论的工具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消失了。在某些方面，这种阐释掏空了自由原则中所包含的社会内容，将平等原则转化为对任何内容都漠不关心的原则(aprinciple ofindifference),并且基于这些原则确立了一个形式性的程序框架，这个框架既保障秩序，同时也否定社会深度和运动。很明显，后现代法律的这种特别发展并没有说明罗尔斯视野的全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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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义论》中，罗尔斯一直试图通过诉诸平等、博爱和共同善等概念为社会存在赋予现实的规定和内容。或许这种趋势的顶点就是将差异原则作为发展社会平等机制的提议。罗尔斯解释说，差异原则是表达了我们欲求博爱心理的正义原则，因此也是最为清晰地奠定了人类共同体并且用现实的规定构成社会存在的原则。这里我们可以最为清晰地看到罗尔斯对于民主的激情：“那些出身优越的人的更高期待唯有在他们加入如下计划中——提升社会中最为弱势成员的期待——才可以说是正义的”(第75页)。就差异原则来说，我们认为罗尔斯更接近耶稣的“登山宝训”而非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那些关心我们中最不幸群体的人有福了。差异原则站在最弱势群体的立场上，奠定了我们在社会现实中对正义的考量。事实上，最大化最小值准则(maxi-min criterion)—借此我们基于社会中最底层如何在各种构型中得到改善的考量，来选择社会制度安排——有着明显的基督教色彩，尽管其论述是基于理性行动者的算计(见《正义论》，第153页及其后，以及《最大化最小值准则的某些理由》[“SomeReasonsfor the MaximinCriterion”])。如果我们选择某个宪法，然后在作政治决断的时候，一直将首要目的确立为改善最弱势群体的状况，以及制定有时有利于、有时不利于那些境况优越群体的政策，那么我们就确立了一个追求社会平等的趋势，从而构成了一个一体化且强大的社会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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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不仅将这个追求社会平等的趋势作为一种原则，而且试图将其在制度安排中确立下来。差异原则首先要坚持“机会的公正性平等”。他解释说，有管制的市场这个观念就是基于机会平等这个观念之上的，而自由市场则是奠基于能力或者才智的不平等之上的。平等的机会要求在社会互动中进行积极的制度性干预，从而纠正某些系统中先在的不平等。例如罗尔斯论述说，“学校体系——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都应当设计得有助于拆除阶级之间的藩篱”①(《正义论》，第73页)。在得到管制的市场竞争机构内，差异原则面对着纠正突出的不平等问题，无论这些不平等是“自然抓阉”还是某些社会安排的后果—简言之，任何“从道德角度看来是任意性的(arbitrary)不平等”(第74页)。事实上，从道德角度来看唯一不具有任意性的不平等就是那些为弱势群体谋福利的不平等。因此就有了第二个正义原则的最终版本：“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他们：(1)适合于最弱势群体的最大利益；(2)依系于在机会的公平性平等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②(第83页)。在罗尔斯的想象中，社会机构和改良主义的国家机器在将社会引向更大程度的平等并且在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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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译文见《正义论》修订版，前引，第57页。——译注

②中译文见《正义论》修订版，前引，第65页。译文有改动。——译注

在对差异原则的论述过程中，我们已经与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后现代阐释拉开了距离。就社会不平等来说，罗尔斯并没有抬高偶然性所带来的自由，而是相反，试图通过改良主义的社会机制来消除所有偶然性的残余。这里罗尔斯似乎通过博爱的概念(在这个概念里，必然隐含着共同善的观念)想要提出一个具有一定深度和力量的集体性社会主体。对偶然性的消除导向了对必要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这是正义的应然内部固有的社会存在。

然而，一旦这种民主的社会趋势被提出来，在罗尔斯的理论中就不断遭到边缘化。事实上早在《正义论》中差异原则就有两次被推向从属地位:第一次是让位于自由的优先性(第250页)，第二次是让位于权利或者公平机会的优先性(第392-393页)。在这两种情况下，差异原则的实际力量遭到削弱，这样一来尽管原则在抽象层面上还存在，其在现实中的实施变得越来越难。①尽管差异原则和相应的“最大化最小值准则”在罗尔斯著作刚面世的时候占据了关于正义理论讨论的核心，但近些年来其体系的这一方面越来越遭到边缘化不仅在罗尔斯自己的作品中，也在其批评者的作品中。于是，差异原则—最初在文本中出现的时候体现了社会改良者的民主精神—日益被弱化，其结果就是朝向其表面承诺的社会平等趋势依然是体系中的微弱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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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中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会起到核心且积极的作用。差异原则因此起到了弥合理论事宜与宣传事宜(advocacyissues)之间鸿沟的作用，将理论付诸了实践。

①我们只要粗略关注差异原则可能得到实施的一些案例，就会认清其在现实中的无效性。桑德尔在平权法案政策的语境中评估差异原则，意在表明，即便提供了平等的理论视野，这种原则也无法为制度性机制提供坚实的实际基础来减轻社会不平等。他论述说，差异原则激发了对社会资产的集体所有权概念，但这个原则并非建立在共同体概念的基础上，因此在关于社会应得的实际政策决断的争论中没有任何实际性的说服力(《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第135-147页以及第二章)。或许更具启示性的是罗尔斯给出的关于在凯恩斯思想中对差异原则的策略性利用，这让我们对其理论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罗尔斯解释说，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正是财富分配的这

尽管差异原则最终只是罗尔斯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夭折的幼儿，但这个原则本身及其所包含的对于博爱的共同体的追求为罗尔斯持社群主义主张的批评者提供了明确的出发点。①罗尔斯实际上希望我们去抢救他思想中的这个趋势，将其完成，从而补充自由主义关于社会存在的概念，并且提出能够赋予博爱、公民德性以及共同善以意义的强势主体概念。在对罗尔斯筹划的社群主义批判中，或许迈克尔·桑德尔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受到了最多的关注，得到了最深入的讨论。①在我们看来，桑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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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平等使资本的急剧增大成为可能，使每个人的一般生活水准或多或少地稳定提高成为可能。在凯恩斯看来，正是这一事实为资本主义再度提供了主要的辩护……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凯恩斯的辩护—无论其前提是否成立—可能会导致完全反对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正义论》，第299页)。(中译文见《正义论》修订版，前引，第235页，译文有改动。——译注)在一系列关于优先性的论述将正义体系中的社会平等问题边缘化之后，再生产不平等的一般化体系得到了正当化和理性化—而且更糟糕的是，这是以最弱势群体的名义得到支持的！这里我们能够看到，通过一系列的边缘化处理，罗尔斯成功地消灭了体制中的张力，并且将民主与平等的趋势削弱到徒有其表的程度。

①尽管社群主义作为一种现象太过分散，很难称为一场运动或者一个学派，但其在批判罗尔斯和自由主义社会理论时却表现出了一定的一致性。与形式主义的权利概念、个人主义的道德基础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弱势社会主体不同，社群主义因其强势而坚定的理论立场而得以突显。如果说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初期，即在罗尔斯写作《正义论》的时候，道德理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福利国家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ism)之间的争论，从那时开始，关注的焦点急遽转向了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与社

群主义的德性和共同善概念之间的争论。然而我们应该强调，不应当将社群主义视为反自由主义的思想：社群主义虽然批判自由主义，但并没有拒绝自由主义，而是“完善了”自由主义，正如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完善了唯心主义体系。

①在这里的讨论中，我们主要关注桑德尔、泰勒以及具有突出黑格尔主义色彩的社群主义思想，这并非因为这一脉思想具有代表性(事实上在这样一个具有多样性的学者群体中，很难说哪种立场具有代表性)，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学者对罗尔斯及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最具有一贯性，论述得也最为完备。很多人试图通过哲学师承来概括社群主义的特征：由泰勒代表的黑格尔主义学派，由麦金泰尔所代表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学派，以及由昆廷·斯金纳所代表的公民共和主义学派。这只是出于方便的概括，难免具有误导性，因为边界并没有那么清晰。例如，麦金泰尔本身就是优秀的黑格尔研究者，他在《德性之后》中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当然也深受黑格尔的影响;泰勒则是公民共和主义坚定的拥护者(例如见《话不投机：自由主义一社群主义论争》[“Cross-Purposes:The Liberal-Communitarian Debate”]，第165页及其后)。我们希望我们对黑格尔主义版本的社群主义——虽然这个版本也不具有代表性——的解读至少可以让人们更为深入地认识社群主义思想的其他脉络。还有些学者经常被视为社群主义者，但当事人并不一定接受这个标签，如罗贝托·昂格尔(Roberto Unger)、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威廉·苏利文(WilliamSullivan)以及迈克尔·沃尔泽。我们这里找到的有所裨益且具有批判性的评论文献有穆夫(Chantal Mouffe)，《美国自由主义及其批评者》(“Le libéralisme américain et ses critiques");艾米·古特曼(Amy Gutmann),筹划的精彩之处在于他将过去25年中在英美学界对政治理论最具影响和实质性贡献的两本书引入了争论：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和查尔斯·泰勒的《黑格尔》(1975)。罗尔斯的著作很明显是桑德尔的研究对象;泰勒在桑德尔作品中的出现即便没有那么频繁，但作为整个论述的坚实的关键基础，也非常重要。事实上阅读桑德尔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好像被带回到了哲学史之中：从泰勒的视角来理解罗尔斯就像是在重复黑格尔对康德的著名解读。有作者写道：“如果当下自由主义学者被引领去重新发现康德,那么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就应该去再度发明(reinvent)黑格尔”(斯蒂芬·史密斯[Steven Smith]，《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批判》[Hegel's Critique of Liberalism]，第4 页)。桑德尔的黑格尔主义立场不仅提供了批判的基础，而且有着一系列难以察觉的后果。换言之，桑德尔不仅采用了泰勒的术语去组织自己的论述，而且正如我们将要认识到的，在预设某种黑格尔主义立场的同时，他也造就了一个在接下来出现的论述的二律背反必然要走向某个前定的解决方案的语境：以普世共同体形式出现的黑格尔主义的综合。于是自由主义的弱势主体在作为主体的强有力的国家概念中得到了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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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批评者》(“CommunitarianCritics of Liberalism”);沃尔泽，《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TheCommunitarianCritique of Liberal-ism”);桑德尔，《〈自由主义及其批评者〉导言》(“Introduction to Liberalism andit Critics”);泰勒，《话不投机》;以及南希·罗森布鲁姆(NancyRosenblum)，《〈自由主义与道德生活〉导言》(“Introduction toLiberalism and the Moral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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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向罗尔斯提出的核心问题关系到自由主义道义论的(deontological)主体的性质和能力。他首先试图去揭示隐含在罗尔斯话语中的主体或自我理论，然后尝试去评估其能否完成道德任务。这个方法让罗尔斯的论述有了新的认识，并且让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突然显得非常虚弱且难以立足。自由主义主体的虚弱状态是桑德尔研究中的首要关怀和主题：“自我在论述中的很多地方都有消解为彻底离身化(disembodied)的主体或者崩解为彻底情境化的(situated)主体的危险”(第138页)。在更为细致地考察对罗尔斯式主体的这种概括之前，我们目前应该充实桑德尔借以展开其批判的视角。桑德尔将现代的主体理论视为由一对危险所威胁的危险领域：必须跨过进退两难(Scylla and Charybdis)的通道才能提出道德哲学。一方面，因为主要从智识的视角来看待自我，主体理论会犯错——这是“彻底的离身化”因而也是彻底自由的主体;另一方面，主体理论可能因为过于物质的(material)视角而误入歧途——这意味着“彻底情境化”和由此得到规定的主体。然而，虽然道德理论的核心困境——关于自我的相悖的概念——在桑德尔的研究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但其本身并没有得到详细论述,只是被当作想当然的前提。

事实上，为了把握这种主体理论的整体发展，我们应该转向查尔斯·泰勒的作品。在其对黑格尔的研究中，泰勒以非常宏大和全面的术语提出了问题：(1)主体理论是现代思想的根本性场域；(2)现代哲学——事实上是现代文明本身——中存在两种主要的对立的思想和感知(sensibility)潮流；以及(3)黑格尔在其主体即具身化的精神理论中提出了这两种潮流的综合。①第一种潮流——泰勒在赫尔德那里发现了最完善的表述——主要体现在宇宙表现性的一体性(cosmic expressive unity)的浪漫主义观念：“表现主义观念的一个核心追求就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让人的自我一感受与对所有生命、对有生命的自然的同情相统一”(《黑格尔》，第25页)。因此人并非与客观世界相对立，而是被包纳在现实的宇宙主体之内。现代思想的另一个潮流——这在康德那里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论述——关注的是启蒙主义的人类道德自由的概念，并因此提出了智识的理性的主体。“我’为纯粹的形式性律法所规定，而这种律法只是作为理性的意志在约束我，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宣称，我’独立于所有自然的考量和动机，独立于主导它们的自然因果律。”(《黑格尔》，第31页)这种激进的人类自由概念将人类呈现为具有自决能力的，这并非因为人类是物质性的存在，而是因为人类是由理性的、道德的意志所构成的智识性的存在。在泰勒看来，这两种潮流，这两种关于主体的概念，直到今天依然构成了现代思想和文明的关键参数。黑格尔哲学之所以至关重要且经久不衰，是因为他比其他任何思想家都更好地克服了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将“康德式主体理性的、为自己立法的自由，与时代所渴望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表现性一体性”很好地结合了起来(《黑格尔》，第539页)。泰勒作品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是他对主体理论核心地位的关注。他将现代思想史解读为两个部分性(partial)主体之间所具有的无所不包矛盾，这种解读策略为黑格尔主义的替代方案——即“彻底的自由和整体性表达(integralexpression)之间的统一”(《黑格尔》,第43页)——提供了基础，或者说创造了必要前提。考虑到其论述的出发点，其他任何解决方式都是部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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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泰勒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将这一问题又复杂化了。他考察了更为广阔的历史时期，讨论了更多的作者，并且对其所提出的历史趋势给予了更为详细的分析。值得一提的是，黑格尔不再是现代地平线中的主导性人物。尽管有这些转变，泰勒的论述依然聚焦于如下两者的综合:表现性一体性(expressive unity)的主体和作为现代性核心筹划的不受约束的(disengaged)理性的主体。

对我们的研究来说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在解读罗尔斯的过程中，桑德尔不仅采纳了黑格尔主义的视角，而且还采纳了泰勒阐释过的黑格尔主义视角：他既采用了泰勒的术语，也采纳了他的阅读策略，即将现代思想的核心问题视为由理性思想的自由所定义的主体与立足于物质现实的规定性之上的主体之间的矛盾。认识到这个框架之后，我们本以为桑德尔会批判罗尔斯自由主义筹划中的康德式的唯心主义。然而桑德尔的处理更为谨慎，并且认识到罗尔斯在某些非常重要的层面的确是从康德式的道德框架出发：“罗尔斯将自己的筹划确立为保存康德的道义论教导，同时用更不易被指责为具有偶然性且更适宜英美脾性的本土化形而上学去取代德国式的晦涩难懂”(第13-14页)。在桑德尔看来，罗尔斯通过拒绝先验的基础并采纳了一种合理的经验主义，优化了康德主义的道德。因此，桑德尔的论述策略不在于简单地从黑格尔主义出发，去对罗尔斯的康德主义进行批判，而是更为复杂细致。罗尔斯追随康德发展出了一种理想的道德理论，但桑德尔采纳的是对“对离身的主体”的“彻底自由”所进行的批判；另一方面，罗尔斯拒绝了康德主义的先验基础，建构了经验主义和程序性的社会体系，而桑德尔采纳的是对“彻底情境化”或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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