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主体性的生产总是杂交和越界的过程，在当下历史中，这种主体性的杂交体是在人类与机器的界面而不断产生的。今天，主体性被剥去了所有看似有机的特质，从工厂中涌出来，成为智能的技术配置体(assemblage)。穆齐尔(RobertMusil)在数十年之前写道，“在过去某个时间，人们自然地生长进入早已等待他们的境地，那就是成为自我的可靠方式。但是现在，事物分崩离析，当一切事物都脱离自己生长的土地，甚至于在与心灵的生产相关的地方，我们真是应该用某种与机器和工厂相契合的智能来取代传统的手工艺”(《没有个性的人》第2卷，第367页)。机器是主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非只是一个附件，或是某种义肢—而是像主体的其他特质一样;其实，从本质和根本来说，主体既具有人性，也具有机器性。艾滋病运动所具有的高科技特征以及社会劳动日益具备的非物质特征都指向了贯穿我们身体的新的人性。赛博格是当下唯一适用于对主体性进行理论化的模型。①没有器官的身体，没有本质的人类，赛博格：这些就是当下在地平线被生产出同时又能够主动生产的主体形象，是在当下有能力建设共产主义的主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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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抓住真实的历史进程才可以将我们从“主体消失”的幻象中解放出来。当资本完全将社会吸纳进自身，当现代资本的历史走向终结，是主体性通过劳动成为改造世界的动力，并且也成为昭示存在的力量在本体论层面的强弱指数，并且大声告诉我们历史并未终结。或者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达，当主体性穿越实质吸纳的荒芜领域，并且经历后现代主义或玩世不恭或焦虑不安的着魔状态，同时认识到它们并非不可逾越的界线，而是通过主体性的方式重新激活存在力量不可或缺的通道，主体性的理论将这个边界与革命紧密地、不容置疑地联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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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很多学者已经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对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宣言》作出回应。其中一例见奥拉基亚加(CelesteOlalquiaga)的《大都会》(Megalopolis)，特别是第10-17页。我们会在第七章《后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和共产主义的现有前提》部分阐述赛博格和社会工人之间的关联。

后现代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无论“支持”或是“反对”，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已变得毫无意义，就好像我们已站在新时代的门槛，还要选择是否踏入大门一样。我们身不由己，都是新时代的一分子，如果我们想要批判现存状态或者提出不同于现存状态的另类计划，就必须从内部攻破堡垒。后现代时期——或无论以什么样的词汇来称呼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确存在，尽管这段时期也和之前时期存在共同之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产生了太多的含混不清，我们认为，这部分是因为太多的理论家(甚至那些对资本主义形态的变迁进行分析的理论家)没有将自己的分析置于对抗以及决定这种对抗的阶级冲突的语境中。当我们认识到后现代就是现存状态，我们不仅应该关注新的统治和剥削形式，而且也应注意到新的对抗形式，这些新形式拒绝剥削，而且积极地提出另类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意味着认识到在当下构成主导性劳动过程中所涌现出的对抗，并且将这些对抗引向另类的筹划。通常的情况是，有些作者会认为，在现代时期，社会和政治的分析将文化从属于经济(上层建筑从属于经济基础)，而作为某种补偿，后现代时期要求我们颠倒这种关系，将经济从属于文化。这既误解了现代性，也误解了后现代性。我们认为，要关注生产价值的活动和价值增殖过程，因为这可以打破社会、经济、法律和政治之间的边界，并且避免一开始就提出错误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后现代资本主义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资本对社会的实质吸纳阶段。在之前的时期(资本对社会的形式吸纳)，资本对社会生产行使领导权，但是依然还存在很多作为前资本主义残余物的、外在于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在形式上将这些外在过程吸纳进自身，将它们置于资本主义关系的统治之下。在实质吸纳阶段，资本不再有外部，也就是说，这些外在的生产进程消失不见了。所有的生产过程都源自于资本内部，因此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都在资本内部进行。在工厂内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以及资本主义剥削已经越过了工厂的围墙，渗透进所有社会关系，同时也规定着所有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如下观点：应该将当下社会视为工厂一社会(我们会在第六章的《后现代法律和宪法中劳动的幽灵》部分回到实质吸纳及其对法和国家理论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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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现代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好像是社会中的先验存在物。资本似乎没有他者。社会资本不再只是协调者，而是好像真正成了社会生产领域中的生产者。资本一直梦想取得自主性，从而一劳永逸地让自己摆脱劳动。特龙蒂(MarioTronti)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道，“资本的政治史就是资本试图从阶级关系中脱离的历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资产阶级以对工人阶级各种政治统治形式为工具，试图摆脱无产阶级的历史”(《拒绝的策略》[“Strategy of Refusal”],第32页)。在后现代时期，在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阶段，资本似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独立。随着其生产基地在第三世界的扩张、某些种类的生产从全球北方转向南方、市场无处不在、货币流通顺畅无阻，资本真正变得全球化了。然而资本主义关系在后现代的普遍化还有另外一副面孔。随着特定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越出工厂的高墙，并贯穿所有形式的社会生产，对这种剥削的拒绝也在社会领域内同等地普遍化了。虽然后现代时期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管控社会，但同时也带来了反抗这些生产关系的活劳动的对抗以及扩张至前所未有边界的共产主义潜能。这些新的对抗形式以及相应带来的另类选择就是我们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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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绝非要对后现代进行一般性的分析，而是要将我们的关注点聚焦在当下国家一形式的法律结构上(见第六、七章)。在后现代时期，法律实践所描绘出的是马克思对自由国家的定义即“人权”的“极权主义政体”的漫画版。后现代主义的法律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主题的变体。另一方面，我们的任务是认清劳动过程和主体性生产之间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促成了两者的不断变化，并且表征了统治它们的权力结构的转变。我们说过，应该以总体批判的形式来考察这个任务。换言之，我们认为，通过批判当下世界的悲惨境况—这个世界被法和国家的结构所肯定和过度决定，我们可以在批判的过程中，释放有能力开启共产主义的智识和伦理能量。而我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是彻底民主的政治体制，是斯宾诺莎所说的绝对的民主政体。这种批判也开启了构成新的主体的进程;批判是对自由空间的建构这个空间由新的主体所栖居，因为资本主义的成熟与危机而得以可能—并提出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统治的问题。

当然，认识到后现代主义就是现存状态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现代实践与思想都已穷途末路，毫无用处。我们会论证如下说法更为准确和有益：市民社会而非现代社会消解了，因此我们可以将当下的世界称为后市民社会，而非后现代社会(见第六章《国家对社会的实质吸纳》部分)。无论如何，只要现代性依然受到西方思想潮流的影响—这种思想直至今天依然提出激进民主的观念来对抗高歌猛进的资本主义，它在今天就依然是开放的，具有活力的。这种激进民主的思想脉络在现代是从马基雅维利和斯宾诺莎到马克思，在当代则是从尼采到海德格尔、福柯和德勒兹。这并非文献学的索引，而是对批判和构成性思想的另类领地的肯定：正是在这块领地上，主体性形成了，这些主体性有能力施行彻底的民主，并且通过劳动，具备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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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马克思主义

我们从共产主义的视角出发，提及现代和当代思想中的另类思潮，目的并非只是为了文献学上的光鲜靓丽。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相信，共产主义不只是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而得到定义，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只是定义共产主义的一个主张，尽管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主张，这个主张阐述了贯穿人类历史的那个根深蒂固且不可抗拒的欲望。当我们在这里提到共产主义时，我们主要指的是唯物主义方法。当然，唯物主义也并非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在从恩格斯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或者说诸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我们可以发现，正好相反，很多思维形式和研究方法在我们看来都与内在性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关系不大，这并非偶然(之后我们会考察由“Diamat”①所代表的对唯物主义的骇人误解或扭曲，所谓“Diamat”是由斯大林时代苏联官方生产和推广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版本。见第四章《修正主义传统及其关于国家的概念》部分)。因此我们希望将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置于现代唯物主义批判的伟大思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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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iamat”，这种“唯物辩证法”的缩写或简称形式通常指苏联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教条化、庸俗化表述。——译注

在我们看来，没有必要因为有人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就去参考他们的作品。或者说，我们只对那些从事批判现存状态的作者感兴趣，在本书中，我们主要关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不厌其烦地追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发展，或者就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某些问题的看法表明立场，这些并非我们的兴趣所在。在经院哲学传统,尤其是所有教条的经院哲学传统中，争论(Quaestio-nes)一个接一个，无聊但又自成一体；每个作者都必须回应这些问题，而他们思想的价值就取决于这些思想与之前答案所确立的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传统似乎很容易陷入这样毫无结果的程序中。尽管如此，当我们试图让自己摆脱这些正统的问题时，我们并非要说，我们轻而易举地抛弃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所发展出的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所作出的反思，这些反思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对我们以及读者来说，毋庸多言的是，我们深切受惠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许多思想家，虽然我们并没有直接提及他们。例如，我们吸纳并发展了帕舒卡尼斯(E.B.Pashuka-nis)①的思想和他“权利等于市场”(right equals market)的公式;我们吸收了葛兰西的一系列思想，如结构和上层结构/建筑的关系，对领导权②概念的改写以及对“消极革命”的反思；尽管我们具体来说拒绝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但是在后现代时代试图就国家对意识形态的利用问题提出定义和批判的时候，我们会复活这个理论；当我们论及市民社会概念的危机时，我们会接受并同时批判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某些概念区分和特龙蒂关于“政治的自主性”的论说；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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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帕舒卡尼斯(1891—1937)，苏联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代表作《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已有中文版。——译注

②本书中我们一般将 hegemony翻译为“领导权”，将 hegemonic翻译为“统领性的”，以区别于dominant(主导性的)。——译注

然而，所有这些思想并不会让我们特别想要去做传统的守护者，而当有人想让我们将自己归入传统时，我们不会掩饰自己的不自在。我们认为自己属于唯物主义批判的传统、绝对内在主义的传统以及共产主义的传统。我们更想做的是批判“现存状况”。我们的方法完全只限于攻击事物的本质，即攻击国家一形式，而非攻击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所论述的国家一形式。甚至于当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明确论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时，我们感兴趣的并非是与各类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比较并提出我们自身的看法，而是通过集体性的批判所涌现出的现存状况以及更为具体地说，国家一形式的新形象。简言之，我们认为，协同努力去把握和批判我们研究的对象，而非纠结我们的理论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会让我们更有收获。

在此语境中，我们更加关注资产阶级的国家理论家，看起来就不那么突兀了。本书所批判的凯恩斯、罗尔斯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会从内部就资产阶级国家生活的关键环节给我们带来启发。马克思主义传统有时会对研究的对象进行抹平和分类(这个传统在空洞的升华方面的确非常强大)，而资产阶级理论家对他们热爱对象的投入以及在统领性文化中的浸淫，让我们能够从内部去理解这些现象。马克思曾经说过，关于革命，反动派教给我们的比革命者还要多。反动派会告诉我们他们所热爱对象的真相，无论是凯恩斯所热爱的印度事务部①或英格兰银行，还是罗尔斯所热爱的宪法学。他们的批判揭开了现实的面纱，这样批判理性就可以理解并颠覆现实。像凯恩斯和罗尔斯这样的作者是革命批判对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马克思的方法也是如此。对马克思来说，亚当·斯密和市场，李嘉图和谷物生意，图克、富拉顿和银行，凯里和美国工业，这些并无根本不同。对这些作者的研究让马克思发现了他们的思想中存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同时也是事物本身的矛盾。唯物主义者总是充满了对事物的热爱，而真正的思想只是名义上的(nominal)思想，是事物的组成部分，像事物一样具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不是切割概念，而是切入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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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本书想要传达什么信息或发出什么呼吁的话，那就是：让我们谈论事物，让我们谈论作为事物组成部分的理论；让我们进入语言领域，但要拒绝语言游戏，而是要去看看语言能够把握多少现实。

诸转变

本书所收文章之间的跨度长达30年。尽管如此，各篇文章之间的统一性却是一目了然的:将活劳动的力量从国家和权利为了剥削而建造的监狱中解放出来。贯穿这些文章的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对如下关系的批判，这是既勾连同时又分离劳动与政治的关系，既具有创造性又非常怪异，既充满活力又具有压迫性。我们的根本思路虽然有时并没有那么一目了然但却非常清晰，那就是要生产出批判性和实质性论述，从而让我们最终可以写出《资本论》的另外两章——这两章的思想在《大纲》中有所论述但却并没有明确写出：一章是关于工资的主体动力(作为工人阶级的存在模式)，另一章是关于国家(作为阶级冲突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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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凯恩斯曾供职于此，并写作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印度通货与金融》。——译注

如果说这本书的统一性对读者来说一目了然，那么同样应该清楚的是，话语的轨道因为历史的发展和本体性革命而得到说明，同时也为后者所割裂。在写作本书所经历30年过程中，我们见证了20世纪最为关键的转变：60年代的革命以及从这种革命的展开到苏联在1989年的解体①。换言之，在本书中，我们见证了从“大众工人”(mass worker)向“社会工人”(socialworker)的转变，从福特制社会向电脑化和自动化社会的转变，从被规划的劳动向自主和协作性劳动、非物质和创造性劳动的转变。在体系总生产力的组成中，正是这种转变生产出了新的主体性，规定了新的文化与政治关系，并最终规定了历史轨迹的转变。现代性历史中的彻底断裂以及新的后现代性范式的幽灵是本书的核心，并且决定了本书所要处理的主题。本书随着唯物主义革命性方法论所处理的客体和主体性规定的转型而展开。

第一篇的第二、三章是奈格里在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这两篇作品对代表性的资产阶级经济和法学理论家进行解读，从而试图去定义现代国家一形式的首要因素以及国家一形式奠基于其上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二篇的章节是奈格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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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作者在这里指的是东欧剧变。苏联在1991年解体。——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