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第六章 后现代法律与市民社会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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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然，我们应该牢记，这不是使用“共同体”这一术语的唯一方式。例如可以考察“黑人共同体”(泰勒可能会将其认定为部分性共同体)是如何被呈现为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强大主体，或者在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X)的话语中具有分裂可能的强大主体。我们会在下一章回到这个问题。

②道德和政治理论中的这种趋势与以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为中心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存在契合之处。斯考切波将作为历史社会行动者的国家的(相对的)自主性作为自己经验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公理，却没有任何规范性或政治性的价值。她的作品从不质疑国家是否自主于社会的力量，国家是否是首要的社会行动者，而只是断言，通过将国家视为自主的主体，我们就能够为社会的历史性转型构建出更好的解释模型。在斯考切波看来，国家自主性的命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在政治上处于中立的科学研究问题，可以用经验数据进行测试和确证。即便我们接受这个断言，斯考切波的作品和黑格尔主义的命题—国家是自主的和首要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不谋而合也只能创造出相互支撑的氛围。对斯考切波立场的概括，见《把国家带回来：当前研究中的分析策略》(“Bringing theState Back In：Strategies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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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社会的实质吸纳

我们追踪了罗尔斯的著作所启发的两条阐释路线，在过去15年中这两条路线产生了突出的影响。虽然两条路线在某些重要方面存在分歧，但是两者都共享同样的筹划，那就是对劳动在构成中的边缘化以及国家对社会的实质吸纳进行理论化。在第一个版本即对罗尔斯的后现代主义阐释中，国家法律秩序的自主性不是通过介入社会力量，而是通过从后者中抽离的过程而确立的。回避的政治方法将法律体系与社会现实分离开，这样权利的问题就可以在平衡抽象的投入以取得普遍平衡的机械过程中得到解决。这种对社会的抽象投射被自动地吸纳进国家内，因为社会拟象中的存在模式是体系自身的产物。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吸纳具有人工性、机械性的品质。然而第二条路线提供了更为实质性的版本，但这个版本也指向同样的吸纳过程。在此情况下，法律体系不是从社会抽象而来，而是人们想象它会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法律遵从国家秩序，构成社会主体，因此社会作为国家秩序安排内的稳定秩序而被创造出来。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体，“部分性共同体”，只不过是国家本身的某些样态(modes)，并且只是因为身处整体，在整个共同体，在国家中，才能认识自身或者自身得到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吸纳也是事先给定的，因为部分性社会主体不过是国家的产物。乍看起来，自由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好像只是重复了法治国的支持者与社会国家的提倡者之间的历史冲突，但深入反思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两种立场不过是致力于同一个筹划—国家对社会的吸纳——的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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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国家对社会的实质吸纳也标志着社会关系的新时代，因此需要新的社会理论范式。在我们看来，当我们认识到市民社会的概念已经无法再占据其曾经在诸多现代国家理论中所处的核心位置时，这种理论境况的新颖性就最为明显。市民社会的概念在政治历史中可谓言人人殊，这里无法对其复杂的演化过程进行综述。①对我们的论述意图来说，注意到黑格尔在这个概念中所引入的某些要素已经足够。在黑格尔的概念系统中，市民社会是无组织的社会一经济与法律交流、对抗以及冲突得到表达和组织的活跃场所。最为重要的是，它是组织劳动力和形成同业公会(laboring corporations)的场所(《法哲学原理》，第250-256页)。黑格尔认为同业公会这种组织具有直接的教育性，因为进入关系中的特殊利益能够进入或者被吸纳进普遍性之中。这是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所见到的作为从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转变的同样的教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单一利益的野兽被驯化在普遍性之中，这样其力量就可以得到利用(《耶拿现实哲学》第2卷，第268页)。伴随着生产的过程，市场上的交换行为以及法律的应用和实施都执行了这种教育的职能—让个体遵从普遍性。市民社会中的法律与经济机构突出了如下的接合路线(lines of articulation)，国家正是沿着这些路线，才可以处理并修补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制造出的对抗;这也是开启了最终导向国家的社会辩证法的展开调和的公共空间。因此市民社会就是作为普遍利益的代表的国家，吸纳外在于其秩序的特殊(singular)利益的场所。从这个意义来说，市民社会是形式吸纳发生的地方，是国家进行调和、规训以及修补外在于其统治的社会对抗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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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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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政治理论史中市民社会概念更为详细的讨论，见奈格里，《巡视市民社会》(“Journeys Through Civil Society”),收入《颠覆的政治:21世纪宣言》(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 A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第169-176页；以及《野蛮的反常》(TheSavage Anomaly)，第136-143页。这方面比较有用的文献还有博比奥的《葛兰西与市民社会概念》。

然而，正如我们所考察的后现代与社群主义理论家所表明的，国家不再通过市民社会的机构来处理外在于它的社会力量。当我们考察制度性的工会——在黑格尔的分析中是市民社会最为突出的组成要素——的命运，这种转变就更为一目了然。在很多方面，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制度性的工会并没有构成劳动与资本之间、社会与国家之间根本性的中介点。集体协商机制在体制和社会契约的再生产中有着优越的地位(见第三章《抽象劳动模式具体化的前提》部分)。制度性的工会和相关政党起到了双重作用：为工人提供影响国家以争取利益的平台(从而有助于国家统治的正当化);同时对劳动力施行国家和资本的规训与管控。近些年来，国家与制度性劳工以及集体协商机制之间的辩证法已经逐渐退出舞台(见本章之前的部分《新自由主义的强势国家》)。在实质吸纳的社会，这种辩证法不再起到核心作用，而资本也不需要在生产的中心去处理或者代表(represent)劳动。社会资本似乎在自主地再生产自己，就好像它已经摆脱了工人阶级，而劳动在体系中隐而不见了。其实，真正被吸纳的是由国家本身所生产出来的社会的拟象。国家不再需要进行合法化并施行规训的调和机制：对抗消失了(或者说隐而不见了)，正当化也成了同义反复。实现实质吸纳的国家不再关注调和，而是关注分离(separation)，因此作为社会辩证场所的市民社会机构逐渐失去了重要性。①不是国家消亡了，而是市民社会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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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不再首要通过规训性手段，而是通过管控网络来进行统治。就这个方面来说，德勒兹在福柯作品中所识别出的从规训社会向管控社会的转变完美地对应了马克思所分析的从形式吸纳向实质吸纳的历史转变，或者说前者是后一种趋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见《管控社会后记》)。管控社会的特征是封闭或机构，它们是市民社会的支撑骨架；这些封闭定义了社会空间的划分方式。如果说在之前的主权范式中，国家与社会生产维持了一定的距离，或者说保持了一定的区别，例如，通过对生产进行征税而进行统治，那么，在规训社会中，国家通过消灭与社会生产的距离，通过整合或者吸纳社会生产——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征税，而是通过组织生产——来进行统治。从这个角度来看，工厂或许就是市民社会中具有范式意义的封闭机构。构成工厂的规训性部署既让工厂工人臣服，同时也将他们主体化，让他们同时成为统治与反抗的场所。社会中的工厂空间为国家在其结构内组织和修补外在的社会生产性力量提供了渠道。由机构所定义的社会空间划分像触角一样蔓延至整个社会，或者如德勒兹所说，就像是社会空间中田鼠的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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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吊诡的是，实质吸纳总是意味着一种彻底的分离。在实质吸纳而非形式吸纳的过程中，被吸纳的不是外在于体系而是体系所固有的内容。这个过程剥夺了体系用于处理外在于自身内容的机制，从而强化了体系的自主性或分离。我们会在第七章回到实质吸纳与分离之间关联的问题。

然而德勒兹指出，这些社会封闭场所或机构普遍处于危机之中。我们或许可以将工厂、家庭以及其他社会封闭机构的危机理解为各种各样社会围墙的逐步坍塌，从而留下社会真空，就好像市民社会原本隔开的社会空间现在被抹平为一个自由空间。德勒兹提议说，或许应该将封闭机构围墙的坍塌理解为曾经在整个社会的有限领域内运作的逻辑的普遍化，这种逻辑像病毒一样传开。在工厂内得到完善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如今已贯彻到所有形式的社会生产中。这种逻辑同样也适用于学校、监狱、医院以及其他规训性的机构。社会空间是平滑的，但不是说已经没有了规训性的空间划分，而是说这些划分已经在整个社会普遍化了。①不是说社会空间已经不存在规训性的机构，而是说到处都充满了管控的调节。国家对于社会的吸纳不是形式性的，而是实质性的；这种吸纳不再需要机构的调节和组织来达到规训和统治的目的，而是直接通过社会生产的永恒循环，来让国家运作起来。我们无法再使用结构和上层建筑的隐喻，虽然这个隐喻对市民社会中的调和机构的概念来说至关重要。田鼠犬牙交错的地洞形象(一度被视为规训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在新的场域中已经无法说明问题。德勒兹写道，能够概括管控社会平滑空间特征的，不是田鼠结构化的通道，而是蛇的不断蠕动。很显然，在市民社会隔开的空间之间所展开的反抗，在这个新的统治模式的光滑表面上已没有了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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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勒兹和瓜塔里小心翼翼地指出，社会空间的平滑化并不会带来社会划分的消失；恰恰相反，在平滑化的过程中，社会划分的要素会“以最为完善和最为严厉的形式”重现(《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第492 页)。从某些方面来说，封闭机构的危机导致了社会的极度分化(hypersegmentation)，并且与后者同步发展。

这个新境况的一个后果就是，当下我们认识得更为清楚，任何社会主义改良主义的策略都将是彻底的徒劳(见第七章《法律改良主义的幻象》部分)。例如，某些对葛兰西的流行阐释依然将市民社会视为解放的空间，视为约束并掌握国家镇压性权力以服务于“大众”或“社会主义”目标的空间。①在此语境下，葛兰西的作品被视为对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概念的发展，这个概念强调在这个领域中开启的不仅有经济交换还有文化交流。然而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并非对黑格尔概念的线性发展，而是有效地颠倒了黑格尔所认为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此一来，市民社会就不是被吸纳在国家内，而是对国家机器行使领导权，并将国家置于其统治之内。黑格尔让市民社会臣属于国家，如今这种关系被颠倒过来，这样国家得到保存，但是却臣属于市民社会相互关联的多元的利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多元主义就相当于各种社会力量在文化一意识形态上的自由市场，这些力量因为交换的机制而欣欣向荣，同时维持着现在臣属于人民意志的国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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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之前我们探讨了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尤其是在英国和法国，非常流行的新葛兰西主义国家理论(见第四章《当下的理论状态:新葛兰西主义变体》部分)。前沿且简洁的对新葛兰西主义视角的应用，见鲍勃·杰索普，《资本主义国家》(TheCapitalistState)。在 20世纪80和 90年代更为流行的葛兰西主义的版本是“后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其最典型的代表作品是拉克劳和穆夫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战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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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阐释是否符合葛兰西思想的核心，这个问题我们暂不讨论，但应该清楚的是，从我们的理论讨论以及我们对政治事态的实际状况的分析来看，这种改良主义的政治视野严格来说是空想性的。换言之，没有其得以存在的空间和位置。这正是我们之前所分析的两种自由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的和社群主义的)在它们对当下国家一形式进行概念化时，都坚决同意的观点：市民社会不再存在；国家不再需要它来调节和修补对抗，或让其统治正当化。更为准确地说，事实上，如果说市民社会还存在，那么它只是作为虚拟的投射而存在，存在于自创生的国家体系的循环性内，而外在于国家的现实存在的、对抗性的社会指涉物(referents)却被回避的手段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市民社会的的确确被吸纳进国家之内。管控社会的平滑空间以及实质吸纳的紧密整体(compact whole)已经超越了为社会主义策略提供了立足点、让社会主义理念成为可能的渠道或调和性机构。

当我们宣称社会主义改良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增长的力量和自主性，并且追踪管控范式的逐渐浮出水面，我们绝不是在发出绝望的信息。通过对当下某些最为流行的理论家的解读，我们试图为当下国家一形式的形象描绘出一个清晰的轮廓。这只不过是等式的一边。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的来自地下世界的力量了。”(《共产党宣言》，第39页)我们已经看过了魔法师的法术；现在我们必须下到地下的世界，把握到从其深处所释放出的力量所蕴含的主体性和生产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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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创构力量的潜能

Potentialities of a Constituent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