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危机：自由的空间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real socialism)—即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现实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构成与资本主义所发明的政体具有实质差异的政体形式。或者更为准确地说，仅仅就采纳这种政体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所主导的发展阶段有所不同而言，该政体才表现其特殊性。这种政体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体并无不同，尽管后者受到西方民主大国的保护—这是由“发展阶段论”(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沃尔特·罗斯托[WalterRostow]所提出的)所提出的“发展的政府”(government of development)的典型形式。事实上，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看，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取得了成功：它将在经济发展边缘徘徊不前的全世界广阔地区带进了“后工业”世界的中心，并且极大地推进了世界市场的构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兴衰所产生的主要结果之一就是逐步缩小了东西方世界的鸿沟。

我们应该搞清楚，这种经济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沉重的社会代价。索尔仁尼琴在批判斯大林主义苏联时期的古拉格制度时，他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是从最为彻底的反资本主义和保守的人本主义视角来进行批判的。另一方面，谁要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是经济与政治文明所能采取的唯一形式，那么他/她就没有绝对的资格去谴责古拉格。事实上，当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去批判古拉格时，他们其实是在进行浩大的历史洗白工程，既遗忘了过去的资本主义积累，也忽视了当下施行剥削与隔离的“古拉格”，越南和伊拉克的残局，以及被资本主义发展所毁灭的恐怖的、荒凉的空间。当罗斯托以其细致的注意力来比较17世纪英国原始积累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发展，与20世纪欠发达国家从欠发达状态向资本主义经济起飞的发展过程时，并没有忘记这一点。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破坏来说，这两种对立体系之间的区别也在逐渐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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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带来的结果是缩小东西方之间的差异，令人困惑的是，当下用极权主义的范畴来解读社会主义政权已经司空见惯。当一个国家支持对生产力进行全面的动员并且所有的社会辩证关系都服务于这一动员目标时，这个国家就被视为极权主义的。在极权主义政权下，市民社会完全被国家所吸收和吞没，如此一来，其所有的自主潜能以及自由的权利不是被压制，而是被否定了。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与纳粹主义共生的历史进程中，两者都代表了20世纪的极权主义范畴。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范畴在现象和描述上的能力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可疑的(事实上，将全面动员人口以开启经济发展与全面动员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展开扩张主义的战争等同起来，这似乎是种精神错乱），绝没有任何启发价值。事实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在其解体的过程中，已经向提倡极权主义概念的理论家们昭示，它并非如他们所宣称的，是从市民社会变成了集中营，而是相反，意味着一个复杂的、动态的以及某种得到阐发的(即便还是组织混乱的)的市民社会的出现(在很多方面是全新的)，意味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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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的论点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代表了融入市场的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得到建构，市民社会达到了欣欣向荣的程度。这是以加速和扩张的形式完成原始积累的过程，强有力地实现了资本对社会的“形式吸纳”。在70年的过程中，不考虑阻碍并且严重削减发展时间的激烈的国内国外战争，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脱离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这是一个实实在在、惊天动地的成功，这种迅猛发展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所无可比拟的，也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不得不心生佩服的。在构建市场与市民社会方面，资本主义远没有“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高效。举例来说，在短期内，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末，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是20世纪70和80年代所谓的四小龙国家也无法相提并论的——尽管相较于苏联，这些国家的剥削水平更高，工资水平(包括福利)要低很多。

论述至此，当我们想到在1936年，即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发展中期，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①改革正式将苏联的法律体制确立为法治国(a rights State)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该惊叹还是该愤慨(见维辛斯基，《苏维埃国家的法律》[The Law ofthe Soviet State],特别是约翰·哈扎德[John Hazard]的“导言”,第vi-x页)。在这些年巨大的政治变动中，苏联领导层肯定早已将某些人的“幻象”和“空想”弃置一边，这些人——无论是在十月革命之前还是之后——在经济和法律领域，让“共产主义”的逻辑对立于社会主义的逻辑，同时用革命的创构力量对立于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这些“空想家”认为，(在这场了解自由的欲望的殊死搏斗中)存在其他反对和对抗古拉格的手段。然而，索尔仁尼琴，坚持极权主义概念的理论家们，还有坚持资本主义、坚持资本主义一往无前的发展和法治国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手段。本章正是要致力于研究他们所“不知道”的反抗与表达自由的手段——致力于在雅典式民主的广场中间，在祭坛前重新定义“未知之神”(unknown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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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性和民事的动乱状态导致了开放的、革新性的和创构性的事件序列与另类选择。事实上，即便极权主义的概念能够把握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的某些压制性特征，但是它把这些特征普遍化了，而且对真正改变这些社会的现实的运动和革新完全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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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维辛斯基(1883—1954),苏联法学家、外交家。——译注

我们的论题应该不会看起来自相矛盾。的确，当我们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危机视为在实现积累的过程中创构复杂市民社会的后果(这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有力事实)时，却遭遇了一个处于后现代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样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也是在市民社会衰落的语境下出现的：例如，公民与政治的分离，通过拒绝参与民主国家的代议制与正当化过程而重新定义另类的社会空间，提倡新的自我价值增殖形式以及实现社会协作过程的新的场所。换言之，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构建了具有政治性和生产性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在缩小历史差距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与西方世界(在有着同样问题的法治国的中心)同样水平的制度危机。在两种制度危机中，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的新公民是成熟资本主义旧公民的分身(doppelgänger)。

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合流是一个线性过程，虽然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苏联创构力量的两难性一方面为欠发达的境况所决定，另一方面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所决定—已经消失，至少部分是因为领导人的背叛、群众的厌倦、敌人的仇视、国内外战争以及世界市场的敲诈勒索。人们不再将过渡过程视为共产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社会主义被化约为克服不发达状况以对抗成熟资本主义的简单任务。因为刑法和古拉格，共产主义被抛出了乌托邦的轨道。尽管在20世纪早先时候，苏联预见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将自己打造为一个计划者一国家，并且因为这种预见而抛弃革命的希望，而今天，是处于后现代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预见并且挑战了处于危机中的前苏维埃国家。无论如何，在这个新的对抗中，出现了等同的问题和境况的一致性。得到改写且超越稳定化框架的是革命的一般问题，这个问题早已与两种政权间的冲突毫无关系，而现在则是在两种社会境况内都得到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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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恰当地评估这种转变，以及两种政权趋于等同的过程，我们必须更好地对东西方所出现的问题的共同性质进行定义，即澄清在我们对后现代法律分析的内容中，所出现的分离(separa-tion)与自主的主题(见第六章)。东欧国家的社会斗争是制度危机中的基础、动力以及决定性要素。这些社会中的“极权主义”(即便有独裁性)是如此微弱，以至于社会斗争将它们推向了灾难，也许同时也是革新的边缘。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应该首先认识到，社会运动通过新的、非典型的实践缺勤和拒绝，逃逸(flight)和出走(exodus)—表达了它们颠覆性的力量，然后才有可能理解危机。反抗—在其他时段积极涌现出来但后来被压制的反抗(如1956年和1968年的反抗)—在拒绝和出走的群众组织中变得所向无敌。这并没有表现出传统意义上的另类的肯定形式。斗争的有效性在独立与分离过程所表现出的动摇和解体(destructuring)的力量中得到展现。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背景下，出现了没有记忆、没有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群众协作的运动是在没有记忆的情况下得到组织的，有的是出走的决定和致力于解放的实用的秘密活动。是抽离(subtraction)、逃逸以及拒绝推倒了柏林墙。这是一种撼动了官僚机构和克里姆林宫的社会罢工。当这种政权的内核都撤走，且无产阶级的独立采取出走的形式，那么内爆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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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语境①下，社会主义关于过渡的理论和迷思就完全打破了，恰恰因为这些理论和迷思奠基于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连续轨道;革命被视为一个阶级(和/或这个阶级的代表)替代另一个阶级的过程，目的是发展从而对权力和资本进行管理。从这个视角来看(1936年在苏联维辛斯基的宪法改革，或者1945至1948年之间的诸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改革，所表现的正是这个视角)，在法律上可以将革命理解为对物质构成(materialconstitution)(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而无须改变国家的形式宪法/构成(资产阶级专政)。在后来的若干年中，这种论断即持续性不是线性而是辩证性的，或者说这种强调(就对否定方面的压制来说)，即对正当化的社会基础的所有修正都会让国家的性质完好无损，都不过是修辞上的粉饰而已。社会主义过渡的法律理论和实践所给出的最后一种神秘化为另外一种辩证预设所支撑：无产阶级(被赋予了普遍性和掌握领导权的能力)成为积极的动力，即成为参与改革和发展的当事人。然而，在这里，超载的骡子被压垮了——就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能力不是将自身表现为参与的意志，而是表现为自我价值增殖的独立性和分离的过程的时候。无产阶级肯定的不是参与向社会主义耀眼地平线的过渡，而是一种断裂，是对作为神秘化的参与的谴责，是对自主性的宣告，以及创构一个全新世界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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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苏东剧变的语境。——译注

如果我们现在考察西方，考察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境况并没有太大差别。在这种情况下，直到最近都在体制性的工人运动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中得到表现的参与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在国家政策的转变过程中引入了强大的改良主义动力—已经寿终正寝。这种对社会性“集体谈判”的仪式性重复在这里只能带上忧郁色彩。将政党定义为“左派”和“右派”的做法——这种做法辩证地构成了构成性平衡(constitutional equilibri-um)—已经成为不知所云的东西，完全失去了作用。作为改良主义和向社会主义民主过渡的最后偶像，凯恩斯主义也寿终正寝。经济生活和政治代议的参与模式也彻底被摧毁。自1917年起，改良主义的正当化机制被用来回应社会主义，甚至在成熟资本主义的国家也是如此(见第二章)。分离的运动摧毁的不仅是当下对这种改良主义的应用，甚至还有对国家辩证性定义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后现代国家理论就像凯恩斯主义理论一样，也陷入这种困境中。对于时代性转变的感知—这些理论诉诸系统论(systematism)的技术，试图通过寻找一个基于弱势主体的平衡来进行阐释——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危机所昭示的出走形象的坚固性面前，实际上并不能成立。正当化的弱势实践现在遭遇的是出走——移民、转型的混乱机制以及群众拒绝。这里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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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让我们抛弃在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在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内所最初体会到的“超越社会主义”的运动的印象。逃脱现代国家的危机——这种逃脱在历史上和理论上只能通过对国家和诸众创构力量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组织才能得到建构—只有通过国家重构这种辩证关系的努力才能实现。但是，如果这次导致危机的不是被构成的力量，而是创构的力量，且这种力量能拒绝发展并且放弃辩证法，那会发生什么？群众摧毁了社会主义幻象，并且在面对国家的时候，让自己成为分离和自我价值增殖的力量，这意味着什么？当创构的力量的出现不是间歇性和反叛性，而是具有连续性、本体性且不可逆转，就法律和国家问题来说，这种灾难意味着什么？在我们的理解中，出走是当下根本性的政治现实。正如美国国父教导我们的，巨大的创造性能量在出走过程中得到积累。我们能否将出走中积极的内容、创造性的能量视为新的创构力量？在今天行使创构的力量/制宪权意味着什么？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通过其崛起和危机将东方世界带进了西方的核心，并最终破除了对自由的可能替代选项的定义的根本性神秘化。当下东西方世界危机所呈现的形式被定义为从政治领域的出走，被定义为分离和社会性自我价值增殖。最后，存在着对出走的肯定性规定，这可以在法律领域得到定义:这就是创构力量/制宪权，出走的组织和制度。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危机开启了自由的空间，这种空间主要存在于法治国和资本主义民主国。我们现在需要探索这个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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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论清晰地展示了它们理论脚手架的不牢固。

后现代国家的悖论

为了考察我们所勾勒出的问题，首先来把握后现代国家的某些悖论或许会有所裨益。第一个同时也是最根本的悖论(其他悖论都是来源于此)在于如下事实，即在这种国家形象的理想型中，市民社会的领导权需要在市民社会缺失的情况下起到作用。如前所述，尽管市民社会的现实组成要素已经消退，其意象在更高的层面被再度提了出来。为了肯定市民社会意象的观念的显赫地位，后现代国家取消了任何可能构成实实在在的市民社会的社会辩证关系。后现代国家让所有权力关系都成为扁平的，从而也消灭了所有的社会权力，并且让其只能在国家的形式中找到意义。

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见，后现代国家在其结构的所有构成性要素的循环性内，将自己呈现为最为完美的民主的地平线。这些要素得足够弱，这样才能在机构运作的封闭空间内持续得到重构和重新塑形。接下来的推论是，物质构成(由历史性的宪法所预设的一系列的物质与政治条件)与形式宪法(国家的法律与法律结构)之间所有的辩证性对立都消失了。用类比来说，社会中以及国家与社会体(social bodies)之间平衡的契约进程的所有序列都可以认为被耗尽了。后现代政治和法律取消了辩证法，并且将所有的危机形式都从国家一形式的现实运作的地平线中清除了。因此，随着社会辩证法的所有现实甚至是表象(semblance)的消失，政治完全摆脱社会，获得全面的自主性。市民社会只能在政治的形象中存在。尽管有人可能会将这种转变视为忧郁(如利奥塔)或游戏(如鲍德里亚)的经验，但社会域的消失以及政治域的全面统治化(totalization)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视角来看，后现代性代表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愿景的奇怪且令人意外的重复，因为它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看到了国家的消亡—或者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市民社会转变成了相安无事的政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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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国家的核心悖论在定义国家一形式的所有单个概念中都会得到重复。这对无论是以系统性的(systematic)(或新契约性的[neocontractual])国家形式还是以社群主义形式得到呈现的国家来说，都是如此——在这两种情况下，“正当性”“代表性”和“责任”的概念都受到了最大程度的抹平化(flattening)，在完全扁平化的层面上被使用，从而被化约为循环的和自定中心的(selfcentering)机制的功能。所有的社会辩证法都被取消了；民主实现了;历史终结了。

在国家与法律理论所处的后现代阶段，正当性的概念似乎成了权力理性化(在韦伯的意义上)的极端形象。所有传统的(或者说，社团主义的和契约性的)正当性的残余，同时还有所有卡里斯玛(或者说，帝王的和平民的)特征都失效了。法律义务——在政治思想史中总是被作为共识与权威之间的中介—不再构成问题：后现代民主正当化是对共识与权威的完美综合。如果异常的或者对抗性的社会行为出现，它们就会被纳入犯罪行为的观念。在相安无事的社会的法律之外，这些行为只能是病态和恐怖。至于说权力，它只能以民主的方式得到定义，只是民主性的；什么也不能有所逾越，什么也不能逾越民主的理性。

对代议的概念而言同样也是如此。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所知道的用于组织人民代议的两种体制，即政党代表的体制和社团主义代表的体制，已经完全失效了。由政党的社会中介所承担的政治代议已经完全失效了，因为它追求的是在社会(这是与国家不同的现实)中形成的、在国家(这是与社会不同的现实)中被垂直化的、选举政治人员(这是与理性的行政机制不同的现实)的代表机制。这种代议类型适用于现代的自由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资本对社会的吸纳还没有彻底完成。通过社团、工会和游说团等社会中介的手段所实行的政治代议也失效了，因为这种代议依靠的是以线性的方式渗透社会与国家的契约机制，在政治上(不光是在行政上)阐述代议关系。这种代议的类型可以满足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的要求，在这种社会中，资本和国家对社会的吸纳还只是形式的，而且并未彻底完成(换言之，社会并不是由资本和国家所事先规划的)。社团主义的代议依然会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激发出垂直的维度；即，政治性还没有完全在后现代性的系统性、理性和行政性的领域中被抹去。然而，它正在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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