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责任的概念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和正当性的概念一样，责任的概念也要在完全被抹平的、向心的理性范围内得以形成。在系统性和社群主义的意义上，责任并不是向外看，它并不会用多神的天堂来对抗由社会所决定的事实性或伦理性领域，而只是会往系统和社群的内部看，而且与其内部场所的规则相一致。责任的伦理完全从属于行政上的连贯性的体系和工具性逻辑后果。因此，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政治性的最大力量与社会空间的极端中立化携手同行。社会平衡的概念成为规范性的，并且被呈现为完全得到实现的政治空间。政治对社会的吸收变成社会性空间的撤离。

在后面的内容我们还需要深化对这些现象的分析，但目前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机制的某些后果，主要是就它们与代议主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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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关系而言。“社会空间”的消亡，当下“政治市场”要在管理的强大必然性中得到解决的持续强化的趋势，这两者都要求提出替代的解决方案，或者更准确地说，提出对代议的过度决定和模拟的解决方案。如果政治代议持续运作，但是却在社会中缺乏坚实的基础，那么这种空白必须通过建构一个能够代替市民社会机制的人工世界来填补。所谓的信息社会的新的传播进程推进了这个目标。民主社会的发展所熟悉的机制在此得到了重复:从对群众的民主代议向代表们生产自己的投票者的转变。通过社会的中介性操控，如改良的民意调查技术，社会监视和管控机制等，权力试图预先规划好自己的社会基础。社会通过用于主导转型的动力和简化现实复杂性的中介性和传播性的操作，而被消毒(aseptic)了。集体身份的危机以这种方式被推向了极端；个人主义被作为最高的价值，而对抗则被压制或削弱历史与社会事件的补偿机制所操纵。社会必须根据权力的节奏而起舞，任何不和谐的声音，任何杂音都必须化约为和谐的中心，在其中权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在制定自己的规则。共识的消极性成为根本性的法则;削弱社会空间是政治空间的常态;政治空间生产社会事件，后者生产社会动力并创造共识;最后，社会通过传播上的过度决定和替代而被消灭。正当化以及行政和政治责任的概念都在同一磨坊中被碾碎了。

综上所述，后现代的法律和国家规划是对民主进行神秘化的强大手段。当它假装将权力浸没在社会中，并且将市场作为政治的唯一基础时，后现代规划在国家的最高形象中将权力彻底化了。论述至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以发现这种有效的神秘化如何可能，并且认清是哪些社会基础制造出了这种神秘化以及它们如何让其产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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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象的基础到底是怎样的社会转变？我们该如何理解无产阶级的出走和后现代的国家形式？是否存在将阶级构成的转变与国家一形式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单一根源？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后退几步，立足于阶级间的斗争和社会构成的转变，去审视将我们引向当下境况的历史进程。

在我们看来，最近转变的历史应该以1968年的诸多事件为中心。在那一年，工人对工厂劳动的组织以及劳动的社会分工所发起的进攻达到顶点。工人们直到那时他们在工厂和社会中，依然受到泰勒制、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生产方式的严格管制—在国际层面发起了一波又一波不断壮大的斗争，共同撼动了资本主义对社会再生产的兼容性和均衡性。我们可以化用黑格尔的说法:在1968年，活劳动这个凶猛野兽扯碎了所有规训性的制约。因此有必要去驯化它。1968年过去不久，资本(同时还有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性质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这个新时期具有四个特征：

1.消费的规范开始脱离福特主义的工资计划，回归市场法则。在这个意义上，一种新型的个人主义登场了—可以选择用于再生产的商品的个人主义，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生产和交往组织的集体结构所决定，这种新的个人主义就是在这种结构中得到发展和承认。

2.调节的模型超越了作为凯恩斯主义计划政策基础的国家边界。它们扩展到国际层面，并且持续受到世界市场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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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和共产主义的现有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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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新的机制中，劳动力的构成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工人不再是资本家购买然后投入集体生产过程的个体;他们已然是个具有社会性的生产性共同体。他们的劳动的实体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表现出非物质性和智识性，他们劳动的形式则表现出灵活性和多功能性(polyvalent)。社会完全臣服于资本生产的必然性，但同时社会也越来越被构建为劳动的社会—这种劳动在社会上互相勾连、各自非常复杂、能够自主增殖。

在1968年之后，我们步入了工人阶级的社会构成与政治构成的新时期。在生产领域中涌现出了新的形象，最开始还只是一种趋势，但在后来的岁月中，它占据了统领性的位置。新的生产条件和形式，同时还有新的劳动力构成，这一切推动了我们所称的“社会工人”的出现，这个主体的特征是同时从事物质和非物质的劳动活动，这两种活动通过高度发达的劳动协作而在社会和生产的网络中整合在一起。①

在这个社会关系的新时期到来之前，是围绕着“拒绝工作”而展开的工人斗争和社会斗争的漫长阶段。这种拒绝表现为：(1)在个体层面上，拒绝让劳动听命于机器大工业的规训和工资体制；(2)在群众层面上，拒绝泰勒制工厂内的抽象劳动与由福特制社会关系体系所操纵的需求体制之间的关系，(3)在一般层面上，拒绝由凯恩斯主义国家所规定的社会再生产的法则。为了理解我们所步入的关键历史时刻，我们必须考察斗争的积极内容，以及在这些斗争内得到决定的“拒绝”的积累。换言之，正如在之前的历史危机中所表现的那样(见第二章)，资本主义再度发现了其发展路线，并且通过其对社会斗争的理解，发现了其对生产方式进行重构的道路。它理解了工人阶级的拒绝，并且试图组织新的生产方式，以充分回应这种拒绝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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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节。

3.因为工厂的自动化和社会的计算机化，劳动过程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很快，生产性劳动从核心位置上被置换掉了，在资本主义组织社会的整个历史中它一直处于核心位置。

①关于社会工人概念的详细探讨，见奈格里，《颠覆的政治：21世纪宣言》。

事实上，资本主义在新时期的重构过程主要有如下三个回应方式：(1)对个体拒绝工作的回应，资本在工厂中引入自动化；(2)对集体拒绝、打破联合性劳动(associative labor)的协作关系努力的回应，资本推进生产性社会关系的计算机化；(3)对一般性的拒绝工资的社会规训的回应，资本引入消费体制，这种体制由将企业放在首要地位的货币流所控制。然而，这个新时期并不是由这些资本主义转变所决定的，而是如下事实所决定的，即这种再结构化——即便在对这种再结构化最为复杂的施行过程中——并没有再度成功地实现后工业生产的平衡性综合。生产性群众在1968年之前所展开的拒绝的强度，以及这种拒绝在社会或直接的政治领域中的影响，在再结构化时期还在延续。当下后泰勒制的、后福特主义的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的工业再结构化尚未终结。它尚未成功地制造出一种在强度上可以与之前的资本主义再结构化等量齐观的平衡，如其在20世纪30年代在面对专业工人向大众工人转变过程中所做到的。①新时期的特征在于资本主义再结构化与工人阶级新的构成即新的社会化劳动力之间的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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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重构涉及从“专业工人”向“大众工人”的转变，后者成为劳动主体的统领性形象，相关分析见第二章。

在生产方式(作为不同且对抗的主体在其中产生关联的形式)于当下的发展境况中，我们可以描述我们所称的“共产主义的现有前提”的一系列行为。这是我们借以理解工人从资本主义统治关系和后现代国家形式中出走的唯一基础。共产主义的一个现有前提是生产方式内的集体决断，在这种决断的基础上，反对工作的斗争的后果和趋势为那些在劳动过程中受到剥削的人所汇集。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在劳动过程和机构内，已经存在很多这样的现有前提。如果的确如我们前面所宣称的那样，即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死于其体制内的资本主义残余，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似乎唯有通过阐明作为共产主义萌芽的要素而存活下去。但为何我们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定义为趋势？为什么我们用“现有前提”以及“共产主义的现有前提”来命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所积累的集体斗争的后果？而这些斗争在资本主义的法律一政治结构和社会一经济结构内同时展开。在我们看来，将这些现象置于这个视角下是恰当的，因为它们似乎在结构上由如下三种属性所决定：集体性，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以及对抗与危机的互动关系(a dynamic ofantagonism and crisis)。我们所解读的趋势就是源自这三个特征，正如运动来自发动机——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必然的。我们所说的集体决断，指的是工人诸众通过(劳动、利益和语言的)交往和协作这些更为严格的范畴而结合在一起。我们所说的不可逆性，指的是它们构成了表现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生活的前提，即便在灾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如此一来，历史的集体性集结的要素成为关键的制度环节，而一群矛盾性和冲突性的集体意志成为本体性的，成为存在的一部分。这些决断尽管在本体的层面上非常稳固，但依然充满矛盾。反抗剥削的斗争依然与这些决断相矛盾，虽然前者生产出了后者。斗争让它们保持开放，甚至于在整个体系的地平线上提出潜在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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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福利国家的机构中，看到正在运作的现有前提的初步例证。正如我们在本书前面章节所论述的，福利国家的社会机构是社会斗争的产物，这些斗争逼迫国家通过制度性的妥协，在其核心处接受对有组织的集体利益的代表，有时这些利益与国家是对抗性的。①这种代表用于推进社会收入平等分配的趋势，总是处于集体利益全面压力的监管下，已经成为坚实的制度现实。这些制度性现象对缩减的拒绝被如下要素进一步强化了:贯穿其开端的权力关系的网格，不断出现的利益冲突以及颇为吊诡的、机构自身的惰性。简言之，这是整个体系中机器的全面性所造成的后果。我们在最近20年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进程中见证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这种不可逆性(见第六章《新自由主义的强势国家》部分)，我们也能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危机中认出这一点。政治科学以及对民法和宪法的研究因为这些现象的关系，也不得不改变自身的科学地位，抛弃其传统的形式主义，并且让自身的分析过程去关注斗争和机构的持续渗透。随之而产生的控制动力被引向将社会与政治的可交换性和不可分辨性置于首要地位的领域。因此政治科学就不过是个人和集体主体的社会流动性与因为前者而产生的制度性本体论之间的交叉部分治理过程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全面性(comprehensiveness)和僵化性(rigidity)混杂在一起;任何一个治理行动都有改变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整个体系的风险。这正是不断开启危机且定义不断强化的矛盾序列的运动。事实上，集体利益的确定矛盾—这种矛盾不可逆转地奠基于制度层面只能通过集体手段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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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将福利国家的机构阐释为社会斗争的结果，这种分析在近年来争议很大。首要的挑战来自以斯考切波她基于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国家的自主性，提出以国家为中心的阐释—为核心的群体。例如见埃文斯(P.Ev-ans)、鲁施迈耶(D. Rueschemeyer)以及斯考切波所编的文集《将国家带回来》。最近关于新政时期美国福利政策和机构的确立的辩论，就这方面来说非常具有启发性。这场辩论的主要贡献者包括:布洛克(FredBlock)，《统治阶级并不统治》(“TheRulingClass DoesNot Rule”);斯考切波，《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政治回应》(“Politcal Response toCapitalist Crisis”);戈德菲尔德(MichaelGoldfield)，《工人起义、激进组织与新政劳工立法》(“WorkerInsur-gency,RadicalOrganization, and New Deal Labor Legislation");以及斯考切波与芬戈尔德(KennethFingold),《解释新政劳工政策》(“ExplainingNewDealLaborPolicy”)。对基于如下命题—福利国家是民主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所展开的理论视角的简洁清晰的解释，见米什拉(Ramesh Mishra)，《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The Welfare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第114一116页。

就古典经济学及其批评者来说，我们可以说在生产方式发展的这一阶段，任何想要操控必要劳动比例的尝试都会以通过在社会中巩固的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成本再度出现。当然，这个论断超越了马克思的分析(即便我们或许可以在其关于趋势的概念中推导出这个论断)，但是它也超出了当下经济思想的范围，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还是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在这些经济流派中，所有社会与经济要素的流动性被假设为政府的前提。然而，我们的论断——如果从对政治机构的批判以及对福利国家分析的角度来看—是，维持社会再生产的政府只有从对资本的集体管理的角度来看，才是可能的。事实上，资本存在的前提不再仅仅是隐蔽地具有集体性，而是非常明显地具有集体性。也就是说，它们不再简单地与集体资本的抽象化相关联，而是成为集体工人的经验性和历史性存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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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及其不可逆性(就像乍看起来，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某些根本规定性的不可逆性)并不代表它们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偏离；;恰恰相反，它们构成了新的社会协作、新的且强大的生产的集体条件的真实岛屿，并且在制度层面得到了承认。于是就出现了福利国家的残余存在不断在自由民主国家所催生的危机。因此也出现了这种不可逆性在当下的国家一形式下所持续开启的断裂机制，因为福利国家的规定性对社会共识和经济稳定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是共产主义积极的现有前提吗？简单给出肯定的答案是愚蠢的。尽管如此，它们无疑是不断撼动自由主义式或社会主义式国家管理的系统轴心的现有前提。它们是消极革命的现有前提。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在劳动形式和组织于当下的演化中识别出来的共产主义现有前提。我们在劳动主体新发展出的生产性协作能力中发现了第二个现有前提。在之前的资本主义演化时期—即在原始积累和“工厂手工业”(在宪法上由旧制度的国家所代表)时期以及接下来的“机器大工业”的组织时期(在宪法上由如下两种形式所代表：现代民主国家从自由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形式转变；而在东欧，通过发展节奏的加速，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形式)，资本主义的历史及其历史功绩主要是对劳动的不断抽象化过程。在不久以前，泰勒制决定了劳动力抽象化的过程;福特制让这种抽象的主体性适应于消费的集体协商机制，将国家(及其公共支出)的基础置于生产机制内；而凯恩斯主义则在社会必要劳动和剩余价值之间提出了一个进步性的比例规划，从而完成了国家组织对抗性社会主体间的持续妥协的重大任务。今天，在有组织的劳动领域，这些关系已被推翻。实际上，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劳动的抽象化已经超越其主体维度，并且渗透到颠覆的领域(terrain of subversion)中。接下来资本主义的回应必须通过有可能超越劳动抽象化的经济重构手段，来试图将这种新的主体化约为劳动过程的客观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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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正处于这种重构的过程中。在从泰勒制向后泰勒制，以及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过程中，主体性和生产性协作不是被视为劳动过程的后果，而是其前提。为了优化资本的逻辑、流通的逻辑以及促进产品价值的实现，福特主义所确立的生产与消费间的关系被内化(internalized)了。新的批量生产当然要求全面的灵活性，而工人阶级的“自我制作”(self-making)必须被化约为生产与流通的直接要素。然而在此过程中，生产上的效率事实上从属于工人阶级的自主性和自我激活(self-activation)。“日本模式”的各种变体及其在全世界的命运最终说来，不过是清楚认识到工人主体性具有直接的价值增殖功能。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在泰勒制处于统领地位的整个时期，主体性只能被当成对抗性的疏离(estrangement)。的确，这种在劳动的组织内对主体生产性功能的接受不是没有强制性的前提的。这种生产性的功能只有从资本主义的视角才能识别出来，即从对传统工人主体性在产业上的整合与否定的角度，无论这种主体性采取的是工团主义还是阶级的形式。然而，只有这些—它们带有对过去不可救药的崇拜(以至于过去被视为无限辉煌的)—才能否定由工人阶级主体的转变所带来的确定性的积极的修正。新的工人的形象是历史性失败的后果，是20世纪60和70年代斗争周期的后果，然而在劳动过程和劳动协作中，新的工人形象已经昭示出对集体性主体性的高度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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