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我们并不忽视难以否认的消极方面，同时也可以追踪劳动协作的进展—从抽象劳动力的对抗到集体劳动力的具体性，后者尚不具有对抗性，但在主体上已比较活跃。在抽象对抗的领域中，工人阶级在其日常生存中维持了协作的价值，后者是在之前阶段中就经历到的。今天，这种协作性和主体性的活动仿佛还处于潜伏状态，主要在劳动过程中展开。矛盾很尖锐，只有当再结构化的过程有所进展时才会变得更为强大。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活劳动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得到组织，独立于资本家的操控；只有在后来，而且是在形式上，这种协作才会在操控中得到系统化。生产性协作被置于先于且独立于企业职能的位置。其结果就是，资本的角色不是组织劳动力，而是记录并管理劳动力自主性的自我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的进步职能已走向终结。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远远超越了只将吸纳进资本的劳动视为具有生产性的古典经济学(甚至及其批评者)的共识。注意到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如何心力不足地去以不同方式表述后福特主义社会中前所未见的真理——活劳动以独立于资本主义对劳动的组织方式而得到组织会很有意思。即便有流派把握了这种新的规定性，如调节学派，但也很难更进一步，去理解在升级的对抗的理论中工业整合理论的颠倒。在盲目的客观主义中，有些经济学家依然等待某种神奇的力量将“自在的”活劳动转化为“既自在又自为的”工人阶级—就好像这种转变是个神秘事件，而不是一种过程一样。另一方面，是这一过程中的信息(intelli-gence)让理论可以摆脱我们用来解释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与再结构化同时展开)开始的危机的持久性的唯一场所:这也是劳动的政治解放过程得以开始的场所。正是在这里—而且仅仅是在这里，所有生产出的价值得到积累。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形象逐步后退，越来越成为外部性和带有寄生性质的行为，因此最终集体资本家无法介入到危机之中。尽管在之前的时期，劳动抽象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的社会协作过程的形成是生产性和政治性的资本主义机器发展的后果，但在今天，协作已经成为发展的独立前提，且先于资本主义机器。在资本主义对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行组织的新时期，主导性的要素是新出现的劳动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要求群众自主性，争取自身独立的集体增殖的能力，即相对于资本的自我价值增殖。

第七章 创构力量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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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分析共产主义第三个现有前提，我们必须直接转向主体性的领域，并且触及生产方式转变过程中的消极方面与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活跃的潜能之间更高程度的关联。众所周知，创造价值的过程不再以工厂劳动为中心。工厂对整个社会的主导地位，其处于价值形成各个过程交汇处的位置，以及直接具有生产性的(男性的、体力的和雇佣的)劳动在客观上的中心位置都正在消失。资本主义生产不再束缚在工厂的高墙内，反抗工厂的力量自然也不再局限于此。认识到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并不是要否定劳动价值论，恰恰相反，这意味着通过把握到劳动价值论运作方式彻底转变的分析，来重新考察其有效性。另外，认识到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对剥削的现实一笑了之，假装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社会剥削已经不复存在—恰恰相反，这意味着去识别剥削在当下所呈现出的新形式并且指认出阶级斗争的新构型。这意味着首先要追问我们自己，是否转变关乎的并不是剥削的性质，而是剥削的蔓延以及剥削得以发生的场域的性质。只有通过这种视野我们才能见证剥削性质的最终改变，这几乎是从量到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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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产方式的根本性特征似乎由如下事实构成—即技术一科学的劳动是第一生产力，因为它是全面的且在质上更高级的社会劳动综合的形式。换言之，活劳动首先表现为抽象的和非物质的劳动(从质的角度说)，复杂的和协作性的劳动(从量的角度说)，以及越来越具有智识性和科学性的劳动(就形式的角度说)。这无法还原为简单劳动恰恰相反，人工语言、控制论技术附件的复杂组合、新的认识论范式、非物质性的规定以及通信机器之内的技科学劳动之间存在着越来越明显的相互融合。这种劳动的主体即社会工人，是一个赛博格，是一个不断穿越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边界的由机器与有机体组成的杂合体。①这种工人的劳动应该被定义为社会性的，因为生产与再生产的关键过程所依赖的一般前提就处于这种劳动的控制之下，而且也要有所调整来适应它。整个社会都被活劳动的这种新构型所开启的价值生产过程所渗透和重构；在这个过程中渗透的程度如此之广，以至于剥削表面上好像消失了或者说，看起来剥削只限于当下社会那些不可救药的落后地区。然而这种表象很容易破除。在现实中，资本主义力量彻底控制了活劳动的新构型，然而它只能从外部进行控制，因为它无法以规训的方式侵入新构型。于是剥削的矛盾被置换到非常高的层级，在那里，受剥削程度最深的主体(技科学的主体、赛博格、社会工人)因为其创造性的主体性而得到承认，但同时也在其所表达力量得到管理的过程中被管控。正是从这个非常高的管控点，矛盾渗透到整个社会。也正是因为与这个非常高的管控点的关系，整个社会中剥削的场域趋向于联合，从而将所有的自我价值增殖的要素(无论这些要素是从什么样的层级出现的)都置于对抗性的关系中。

第七章 创构力量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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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多娜·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一篇关键文本，在理论上发展了非物质的、技科学劳动主体的概念。这个新的劳动主体也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中识别出来，这些运动整合了高端的科学知识和生产能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抗议对女性身体进行生物医学治疗的女性运动以及质疑艾滋病研究和治疗方法的艾滋病行动。见爱泼斯坦，《民主的科学？艾滋病行动主义和遭到挑战的知识建构》；以及特雷切勒(PaulaTreichler)，《如何在流行病中生产理论：艾滋病治疗行动主义的演化》(“How toHaveTheory in an Epidemic:The Evolution of AIDSTreatment A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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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冲突就具有了社会性，恰恰是因为技科学的活劳动是劳动的知识人(intelligensia)以及赛博格和黑客的越来越整一化的质(massifiedquality)。然而，“知识人”不是什么得到重构的先锋队或者领导团体;它是一种在扁平层面上穿越整个社会生产光谱以及生产各个部门的质和主体性。冲突之所以具有社会性，其原因还在于其他所有被剥削的社会阶层的拒绝工作的全部努力都越来越以对抗性的方式，趋同于技科学的劳动，并且与后者相融合。在过去的工人主体性的场所，新的文化模范和新的社会运动在此潮流中得到构成，而过去通过劳动获得解放(emancipationthrough labor)的方针也被从雇佣和体力劳动中摆脱(liberationfrom)①出来所替代。最后，冲突之所以是社会性的，是因为它越来越处于一般的语言场域中，或者说处于生产主体性的场域中。在社会工人的疆界内，没有资本主义管控的空间。资本所赢得的空间只不过是控制语言的空间，其中既包括科学语言，也包括普通语言。但这并非不相干的空间。它由对正当强力的垄断所保障，而且在没有止境的加速中不断得到再组织。然而由资本主义发展所决定的对工人阶级过去和现在的主体性形式吸纳，以及在密集和极权主义的控制领域内对这些形式进行削减的加速并没有成功。它们不仅没有对旧的阶层的规训性规定实现重构—这反而重新阐明了新的阶级关系组成结构内部的对抗性构型，而且也没有将最高层级的吸纳稳定住，在这种吸纳中，臣服的语言和活劳动所生产出的语言之间的对立可以越来越清晰地构型为独裁和自由之间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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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①字面意思为“从雇佣和体力劳动中解放”。——译注

为何在今天，我们在历史中所体验到的资本主义辩证法好像崩溃了呢？对此问题的回应主要由在现象学上得到支撑的确证所决定:在这时候，资本将对联合起来的生产性劳动的控制转交给社会工人，它不再能够负责对发展的综合。社会工人生产出了一种从资本主义发展—这种发展被理解为业已完成的辩证运动—的角度来说无法把握的主体性。对以新旧形式出现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拒绝开启了新的空间，在这些空间中，联合性的活劳动自主地表现自己的生产能力，而自我价值增殖越来越积极地远离管控，直到最后管控得到更新。资本主义管控的组织职能越来越成为寄生性的。社会生活的再生产不再需要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发展的各个阶段，资本一直主导着协作的形式。当资本不是真正内在于剥削形式，即当资本没有直接推进协作时，它是剥削形式的一个职能。只有在此基础上，并通过资本对生产的安排调度，劳动可以被定义为生产性劳动。即便在原始积累时期那时资本介入并推进先前存在的劳动联合形式的协作，资本也处于生产过程的中心。这个阶段所推行的协作形式根本上在于切断了传统的劳动主体之间先前构成的纽带。协作，或者说生产者之间的联合，现在在没有资本的组织能力的情况下得到确立；协作和劳动的主体性已经在资本的诡计之外找到了接触点。资本只不过是成为捕捉(价值)的机器，一个幻影，一个偶像。在其周围的，是彻底自主的自我价值增殖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构成了潜在发展的另类基础，而且实实在在地代表了新的创构基础。出走，即这种新的主体性的空间运动和时间上的灵活移动，成为最为根本的反抗形象，这种反抗锐不可当，一往无前，直到自己成为创构力量成为对新社会的构成。

第七章 创构力量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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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剩下的任务就是重新审视对国家的后现代定义，从而去考察它是如何在根本上奠基于对我们截至目前所描述内容在智识上的承认和在实践上的否认，即奠基于一种有效的神秘化。后现代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组织，这种国家无力再组织劳动，不再能够通过市民社会的机构介入和规训劳动。这是用虚构的国家来取代现实的国家。社会范式的转变决定了这种国家的形象，在这种国家内，权力自我中心化的神秘化替代了群众的自我价值增殖与中央集权化的管控之间缺席的关系，替代了两种主体之间明确的分离。

对现代性内部另类选择的反思

让我们暂且将对当下国家形式——后现代国家以及在社会主义政权解体后剩下的国家—的分析放在一边，将注意力转向去理解这种对现代国家范式的实际修正—这可能看起来是全新且不可逆转的事件—如何由漫长的历史演进所铺垫。当下的革新在现代性的最深处得到滋养。革新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对危机的持续调节机制出现了断裂，而现代性正是这种断裂作为自身的根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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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并不是西方理性主义的线性展开；它也不是西方理性的天命。这个定义对很多后现代主义者、对庸俗韦伯主义的国家理论家、对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来说是自然而然的，然而却是错误的。从我们在本研究所试图阐发的视角来看，现代性是一个不断革命且永远无法完成的革命的历史：一种矛盾性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总是存在着可选择项，要么是自由生产力的发展，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自文艺复兴革命以降，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就是对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以及对凌驾在人类活动之上所有超验性目标的摆脱，与之相对立的则是对生产力的剥夺，私人财富以及工具理性。翻译成马基雅维利的术语就是，“力量”(virtue)的普遍性对立于“运气”(fortune)独断的特殊性。翻译成斯宾诺莎的术语就是，诸众的力量(potentia，power)对立于国家的权力(potestas，Power)。①现代理性主义不是可以基于科学进步来描述的持续进程；它是不同合理性之间矛盾的产物，例如，一种合理性坚持在构建历史和生活本身的过程中，强调人类协作所具有的生产能力，而另一种合理性则坚持权力的秩序，以及为了再生产这种权力而对劳动的社会分工所进行的组织。应该在这种斗争的内部来对现代性进行定义，这是关于人类命运本身，关于自由与臣服的逻辑的和伦理的斗争。在现代性最为成熟的形式中，还被定义为一种辩证过程，或者说被定义为对工具性地利用自由来构建组织权力的结构——这些结构越来越具有效力和包纳性——所采取的系统性形式。这种辩证过程是强加在持续冲突之上的超验性压制，而群众、联合起来的劳动所具有的集体的创构力量不断对受创构的权力/宪定权力制造持续的冲突。这个辩证过程将现代性理解为危机状态，而它在超越的层面上对其进行了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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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奈格里对现代性内部所蕴含的持续冲突进行了分析，见《野蛮的反常》和《制宪权》。关于斯宾诺莎与现代性特别是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关联，见奈格里，《斯宾诺莎的反现代性》(“L'antimodernité deSpinoza”)。

我们应该回到危机，在那里我们可以识别出处于持续衰落过程中的超验性解决方案的有效性。我们必须参考现代的政治形而上学，因为这个领域让我们可以在其多重形象中把握现代性定义的难以定论性(inconclusiveness)。在从马基雅维利到霍布斯、从斯宾诺莎到卢梭、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中，现代性呈现为二中择一的境况，一条路线是基于活劳动的本体性力量，认识到民主(在绝对的意义上)是唯一适用于在历史中所发展出的生产社会化进程的政治形式，而另一条路线试图在超验性的领域(无论是主权的神圣性，法律上普遍意志的非个人性还是辩证性绝对[dialectical absolute])去剥夺人类协作的活生生的生产性。这个逻辑斗争是实实在在的斗争。协作和民主实实在在地对立于统治和主权。在现代时期，超验性选项的胜利—采取的形式有极权主义国家，也有自由主义国家——依然没有成功消灭贯穿于历史的实质性危机：尽管一直被压制，另一个选项一直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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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断从灰烬中重生，并且在现代资本主义主权国家的发展中制造了不可化约的断裂性。主权路线的每一场胜利都被迫为协作让出更多空间。从一场革命到下一场革命，现代性的关键进程在这两种选项之间展开。资本的每一次胜利都要为作为其根本性替代选项的联合起来的活劳动留下更多的空间。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个过程的象征，同时也是其发展的顶点：这里生产性的群众被给予了主权，而非民主——这对东欧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来说都是如此。最后，在今天的现代性的危机中，最为关键的是民主与主权的对立。这个危机并没有否定现代性，而是确凿无疑地解放了其潜能之一，其活生生的生产性的另类选项。后现代国家就其是更新了的对宪定权力和主权的辩护来说，是资本主义所作出的如下努力:承认其危机的前提同时又不用付出任何代价;这是想要摆脱注定失败的战争后果的努力。在现实中，在这种危机中，另外一种后现代被释放出来：活劳动的力量，协作的生产力—这种协作在内在性和逻辑的直接性中找到了发展自身的力。这是群众的自主性，同时也是一群生产性和政治性的主体性。

尽管现代性的历史以及我们对于现代性各种各样的概念认识使得我们能够理解这个二中择一的境况，但看起来依然难以把握住这个事件，这个关键点，民主的、生产性的以及协作性的选项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中得到解放。在我们看来，应该将注意力集中于两场社会性爆炸：1968年轰动整个西方世界的爆炸，它开启了当下资本主义再结构化的进程;另一场是20年之后1989年的爆炸，通过苏联的再结构化进程，颠覆了社会主义世界。在这两场事件中，现代性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历史沉淀了下来，展现了这两个理念上的选项所发生的断裂，昭示了新的政治主体确定无疑的出现：通过非物质劳动而得到组织且通过协作而具有生产性的社会无产阶级。这种主体最终具有了享受自由的能力，具有了摆脱主权行使民主的能力——不需要用宪法来对自由进行组织，因为自由就是且一直都是创构力量。这种主体摆脱了神秘化，这种神秘化遮蔽了集体理性让自身拥有自由的能力—因为理性是在协作中和对集体自由前提的持续建构中得到体验的。马基雅维利描述了共同体民主(communaldemocracy)的运动;斯宾诺莎将民主视为绝对的、完全内在性的治理，这种治理摆脱了所有超验的规范；马克思在其关于历史的著作—主要是在《大纲》—中，在已经具有统领性的劳动力的智识性协作中指认出了新的政治主体性。这个历经好几个世纪的概念从来都不是空想；它总是置身于实实在在的主体性中，并且总是遭遇失败。然而今天它的胜利已不再是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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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性的选项意味着不幸。它直接就具有神秘化的功能而且毫无用处，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当诸众在本体层面上被组织起来，统治还有什么用处？

本体论与创构

我们已经宣称了某种社会主义过渡概念以及某种关于历史发展的辩证式前进概念的终结，也定义了在历史进程中动摇现代国家正当化基础的两个选项，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方法论原则并且重估我们理论武库中的库存。在我们的武器中，是否存在着在分离过程中进行构建的方法？是否存在关于集体性主体性和社会关系的非辩证性的创构理论？这些考量直接将我们引向如下问题，即审视过去30年在反黑格尔主义旗帜下所发展出的各种理论在政治上的相关性。①在现代性的核心，我们找到一个构成了不同于辩证法选项的激进批判传统—从斯宾诺莎和尼采到福柯和德勒兹，这个传统为我们提供了另类政治方法论的开放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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