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我们发现的另一个陷阱就是，当人们理解这种彻底的他异性时，有些作者无法认识到另类立场所具有的力量，因此让批判变得无力且无效。当我们从诸众的立场提出正义问题并且批判权利体系的时候，绝不应该将自己与边缘人或者无权的人联系在一起(这种认知似乎不可避免地将会进入代表的领域内，提出象征性的解决方案)。我们也许会将诸众视为少数的或臣属性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视为被剥削的，但诸众已然处于社会生产机制的核心;诸众总是已然掌握力量。然而诸众所被赋予的力量与国家的权力有着质上的区别。将差异哲学应用于法律和规范体系的做法，会让我们直接认识到诸众这个不可代表的共同体的独一性。换言之，提出彻底的他异性不是为了让弱者去对抗强者，也不是为了号召第三种力量(在这里就是改良主义彻底的虚幻概念)的介入，而是为了在一种权力面前，去肯定另一种权能：与国家被创构的权力相对立的诸众的创构力量。真正的另类选择必然会将主体性的另类生产和力量的另类构成，作为核心且排他性的难题。这种批判性的视角必须认识到，社会运动的谱系以及新出现的主体性并非只是对现存秩序所施加的改良主义压力，而是新的创构力量的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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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确定无疑的危机，以各种形态出现的法律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的冒险都宣告结束了。不再存在任何空间，能够将这种类型的另类选择变得具有效力。权力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对世界市场以及在国内范围内对主体性的社会生产，取得前所未有的操控水平，它能够让自己分离出去，并且自主地让新的社会秩序得到正当化。我们只有通过回到现代性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母体，回到其激进的人类学上的另类选择，从而在形成其结构和巩固其力量的场域上，生产出对后现代秩序的批判，才能重新获得一个有力的重构性的法律视角。只有通过对后现代国家中分离的社会维度进行重新阐释，我们才能够把握这些主体性的生产机制，而这些机制在分离中，被置于主权独立性的对立面。对法律国家展开全面批判的强有力主体是一个创构性主体，这个主体在分离的平面上，提出了一个激进且有效的另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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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构性主体的谱系

在现代思想史中，在规范性路线(其最终气急败坏的表现就是后现代的法律及其国家概念)之外，还存在一条创构性的、自由意志主义的(libertarian)和生产性的路线。这条路线不断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将共同体视为外在于主权的独立且自主的实体，这是否可能？不再将“一”(one)作为诸众的基础的法律和政治理论是否可能？因此，将“一”作为诸众表现自己的单纯平面，这样的法律和政治理论是否可能？今天，在我们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社会主义过渡的终结两方面都明显出现的情形下，这些问题再度成为核心问题。在现实中，危机所导致的大范围的混乱似乎只能重启政治上的思量，走向一个绝对原初性的奠基点，走向绝对原初性的持续再奠基的点—回归原则(ritorno ai principi)。如前所见，在这里再试图去让一个不确定的、颠倒的循环呈现出新的意义，这种做法已经显得捉襟见肘。重构意义的唯一可能性就在于重新对过程进行奠基，从头开始对其进行构造。我们的问题不再是去证明改良主义的路不通—不仅不通，而且无聊、变态、重复且残忍。国家已无可辩护，哪怕是反讽性的辩护都已不可能。另一方面，如果创构性的、自由意志主义的和生产性的路线现在在理论上取得统领地位，如果—在认识论和法律领域内上—只有它可以为事件赋予意义，如何可能在行动中展现这条路线呢？不仅将其视为理论的路线和筹划，而且也视为主体和权力，这如何可能？在这里，一劳永逸地抛弃在推出宪法的时候就否定自己的制宪权概念，并认识到存在着这样一种创构力量，这种力量不再生产出与自身相脱离的构成，而且本身就是构成，这如何可能？我们所提出的对后现代国家阐释的批判性要素现在积淀为积极建构这种另类选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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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能通过下到社会领域，并且在那里开始描述在当下的后现代世界中运作的创构性主体的谱系，才能够着手对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来进行回应。这个主体是一个劳动的主体—一个具有创造性、生产性和肯定性的主体。其社会存在已经由我们之前对非物质劳动和生产的协作性本质的主体性综合的论述，所勾勒出来。在我们于当下社会所注意到的发展中，生产性劳动的趋势是提出意义所具有的完全内在性的社会维度，且这种意义独立于任何强制性的协作——这种强制从外部施加在劳动之上。劳动越来越具有的非物质性维度在社会生产的核心确立了劳动协作的协议和网络。资本作为生产协作指挥者的传统身份被替换，因此其趋势是表现为捕捉装置的形式。生产性的社会劳动逐渐摆脱所有直接的资本主义控制形式—因此更为明显地摆脱了资本主义对劳动的间接操控形式，这种形式的主要表现是国家的规范性。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最后就变成掠夺和控制在根本上具有自主性的社会生产流。其结果就是，一旦国家将主权确立为最为极端的自治和分离形式，主权概念的任何社会或辩证功能似乎就变得无济于事、毫无意义。在这两种自主性的分离中，完全不剩共同的内容。持续定义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性劳动和被孤立为非生产性形象的控制(或主权)绝对是毫不相干的。

与如下问题——即与后现代主权诸维度相决裂的新的主体的构成问题——相关，对社会的批判分析为我们所提供的第一个回应方式是，将我们再度带回到坚持分离从而坚持自主的、独立的场所—这是这种主体诞生的场所。然而，在这种反思中还存在另外一种回应，这种回应不再指望场所，而是坚持这个主体表达自己所采取的形式。这种形式必须在本体论层面上满足今天为社会价值增殖确立范式的非物质性和协作性生产力——所谓在本体论上满足的意思是它能够充分把握主体的力量和独一性。这种主体的形式是生产性、非物质性和协作性的形式，先于所有的规范性构型，或者说排斥后者，同时在一个动态的、开放和持续的制度进程中消灭后者。如果规范的内容紧随本体论的内容之后，而本体论的内容是绝对的内在性，那么规范性内容(及其自主性的存在)就不可能孤立存在，除非是以神秘化、欺骗、一团乱麻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最多是作为旧的权力的残留物而存在。因此法律规范性的特征就不可能延续：规范性不可能再作为赋予行动以资格的框架而存在。行动只有在与行动自身的创构性、社会相关性和协作性的机制的关系中，才能够得到定义并被赋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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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规范性的论断：似乎我们可以且必须着手接近这个目标。将规范性化约为社会性和协作性主体在其中表现自己的制度性进程:这似乎是种手段，或者说是存在论的基础，借此对规范性的化约成为可能且对制度性(institutionality)的重新激活成为现实。一旦这些条件得到满足，我们就处于一个表层的、平面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生产性力量的独一性表达的无限性以及不计其数的协作网络被呈现出来。没有其他领域能凌驾于这个肯定的、历史性的领域之上。在这个平面上，“一”就是诸众。形而上学的一元论是主体的历史多元论和自由生命的独一无二的基础。我们如何能够在一元论的自由领域上发展出这种多元性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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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凌驾于自由之上的一切都无法对其施加秩序，我们如何能够肯定自由？

在这个领域上，除了其分离和生产性，新的主体还必须生产出更进一步的表达环节。这个主体必须表达生产的内在秩序的设计以及社会的构成性网络系统。然而，这些表达如何在构成上保持一致？诸众如何能够构建出一个有效且绝对的领域？这是马基雅维利、斯宾诺莎以及他们身后成千上万思考者所提出的问题，他们总是从诸众和被剥削阶级的立场出发。马基雅维利、斯宾诺莎以及他们身后的所有人在斗争中所发明的回应是，“诸众”之名不过是民主之名：平等者之间的民主，建立在主体的生产性能力的绝对性之上的、建立在权利与义务的绝对对等性之上的、建立在权利有效性之上的民主。很多人都试图将民主奠基在这三个原则之上，但成功者甚少。除了社会的分离或自主的概念以及社会生产力的概念，我们还有第三个旨在处理这个难题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创构力量”，它将社会的自主性与生产性都置于生产性劳动的公民身份之内。换言之，新的协作性和非物质性社会主体在根本上通过创构力量来表达自己。创构力量对立于被创构权力，而作为独一的主体性、作为生产力与协作的创构力量询问如何被安置在社会中—以及如何去发展自身的创造性。

因此民主就表现为创构力量。这是由排斥所有权力转让的独一的主体构成的诸众所表现出的力量。创构力量否弃任何外在于诸众进程的基础的存在。并不存在任何超越的基础或在本体论层面铭刻在人类独一性之上的自然法形式，来规定或限制人类独一性的协作行动。并不存在任何固定的逻辑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协作的独一性的创造性自由会得到修复，这是一个会阻碍构建永远新颖的共居假设以及协作装配可能性的界限。创构力量拒绝将任何外在于如下内容—即诸众在诸众的日常经验中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的内容——的不可改变性强加于历史性和构建性的人类行为所表现出的自由之上。因此，这是一个没有基础、没有逻辑或现实制约、没有目的论的民主。“一”就是诸众，而诸众的生命就是民主。共和国和法律本身就成了程序。没有什么先在于程序:对暴力的垄断属于主体的集合，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程序性协议的整体中，且只有在这个框架中，对暴力的使用才具有正当性。创构力量是一种民主交往，在这种交往中，社会再生产的机构不断得到塑造和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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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和视角植根于生产性社会的真实的自我一制作。当主体成为财富、知识和协作的自主的生产者，无须外在的命令，当他们自己组织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时，一个外在于他们自身力量的包纳一切的主权权力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阻碍这些主体进行建设或者操控新的主体的构造性力量的意义，这些做法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诸众生命的制度进程只能内在于诸众自身的生命。创构力量是唯一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民主能够得到理解，从而其定义不会受到否定。

我们并非在描绘乌托邦。我们的分析和研究，就像推动这些分析与研究的政治意志一样，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将民主定义为创构过程的方式是我们必须途径的道路，另外，作为主体所组成的诸众必须构建自身的制度性。我们也清楚，创构力量的解放，以及民主真实的建构过程，与摧毁被创构的权力的过程是同步的，被创构的权力是在宪法、社会和经济层面奴役诸众的实实在在的牢笼。正因为这个过程并非目的论的，而是一个对自由的境况进行持续的和形而上学式的构建过程，我们认识到，解放的进程和摧毁的进程之间的关系并非机械性的，也非消极意义上的相互补充。事实上，在将内在性的创构力量与主权性的被创构的权力区分开来的分离中，不再存在一种辩证关系，甚至也不存在否定的辩证关系。生产性的出走成为诸众创构进程的主要特征：追求制度性建构和协作的构成的过程是独立于被创构的权力的灭绝进程的。这两条路线作为无法把握的他异性在世界的地平线上前行。但是依然会存在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中，这两个独立的进程会彼此对立，因为会出现这样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中，后现代国家内爆进其本体论层面指涉物的空虚性过程将会以毁灭和死亡的时刻威胁整个世界。没有任何保障来确保这个威胁会失去效力；且无论如何，诸众对民主的建构在死亡的阴影下展开。这个死亡的阴影推动了构成的进程去破解滋生其统领性权力的语言性和交往性的符码，去要求事件得到决定。我们生活在革命中，这场革命已经展开，只有死亡才能制止人们宣告革命的消息。如果说在后现代国家权力的谵妄和诸众对民主的建构之间还存在辩证关系的话—唯一可能的辩证法，那么这个辩证法就存在于死亡的威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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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就是新的主体的谱系—当在它的自主性、生产性和扩展的民主多元性中得到展示之后—所明确被给定的地方；换言之，当面对死亡的时候，新的主体既展现了自身的有限性，也展现了激发自己的、对生命不可压抑的欲望。因此，在这种难以平息的对抗死亡的斗争中，在对抗有限性本身的斗争中，有限性的力量得以昭示。在这种集体性的实存中，新的主体领会了直面其界限的自身行动的自主性和生产性——这个界限总是非常牢固的，但是新的主体必须将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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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对灾难的假设中，共产主义在具有彻底建构性的“回归原则”中得到了复兴，并消除了以为社会主义或成熟资本主义能够昭示自由之路的幻象。只有厘清现代性的各种选项，并且选择这种厘清界限所带来的道德风险，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如果处于恶托邦(disutopia)的选择之外，处于复兴构成过程的自主性、生产性和多元性所表现出的人类建构性之外，任何法律秩序安排都是不可能的。创构力量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在潜能的表面上的绝对内在性。唯一具有超越性的力量只能是人类有限性的力量，因其全部的力量而丰沛。在那里，在有限性中，创构过程的形式和创构力量的主体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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