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70年代的作品，主要考察的是现代国家危机的本质，特别是从公共支出问题所涉及的国家的合法化和积累机制的角度来进行考察。这些文章聚焦于对国家所进行的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阐释，以及对国家提出实际批判的社会运动。第三篇是两位作者在过去三年①合作的成果。这些最后的章节意在通过详细阐明后现代资本主义的逻辑和结构，同时分析在新的领域出现的、外在于国家框架的另类社会表达形式的潜能，来考察本书所提出的转变。

在这一系列文章中，我们试图采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现代性的转变，这种方式与现代性开端时所提出和发展的唯物主义方法存在对应关系。我们不应该将唯物主义与现代性的发展相混淆;唯物主义在现代性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作为另类筹划而存在——不断受到压制，但百折不挠。文艺复兴发现了劳动(即生命力vis viva)的自由：唯物主义阐释这种生命力，而资本主义现代性则奴役这种生命力。今天对雇佣劳动的拒绝以及智性生产力的发展再度提出这个在现代性的黎明就受到压制和排挤的另类筹划。另类于资本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灵论(spiritualism)统治的唯物主义的生命力并没有被消灭殆尽。当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所具有的诸后现代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刚出现就已经穷途末路试图编织新的统治网络，去围困新出现的对抗性主体性以及生产性劳动的大众智性时，这个另类筹划在今天更加难于消灭。活劳动，即自由与共产主义不屈的狄俄尼索斯，拒绝这个游戏。如果说劳动形式变得越来越具有非物质性，如果生产的世界现在可以用马克思的“普遍智能”来描述，那么活劳动承诺的就是从政治上对对抗进行重组的空间。为什么不夺回活劳动的非物质性？为什么不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称为盗窃——这要一再强调，因为私人占有原则也用在非物质劳动上，用在人类最为深刻且不屈的本性上？为什么不在这个层面科学地运作，将统治的机制以及国家和法律的具体运作，重构为已死之物的荒诞且可悲阴谋的功能？在当今的境况下，用吸血鬼和僵尸来形容资本的统治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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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作为批判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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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书英文版出版于1994年。——译注

通过对唯物主义方法一以贯之的应用，我们将考察经历这些历史转变的对象，批判资本的世界，这个世界试图在后现代时期复活现代时期所利用的统治。我们对后现代、后工业以及后福特国家的批判一直以来都是共产主义式的批判，即总体性的、肯定性的和狄俄尼索斯式的批判，将来也会如此。共产主义是唯一的狄俄尼索斯式的造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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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一形式的批判

第二章

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

Keynes and the Capitalist Theory of the State

本文作者是奈格里，写于1967年，在后来的岁月中一直都是意大利及欧洲各地政治团体的关键性参考文献，这些团体都将“工人主义”(workersim)作为他们的革命运动的理论立场(相关的历史背景，见布当[YannMoulier Boutang]为奈格里《颠覆的政治》[The Politics ofSubversion]所写的导言)。这些团体所作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分析都源于一个核心命题：资本的发展取决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并且随着工人阶级斗争的变化而变化。这个分析性的论断包含如下内容，在本体论层面肯定集体性主体性的力量，将这种力量不仅视为历史发展的关键，而且最为重要的，也视为所有制度具体运作的关键。因此，可以将政治视为社会活动的产物，或者更进一步说，视为社会斗争的产物。因此可以自下而上地、从革命的角度来解读制度和社会结构。很明显，这个立场与“正统的”工人运动的立场相龃龉，尤其是与后者最为极端的制度性信念相龃龉，如有必要通过议会手段来进行改良的论断。对凯恩斯思想和美国新政背后的政治所进行的分析表明——这些超越了资产阶级代表的荒唐断言，改良的确可以实现，但为了实现改良，必须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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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斗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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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书第二、三、四、五章都是奈格里个人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所写就的，原文为意大利文，由哈特翻译成英文，开头的说明性文字也出自哈特。我们在将这些说明性文字翻译成汉语时使用的字体是楷体。——译注

1929年：现代国家分期的一个关键环节

1917年的十月革命事件已经过去50年了。该事件是始于1848年6月巴黎街头起义这一历史性运动的巅峰，现代产业无产阶级也是在1848年首次发现了他们的阶级自主性及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独立对抗性。此后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再现巴黎，这就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这次革命的失败让政党的口号被广为接受，并且让无产阶级认识到需要在政治上对阶级自主性加以组织。

从1848年到1871年，再从1871年到1917年:这一分期看上去为构建现代国家理论提供了唯一恰切的分析框架。对分期的这一界定必须将阶级权力关系的整体变化纳入考量，这种变化主要在19世纪下半叶的革命危机中表现出来。1848年的阶级挑战为政治思想和行动所提出的问题让人们对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产生了新的批判意识—虽然这种意识或多或少也被神秘化了。除非我们理解了资本和国家转型背后的阶级决定因素，否则我们就会一直受困于资产阶级的理论；我们最终得到的，不过是一种将资本与动态的阶级关系相割裂的某种形式化的“政治”领域。我们必须超越对“工业化进程”的陈腐描述。我们的起点是认清资本主义的长期阶段，在这个阶段内剥削的辩证法(即雇佣劳动关系内部所固有的从属对抗)被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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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是这一进程的一个关键断裂点：自此之后，历史变成了当代史。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可以作为一个自变量，甚至可能实现自身的政治自主性，这一早在1848年得到证明的真理现在已经彻底成为现实，并取得了突破(Durchbruch insFreie)。在苏维埃，工人阶级的对抗现在已经以独立的国家形式变为现实。如此一来，它已经成为国际工人阶级获取内在政治认同的焦点，因为这是一个当下的、直接具有现实性的、客观的阶级可能性。在这里，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变成了现实。从现在开始，国家理论除了考虑剥削进一步的社会化所牵涉的问题，还得去面对业已取得政治认同、并且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历史主角的工人阶级。国家现在必须面对一系列阶级运动所具有的颠覆性潜能，而这些运动的现实内容已经具备了革命内涵。换言之，工人阶级世界革命的第一次飞跃所表现出的巨大政治潜能已经内化在现有的阶级构成(composition)①中了。在资本主义组织的各个层级上都出现了一个日益深化且越来越具有威胁性和对立性的工人阶级:这一阶级现在已经具备自主性和政治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之前工人阶级的斗争周期相比，1917年革命所具有的独创性，其对资本主义挑战所表现出的独一无二的特征，都是无与伦比的。自此以后，所有的问题都呈现出新的视角和全新的维度；工人阶级的观点得到了完全独立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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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并延伸至当代国家政治和制度关系的全部结构中。任何对现代国家的定义如果没有取得这些认识，那就会像黑格尔所说的“让所有牛都成为黑色的黑夜”。

①“阶级构成”是意大利“工人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源自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构成”，分为无产阶级的“技术构成”和“政治构成”，前者指的是资本把劳动人口组织起来并加以利用的方式，后者指的是工人阶级将“技术构成”转化为武器，以对抗资本的方式。考虑到“资本构成”已是固定译法，因此将class composition也翻译成“阶级构成”，与constitute(构成/创构)有所不同，请读者注意。——译注

当然，资产阶级对十月革命真正影响的感知是非常迟钝的。最初，他们将其完全视为一个外部事实(external fact)。他们的初始反应是竭力——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确做到了——将这种危险维持在外部，从而在军事和外交上孤立苏维埃共和国，将革命转化为外交事务。然后出现了内部威胁(internal threat)。面对十月革命不久后在国际上出现的工人阶级斗争浪潮，如创立新的强有力的群众工会，以及旨在夺回生产支配权的工厂委员会运动(Fac-toryCouncil movement)的兴起，资产阶级的普遍反应是什么呢?①在这段时期，只有落后的、不成熟的统治阶级才会采取法西斯式的压制手段。然而，更为常见的手段是各种改良主义遏制模式的不断出现，但这不过是触及了新的政治现实的表面而已。在那段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总体目标是打败工人阶级先锋队，更为具体地说，是破坏他们领导地位的现实基础，即包含相对高度“专业化”并且拥抱自我管理意识形态的团体的阶级构成。换言之，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摧毁工人阶级先锋队与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结盟的基础，布尔什维克组织正是建基于此。让先锋队远离工厂，让工厂远离工人阶级，即从工人阶级内部清除先锋党:这就是资本家改组的目标，是西方反击1917年十月革命的具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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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十月革命后，俄国以外出现的工会和政治运动可以被概括为基于“自我管理”理念的同质化运动，这通常被工人阶级贵族所代表和领导，即便在运动取得大规模群众基础的地区也是如此。塞尔焦·博洛尼亚(Sergio Bolo-gna)的论文《委员会运动起源处的阶级构成和政党理论》(“Composizione diclasse e teoria del partito alle origini del movimento consiliare")界定了这类同质化运动。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般性介绍，见赖德(A.S.Ryder)，《德国革命》(The German Revolution);罗森博格(A. Rosenberg),《布尔什维克史》(Histoiredu bolchevisme);普里比谢维奇(Branko Pribicevic)，《英格兰的工会代表运动》(The Shop Steward Movement in England);德雷珀(Theodore Draper),《美国的共产主义与苏维埃俄国》(American Communism and Soviet Russia)；以及加斯帕·德·卡罗(Gaspare deCaro)，《图灵工人委员会的经验》(“L'esperienza to-rinese dei consigli operai”)。

泰勒制和福特制正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通过大规模生产和劳动力的去技能化，他们将布尔什维克先锋队与工人阶级相隔离，并且将他们从生产性领域的支配性角色中驱逐出去。这反过来又将新的无产阶级力量加速引入到生产中，从而摧毁了过去工人阶级贵族的罢工权力，削弱了他们的政治潜能，并且避免了他们的重组。同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试图利用新的产业结构这种结构孕育了工人贵族——来摧毁新生的无产阶级力量一样，1917年后，随着工人阶级内部政治分歧的日渐弥合以及工人阶级在斗争周期的转折点实现了政治重组，资产阶级再次诉诸技术镇压之道。同以往一样，这一技术镇压(包括新部门有机构成的飞速提高，流水线，连续生产，劳动过程的科学组织，工作的分化和碎片化等等)是资产阶级对现存阶级构成的牢固性及其对资本主义控制产生的威胁所作出的第一反应，并且是近乎本能的反应。

然而，正是在这里对1917年之后出现的具有全新性质的情况施加了限制。在战后恢复期，劳工队伍在短期内重构的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但资产阶级很快就意识到，这种重构在长期可能会导致更为危险的境况。资本家不仅需要应付这些变化所导致的工人阶级再生产的增加，而且还得面对雇佣工人在更高水平上的规模化和社会化条件下出现的直接的政治重构。十月革命将颠覆的政治品质彻底地灌输进了工人阶级的物质需求和斗争中，让其成为无法被驱散的幽灵。考虑到这种新情况，技术性解决方案最终会导致事与愿违的后果。它只会在更高层面上重启工人阶级的政治重构。同时，这种应对/反击并不足以解决资产阶级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如何在认识工人阶级政治性出场的同时，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寻求从政治上控制工人阶级的新手段(比如通过攫取相对剩余价值的方式完全重构社会机制)？承认工人阶级的自主性的同时，必须要有能力在政治上控制他们。对资本而言，承认1917年十月革命的独一无二性以及资本主义的整个现实结构已经无法正常运转且已无可救药这一事实，迟早会成为一种政治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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