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事实上，“算总账”的日子很快就到来了。同以往一样，资产阶级的政治方案必定是谋求脱身。1926年英国大罢工是“一战”后不断扩张的工人阶级革命进程顶峰的标志，在这一大罢工失败后不久，1917年的幽灵以更新且更具威胁性的形式复归了。因为这一潜在威胁，1929年之后的经济崩溃显得尤为严重。资本主义现在面对的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他们因为承受的压迫能够在社会层面上同气相求，规模巨大，以至于必须承认他们的自主性同时必须承认的还有他们所具有的颠覆性潜能，另外，任何未来发展模式都要将他们视为背后的决定要素和动力。1929年之后的大危机是真相大白的时刻，是对之前资本向工人阶级进行技术进攻的结构的反弹，并且也是这一技术进攻的极限的证明。1917年的教训现在通过这种对整个制度的“滞后反应”而得到了传达。虽然1917年工人阶级的政治方案具有明确且猛烈的毁灭性，并且这一方案只在短期内可控，但是现在它又在整个制度发生危机时出现了，这表明1917年的方案不能被忽视或回避。资产阶级起初回避问题、忽视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政治冲击所具有的现实有效性的做法，现在反过来令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深受其害。在资本最为强大的地方，危机的冲击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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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来说，1929年之后的危机代表着当代国家出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是自由宪政国家的物质基础。1929年彻底扫除了对1917年已经摧毁的价值观的残余留恋。1929年华尔街的“黑色星期四”摧毁了资产阶级近一个世纪统治所打造的政治和国家神话。它标志着法治国(rightsState)的历史性终结，这一法治国可以理解为旨在通过资产阶级对“正当程序”(due process)的维护以在形式上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权力机器，这一国家权力机器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资产阶级的社会领导权。1929年危机最终埋葬了国家与市场截然两分这一古典自由主义神话，它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

然而，这并不仅仅是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经典关系的推翻和“干预型”国家(“interventionist”State)到来的问题。毕竟，1871年之后，国家干预和生产方式的社会化都在不断加强。但这之所以是一个崭新的且具有决定性的时刻，是因为它承认了工人阶级的出场，以及该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所代表的不可避免的对抗性，这种对抗性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特征，国家权力必须对此加以协调。人们通常认为(且不仅限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有限视角)，从大危机中涌现出的新国家(new state)的新奇之处可以用国家权力从“自由主义”形式向“极权主义”形式(“totalitarian”form)的转变这样的术语来定义。①这是一种曲解。它错误地将某些区域的做法——直接诉诸法西斯主义和社团主义的解决办法和政权形式——作为区分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历史形式的核心特征，新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更为强调的是在发现工人阶级内在对抗性的基础上对国家进行重建。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重建很可能具有极权主义的含意，但它只在下述条件下成为现实，即它意识到国家的各个层面都存在固有的对抗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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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资产阶级转向了马克思，或者至少学着阅读《资本论》(当然是从资本自身的角度，这种角度虽然是神秘化的，却也相当奏效)。一旦认识到对抗，问题就变成通过阻止对抗的一方采取独立的毁灭性行动以确保对抗本身的运转。避免工人阶级政治革命的唯一方式在于承认且接受一种崭新的阶级对比关系，并让工人阶级在一种整体性机制——该机制将持续不断的夺权斗争“转化”为某种推进资本主义运行的动力因素—中运转。必须在一系列不时进行阶段性“收入革命”动态调整的均衡机制中对工人阶级加以有效控制。可以说，国家如今的确准备沉入市民社会(descend into civil society),并在对均衡条件进行长期调整的过程中持续不断地再造自身正当性的来源。在各种相关力量间再平衡收入的机制不久就以计划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一构成的新的实质基础变成了作为计划者的国家(theStateasplan-ner),或者采用更好的表达:作为计划的国家(the State as theplan)。在一段特定时期内，为一个计划所预设的均衡模式意味着，每一个达到新的均衡水平的动议和调整都开辟了在宪政国家自身(constitutionalState)内部进行修正的过程。也就是说，现在通往稳定之路取决于对国家权力的这一新的、不稳定基础的承认：国家计划的这一发展动态意味着将一种“不断革命”接纳为其对象——这是从资本一方对这一口号的一种吊诡性扬弃(para-doxical Aufbeb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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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美国的某些大企业曾用“极权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来指控美国的“新政”。

然而，资本的科学神秘化的内容必然与其所揭示的内容一样多。它揭示了新的阶级力量关系，记录了工人阶级内化进国家生活的痛苦过程，以及他们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源泉的核心动力作用。然而，与此同时，它神秘化并且隐藏的与其说是工人阶级出场所带有的对抗性本质，不如说是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施加的影响所具有的普遍性。它遮蔽了为了维持这种新的国家形式而精心安排的受控制型均衡所需要的暴力。事实上，它甚至高度颂扬这一新社会及其从行动上实现共同利益、共同意志(theGen-eralWill)的暴力行为。在对新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理论神秘化与批判性认识的相互作用中，资本的科学再次揭示了各种矛盾性的必然并存(copresence)。和往常一样，这门科学不得不展开艰难的分析和辩护工作，以求在对现存框架的不稳定性的批判性认识和力图实现稳定的决心之间的狭窄道路上前行。最终，这个矛盾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寄希望于独立的政治意志:某种能够将资本主义制度中各种各样必然存在但又互相对立的要素统合起来的“政治奇迹”——生产方式的社会化与剥削的社会化；组织与暴力；对社会进行组织以剥削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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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进程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而是说剥削得以运行的框架、维度以及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被迫面对的阶级主角发生了变化。既然阶级对抗性的存在意味着任何摩擦都会引起警觉，任何错误都可能导致灾难，任何运动都可能对卷入斗争的两个阶级的力量平衡产生剧烈影响，那么政治奇迹似乎就更加不可或缺了。正是工人阶级亲历的革命经验所激发的非同寻常的力量取得了成效，并且确立了资本主义体系各个层面都需要进行干预的不均衡。

资本家的科学必须注意到这一事实。对这个事实的认识程度是衡量其把握和理解新情况的标准。追踪这个复杂过程，揭露并且辨析其中科学的和意识形态的成分，这是工人阶级批判所要面对的任务。在这篇文章中，我会追踪凯恩斯对—从十月革命到大萧条时期——资本主义制度整体危机的认识与反思的发展历程。在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处理资本所面对的新情况，凯恩斯表现出了最为清醒的意识和最为敏锐的政治直觉。正是凯恩斯的清醒诊断为国际资产阶级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药方。在理解应对1917年工人阶级革命的冲击所出现的资本主义重构，以及新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上，凯恩斯或许是最具洞察力的理论家。

凯恩斯与1917—1929：

理解十月革命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冲击

那么我们如何追踪资产阶级意识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历程呢？资产阶级以何种形式、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1929年危机所具有的根本意义呢？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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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和1929年之间的关联呢?

正如我们之前所注意到的，可以从下述两个方面来认识十月革命：从国际层面看，这是一个反革命的问题(或者至少是孤立苏联的问题)：从国内层面看，这是压制能将革命经验传播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阶级的强大的工会和政治运动的问题。这些经验表明它们是同质的。在运动采取工人委员会(1918一1926)形式，以及更为直接地采取工会形式的地方，存在着共同参照点：那就是某种形式的阶级先锋队和对生产进行自我管理的要求。①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资产阶级领导层是如何将上述两个方面完全割裂开来的。各种不同的技术手段被用于回应来自这两个层面的革命性挑战。资产阶级并不十分相信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完全的团结。对这两个层面的区分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他们对这一真实状况的不理解—这种不理解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这至少是凯恩斯的观点。如果说资产阶级对国际秩序进行重建的关键时刻是“凡尔赛和约”，那么这是一个被错失的时机。凯恩斯提出，在民族国家间几个世纪力量关系传统的最后一幕中，它们完全没有领会到阶级斗争的新维度，这一点尤为明显地表现在对这一问题两个层面的割裂。不然如何解释“凡尔赛和约”的愚蠢？这个和约不是制订计划，让欧洲免遭劫难，而是表现为对好几个世纪以来大国政治的绝望和复仇心态。革命近在眼前，战胜国的领导人却只确立了一个无法重建欧洲秩序的惩罚性体制。外交上的虚伪甚至让停战协议上的承诺变成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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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确实如此。关于一战后美国和欧洲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所采取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同质性，见《工人与国家》(Operai e Stato)中塞尔焦·博洛尼亚和乔治·拉威克(GeorgeRawick)的文章。尤其应该记住的是，在1914到1920年之间，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的会员从两百万升至四百万，会员人数水平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超越。相关数据见欧文·伯恩斯坦(Irving Bernstein)，《萧条年代：美国工人史，1920—1933》(The LeanYears: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orker，1920—1933) 以及德马尔克等(Domeni-co Demarco et al.)主编的《劳工运动与经济萧条》(Mouvements ouvriers etdépression économique)中加伦森(W.Galenson)的文章，第 124-143页。

现在已经没有其他手段捍卫资本主义体制并且提供一种新的结构了。相反，这只会让危机日趋加深。特别是，强行要求德国赔偿这一经济上的愚蠢行径让和平协议的效果不只是在德国而且在整个世界市场的统一网络中都被灾难性延长了：

如果我们执意想要让中欧贫困潦倒，那么我敢预言，复仇不远矣。没有什么能够长久延缓反动势力与孤注一掷的革命冲动之间的最终内战，在这场战争面前，最近的德国战争的恐怖就显得不值一提，且无论哪一方获胜，这场战争都将摧毁我们这一代的文明与进步。(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the Peace],第 170 页)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有且只有一种做法：巩固中欧经济，并将其作为从东面防御苏联威胁以及制约中欧内部革命运动的堡垒简言之，重新联合起资本主义防御体系中的两条阵线。

列宁曾指出，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方式是滥发货币……列宁无疑是正确的。没有比滥发货币更不易被察觉，也能更保险地推翻现有社会的基础了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对社会契约和既有财富产生了猛烈且任意的干扰，这将对社会安全造成冲击。欧洲各国政府把这种冲击与公众对于企业家的仇恨结合在一起，使19世纪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很快变得难以维持。（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第148-150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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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凯恩斯1919年所秉持的立场。追踪从这段论述到写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时期凯恩斯思想的发展历程，我们或许能够理解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资本主义整体战略的艰难转变。在初期，凯恩斯发出警告，和约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且让大家警惕一个潜在的幻觉，那就是认为阶级关系并没有随着工人阶级与战前资本主义体系的决裂而发生变化。我们现在仍旧没有关于现代国家新的政治周期的任何准确的理论理解。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凯恩斯后来竟然具有如下能力:将对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体系断裂的认识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存在理由”。不过，这种对新的阶级境况的直觉虽然非常初步，却是根本性的，它已经预示了未来的核心问题：如何阻挡和控制十月革命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冲击。为了讨论凯恩斯思想的连续性及其理论上的一贯性，我们必须超越其著作的字面意义，来揭示它们背后的一般性问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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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这个阶段，凯恩斯的政治目标是将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防御的两条阵线再度联合起来—同时利用如下推论，即这种防御只能围绕着德国这个堡垒而展开。这个视角在凯恩斯的政治思考中依然是一个根本性要素。1922 年《对和约的修订》(A Revision of the Treaty)出版,凯恩斯苦口婆心地重复如下观念，即“德国的未来在于东方，其复兴的希望和野心当然也要转向东方”。凯恩斯口口声声的“亲德国主义”给他招致了很多批评，甚至晚至芒图(Étienne Mantoux)的《迦太基式的和平，或凯恩斯先生的经济后果》(TheCarthaginian Peace, o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Keynes) 也对其进行批评，但因此也具有比他的批评者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的阶级内涵。凯恩斯的方法与魏玛德国最好的资产阶级政治思考异曲同工。例如，不难在马克斯·韦伯于那些年的思考中发现类似的直觉(见蒙森[WolfgangJ.Mommsen]，《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Max Weberund die Deutsche Politik，1890—1920]，第280页及其后)。另外，凯恩斯从未掩饰自己对魏玛知识分子及其政治团体的深切认同。在《梅尔基奥：被打败的敌人》(“Dr.Mel-chior：ADefeated Enemy”)中，凯恩斯描述了这个近乎辩护者的圈子。(本段中文翻译参考了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张军、贾晓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63-164页。——译注)

在目前这一阶段，我们论及的是一种政治直觉。现在它都还远没有形成一个科学体系。事实上，从成熟体系的视角来看，在1925年，当贝蒂尔·俄林(BertilOhlin)提出战争赔偿有助于国际经济均衡进入新的水平，以反驳凯恩斯关于赔偿后果的观点时，他比凯恩斯还要更加凯恩斯主义。①不管怎样，1922年凯恩斯本人的立场也已发生转变。让他离开巴黎和约谈判桌的“不可容忍的痛苦和愤怒”②已经得到平息。现在，他的图景从表面上看显得更乐观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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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这一问题的精彩处理，见罗伯特·莱卡赫曼(Robert Lekachman)为其主编的《凯恩斯的〈通论〉:三十年的报告》(Keynes'General Theory：Reports ofThreeDecades)所作的导言,第1-10页。毫不意外的是，哈罗德(R.F.Har-rod)在其“圣徒传记”(hagiographic)《凯恩斯的一生》(Life of JohnMaynardKeynes)中也持这种观点。对保罗·萨缪尔森来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指向的道路是一条“通往大马士革之路”。见萨缪尔森的文章《论〈通论〉》,第330页。

如果回首两年以前并且再次阅读当时自己所写的作品，我会发现当时所预见的危险已成过去。欧洲普通民众的忍耐力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经受住了最为恶劣的冲击。两年以前，这个毫无正义、同情与智慧可言的和约代表了战胜国一时的意志。和约的受害方会忍气吞声吗？或者他们会因为绝望和贫困而动摇社会的根基吗？现在，我们有了答案。他们一直在忍气吞声。(《对和约的修订》,第115-116页)

尽管如此，凯恩斯最初的政治直觉已经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发展主要维度的全新理解。丹尼斯·霍尔姆·罗伯逊(DennisHolmeRobertson)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现在，这一关于欧洲经济结构分析令人吃惊的地方在于，就某些方面而言它不同于并且实际上完全反对战前乐观的、主张自由贸易的太平洋哲学，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更多代表的是耸立于保护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上的资本主义大厦。”(《〈和约的经济后果评论》[“Review of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Peace”])。罗伯逊继续指出，这完全违背了自由放任的概念，并且在这里国际政治问题变成了从内部对力量关系加以组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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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特别见俄林的文章，《凯恩斯先生关于转移问题的看法》(“Mr.Keynes'Views on the Transfer Problem”)和《赔款问题》(“The ReparationProblem")。

② 这是凯恩斯的一句评论，转引自罗宾逊(E.A.G.Robinson)《凯恩斯：1883—1946》(“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一文,第 3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