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除了在社会上招致很多反对意见之外，凯恩斯1919年的警告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媒体以下述方式拒绝了这一警告：“实际上，凯恩斯著作最显著的特征是其政治上的缺乏历练，更不要说其所昭示出的天真幼稚。”(伦敦《泰晤士报》,1919年12月4日，转引自罗宾逊，《凯恩斯：1883—1946》，第35页)。无论是年轻还是年长的政客基本上都是以一致的口吻对此报之以嘲笑。据报道,克莱蒙梭(Clemenceau)曾指出，“凯恩斯的经济观点非常有力……毫不克制地挑战了协约国(即法国)的过分要求……不过他的这些严厉指责非常粗暴，如果不是因为他毫无廉耻地将其观点公之于众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我本不想理会。这也非常清楚地展示了某些人的思想变得多么的错乱。”(出自凯恩斯在《对和约的修订》[第69-70页注释1]中的记述)。丘吉尔写道：

凯恩斯以无可辩驳的常识揭示了金融与经济条款的荒诞不经。在所有与之相关的问题上，他的观点均无可指摘。但是，因为对强行规定的经济条款的本能反感，凯恩斯全盘否定了和平条约的整体框架。我们毫不怀疑，他完全有资格谈论经济方面的问题；但在其他更为重要的方面，他的判断并不比别人更高一筹。(《世界危机》[ The World Crisis],第 5 卷,第 155 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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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其回应方式尽管更为极端，但本质上同过去的1848年或1870年一样。资产阶级纠集了镇压性力量去打败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其次，资本在通过技术进步和优化相对剩余价值攫取机制以实现对劳动力的重新吸纳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工人委员会以及革命工团主义(syndicalism)的强大潮流被打败了——或者说,这些力量没有能够实现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革命辩证法，而这种辩证法是他们的组织基础。这些力量由于关键部门劳动力的重构、对劳动进行合理化的新技术、去技能化以及流水线的普及而遭到破坏。同以往一样，工人阶级斗争浪潮对资本的最初回应是改良主义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这演变为技术革新的一般化进程。资本被迫通过新部门的扩张以及对生产要素的彻底重组来应对无产阶级的冲击。

然而，这条老路能走多远？难道情况不是彻底改变了吗？同经典自由主义所秉持的政治与经济截然两分的信念相反，凯恩斯的立场在于他坚持认为政治元素内在于经济之中。然而，甚至这样的普遍真理也被资产阶级遗忘了。他们拒绝面对—这种拒绝造成了严重后果—如下事实，即苏联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个不可被忽视的政治参照。这一遏制方案要想成功，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挽回作为某种政治实体的工人阶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机制是无能为力的。事实上，它只会扩大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从而导致工人阶级进一步扩大，并且加剧周期性危机的倾向。供给的扩张(产能和大批量生产行业的增加)实际上并不会召唤出相应的需求力量。“需求”尚未被视为一个有效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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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凯恩斯在评论丘吉尔的著作时承认后者在和会上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同时他也强烈批判丘吉尔没有认识到苏联革命的重要意义：“[丘吉尔]没有认识到——或者起码没有重视——这些事件在它们相应关系中的重大意义，或者说没有区分一般事件与关键事件……虽然丘吉尔承认列宁的伟大，但布尔什维克革命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愚蠢的暴动。”见《精英的聚会》(Essays in Biogaphy),第 72-73页。

凯恩斯的立场依然只是一种政治直觉，从需要对他的观点进行科学加工这一视角来看也是不够完善的。他的长处在于他为解决方案提供了方法论前提;另外他也正确地指认了问题。追踪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和政治活动就好像是追踪旷野中没有武装的先知那充满苦涩音调的呼喊。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见证了这种政治直觉向科学话语的逐步转变。这种转变是在接连不断的政治事件的影响下，在工人阶级所施加的压力以及资本所面对的政治必然性下发生的。①我们注意到，根据罗宾逊的观点，早在写作《和约的经济后果》之际，自由放任主义就已被凯恩斯所摒弃。然而，这在凯恩斯认识到—在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和接踵而至的革命浪潮之后出现的—国际秩序的岌岌可危时，还只是隐隐的感觉。从现在开始，旧秩序的危机问题主要聚焦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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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传记作者们正确地强调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政治事件对凯恩斯思想演变的持续影响。见哈罗德，《凯恩斯的一生》，第331页及其后；以及罗宾逊，《凯恩斯：1883—1946》，第41页及其后。

萨伊定律不再有效，因为该定律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体系的维持会成为问题。该定律假定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是自我调节和自发展开的。换言之，它不认为工人阶级的存在可能成为对该制度的否定。现在，随着工人阶级的问题逐渐在凯恩斯的作品中得到科学的表述，该问题也倾向于根据神秘化的经济学传统而得到界定：即粗糙的古典经济学客观主义传统中的就业问题。①然而，在凯恩斯思考针对这一问题的政治方案的早期阶段，阶级斗争被赋予了重大意义，并且提出要对经济科学范畴加以历史化。在他的这些作品中，英国工人阶级表现出了革命自主性。②针对他的大学同事和自由派朋友以及那些叫嚷1926年总罢工非法并且逾越了宪法行动界限的人，凯恩斯给出了如下简短回应：或许如此，那又如何？阶级运动可能看起来是非法的，但这只是因为奠定之前制度并且决定之前正当性的平衡力量消失了。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已经改变，从而法律方面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新情况。③萨伊定律不再有效，因为保持政治和经济平衡的变量改变了。这一崭新因素就是工人阶级的自主性。“一方面，工会已经强大到足以干预供给与需求这一自由游戏；另一方面，尽管公众有所抱怨并且担心工会会越来越危险，但是他们依然支持工会，在他们看来，煤矿工人不应该成为残酷经济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他们启动的——的牺牲品。”(凯恩斯，《我是不是一个自由党人》[“Am ⅠLiberal?”],第305页)因此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平衡意味着将这一新情况和崭新的阶级力量关系纳入考量。如果萨伊关于供求平衡的公式不再有效，那是因为出现了新的未知因素。现在有必要将这些未知因素整合进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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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凯恩斯如何认识到该问题，见罗宾逊，《凯恩斯：1883—1946》，第41 页及其后;以及克劳迪奥·纳波莱奥尼(Claudio Napoleoni)，《20世纪经济思想》(Economic Though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②除了普里比谢维奇的《英格兰的工会代表运动》，还可同时参考莫罗·戈比尼(Mauro Gobbini)收在《工人与国家》(Operai e Stato)中关于1926年英国总罢工的文章。

③见哈罗德，《凯恩斯的一生》，第375页及其后。

譬如，旧世界政党的理念是，你可以改变货币的价值，接下来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对比自然会引发相应的调整。这类观点只适用于50年前或者100年前的时代，那时工会的力量还很微弱，并且那时经济力量可以在发展的道路上毫无阻碍地横冲直撞，甚至还为人们所欢迎和赞许。①（《我是不是一个自由党人》，第305页)

从科学的视角来看，我们也不应该低估20世纪20年代这一批判的深度和重要性。对萨伊定律的这个批判意味着横行了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的毁灭，这种意识形态根深蒂固，而且它越是不能回应现实，就越显得顽固。这意味着对一系列根本性的价值和规范进行去神秘化，而这些价值和观念在19世纪指导了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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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译文参考了凯恩斯，《预言与劝说》，赵波、包晓闻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2页。——译注

阶级的政治学。马克思写道：

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称颂工厂手工业分工，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把这些说成是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同时又同样高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工厂制度的热心的辩护士们在斥责社会劳动的任何一种普遍组织时，只会说这种组织将把整个社会转化为一座工厂，这一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①（《资本论》第1卷，第477页)

对萨伊定律的凯恩斯式批判是对经济科学研究对象的彻底摧毁，迄今为止，从结构上而言，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如下前提之上：经济均衡理论，各要素在整体性和功能性上的互惠关系，它使得所有人可以无限自由地进入财富世界。经济科学就建立在如下观念基础上:这些前提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而然的”。一旦面对这个根本性的批判，马克思所提到的整个社会转化为一座巨大的工厂的风险，也就被暗自接受了。

然而凯恩斯的批判到这里就止步不前了。摧毁科学研究对象的目的是重建。后来他甚至声明，一旦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新古典的经济均衡理论就会再度生效。①资产阶级的辩证法不知扬弃为何物，它无法推翻它的研究对象。无论凯恩斯何时到达自己批判的极限，他都会受制于阻碍其前行的哲学而陷入瘫痪。即便在他宣布与更为庸俗的神秘主义经济学决裂之际，他也依然被困在商品拜物教的神秘世界中;他退回到了依赖于形式化的公式和动手重构实现均衡经济的条件的地步。除了均衡，即对一般均衡这一神秘化形式的重申外，已经没有其他目标了。最后只剩下“灾难的政党”(Party of Catastrophe)②(《劝说集》[Essaysin Persua-sion]，第299页及其后)，以及认为历史—换言之，均衡以外的一切事物—不过是蠢蛋的工作这一令人绝望的信念：“既没有深刻的原因，也没有不可避免的命运，更没有惊天动地的邪恶”(《精英的聚会》，第429页)。“匮乏、贫穷以及阶级与阶级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斗争不过是令人恐怖的一团乱麻，转瞬即逝且毫无必要的一团乱麻。”(《劝说集》，第xviii页)于是就有了科学家想要在资产阶级知识可能性的极限下试图恢复形式上的均衡的努力。这里甚至不存在完全和确定的信念：他有意识地遮掩了某种大体上是——且必然是——非理性的责任，这是对一切理性内容的意义含混的替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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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2一413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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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然而如果我们的中央控制机构能够成功地把总产量推进到相当于在现实中可能达到的充分就业水平，那么，从这一点开始，古典学派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378页)(中译文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2页。——译注)

②在凯恩斯看来，所谓的“灾难的政党”包括雅各宾派、共产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这些群体认为经济崩溃恰好提供了夺权的机会。也有中译翻译为“破坏派”，如在《我是不是一个自由党人》中，凯恩斯将工党的极左翼称为“破坏派”。——译注

因此，出于对工人阶级自主性爆发所产生的崭新情况的直觉性理解，在对19世纪自由放任意识形态进行首次批判后，凯恩斯的目标显然是要重构一种新的均衡模型。然而，直到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这一目标才最终实现。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作品主要是批判性的：他批判了恢复金本位的做法②，并且指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所进入的新的社会化阶段。③最为关键的是，他坚持认为需要国家介入来调和阶级矛盾并确保经济均衡(E.A.G.罗宾逊，《凯恩斯：1883—1946》)。从根本上来说，这些作品更具有批判性，而非制度性。关于这一崭新阶级关系的术语还没有以成制度的方式整合进凯恩斯的分析中；它们尚未成为关于有效需求、不断增大的风险以及与利率相关的新理论等观念的基本组成部分(constitutive part):它们尚未构成一个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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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牛顿其人》(“NewtontheMan”)一文中,凯恩斯设法通过指认出一个秘密、一个神奇时刻，并且通过将其与剑桥物理学家/数学家思考中高歌猛进的启蒙方面加以比较的方法，转向科学知识模型(a model of scientifidknowledge),在这个模型中，两个方面共存，但前者有更大的真实性。事实上，支撑创造性天才的往往是非理性的兴趣。这就是牛顿的兴趣所在，他依然将宇宙视为一个谜。牛顿这个形象如何界定了凯恩斯自己科学发展的兴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②对凯恩斯长篇论辩的记述，见哈罗德，《凯恩斯的一生》，第338页及其后。

③凯恩斯得出这些结论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背景，见斯威齐(PaulSweezy)的论文《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斯威齐在《作为历史的当下》(The Present as History,第 189-196 页)中对该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分析。

如果我们考察这一准备时期凯恩斯作品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即他的国家干预主义观点，很明显，这只不过是他批判自由放任的一个必然结论。这一批判意味着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规模化以及随之引起的实现均衡的困难。但是仍然缺少对工人阶级运动的爆发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崭新的质的作用的界定。凯恩斯所提议的国家干预还只是停留在对政治术语加以理论化的层面：这来自确保进步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者之间联盟的发展拥有更为广泛的基础这一需要。他的论述尚未建立在对阶级关系的新互动关系以及工人阶级在这种新互动关系之中作用的清晰的科学理解的基础上。①

在作这一界分时，还需要强调另外一个理论因素。仅仅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规模化这一事实，并据此提出加强国家干预的论点，这既无独创性也不够充分。这只是抓住了因为危机而出现的新的国家形式的部分特征，而且从历史上看，相当于组织起来以对抗工人阶级的国家最初具体的实例化(concrete in-stantiations)。波拿巴主义的政权形式、意大利落后的法西斯主义政权或者1870年斗争期间出现的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的某些变体都是这类国家的具体实例。1929年出现的新的国家形式所具有的独特性主要是在国家干预主义框架下阶级动力发挥作用的类型，这里国家干预是基本前提。只有1929年的大危机才使得资产阶级的理论发展到了对国家作出新的定义的程度。为了让这些成为可能，1917年的革命必须历史性地战胜上述这类资产阶级政权试图对其加以限制的孤立主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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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1926年所撰写的《自由主义与工党》(“Liberalism and Labour”)和《自由放任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Faire”)这两篇文章中，这一观点得到了特别强调,尤其提到了总罢工后所出现的政治必然性(political necessities)。

凯恩斯从政治到科学的转变：

1929年和资本之内的工人阶级

显然可以认为1917年事件与1929年毫无关系。然而，这种“显然”背后，存在某种我们能够将其指认出来的历史关系结构，即便这一历史关系结构无法完全解释1929年的危机，也能赋予其一个更宽广的总体含义。尽管从一方面来说，1929年的危机是美国经济制度本质的直接产物，但同时它也是20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积累的产物，20世纪20年代生产的规模化必然使得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在政治和工会层面发挥影响，这一事实使矛盾显得尤为突出。危机很快在国际层面产生影响的进一步原因在于战争、和平、革命与未遂的反革命引发了贸易关系的不稳定。①甚至资产阶级也接受了下述因果链以理解危机—至少在政治层面上，1917年因其所代表的隐隐出现的某种可能的替代性选择而被视为这一因果链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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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于这一点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分析的其他方面，我借鉴了海因茨·阿恩特(Heinz Wolfgang Arndt)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教训》(The Economic Lessons of the Nineteen-Thirties) 中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