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根源之一。①

作为一种外部性解释，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凯恩斯所起的作用是让这个解释在危机分析框架下起作用—让其变得科学化。在危机的艰苦考验下，这一不断发展的问题最终找到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凯恩斯为解决大萧条做了大量工作，同时毫无疑问大萧条也对凯恩斯产生了巨大影响。大萧条为凯恩斯提供了挑战、刺激以及实验上的验证。在大萧条开始之际，如果有人向他解释《通论》，他会欣然接受。从之前的历史来看，我们无法得出更多结论。但是在危机结束之前，凯恩斯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也将因此为后世所铭记。(萨缪尔森，《论〈通论》》,第329页)

事实上，危机昭示了他的分析所指认的这些个别因素的辩证性运动。在他看来，哪些因素导致了1929年危机呢？那就是会对净投资产生直接影响的过剩供给的逐步增长，它会降低投资，从而降低计划的资本边际效率的价值。换言之，只有当我们理解了20世纪20年代供给基础扩大(这时正处于通过技术革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极大发展以及耐用品生产的相应增加以恢复工业的过程中)并没有伴随相应的供求关系的变化时，我们才能理解1929年危机的独特性。当时的政治统治阶级自命不凡地坚持“审慎财政”理念，这一理念不过是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的粗劣掩饰罢了。他们不认同供给的扩大化需要与相等的需求的扩大化相一致——事实上他们养成了寻求和捍卫确保供给独立性的政治保证的习惯。与资本的日益社会化相并存的是资本一方对政治自主性的错误的诉求。现在，凯恩斯总结道，我们正在为我们的缺乏理解付出代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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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所有这些对处于经济危机中心地带的美国社会的重要性，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 )在《旧秩序的危机 1919—1933》(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1919—1933)中，以及艾瑙迪(MarioEinaudi)在《罗斯福的革命》(La rivoluzione di Roosevelt，第 51,90页)中都给予了强调。费列尼(PeterG. Filene)也引用了关键数据，见《美国人与苏维埃实验1917—1933》(Ameri-cans and the Soviet Experiment 1917—1933)。

这就是《通论》的起源，这本书也是凯恩斯的政治宣言。这是保守主义政治思维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当下的萧条和对不可知的未来的焦虑吊诡性地融合在一起，迫使对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一场系统性的革命。据说，“资本主义制度始终面临着陷入停滞状态的危险图景…在《通论》中弥漫着且占据着支配性地位”(斯威齐，《第一个 25 年》[“The FirstQuarter Century”],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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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尤其是第99-104，218-220，以及322-325页。请注意，早在1930年5月10日，凯恩斯就在为《国民》(Nation)报刊(该报刊全名为《国民与雅典娜神殿》[The Nation and Athe-naeum]，创立于1921年，1923年为凯恩斯所领衔的团体收购，之后凯恩斯为该报刊撰写了大量文章。—译注)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对该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过警告：“一个公众尚未认识到的事实是我们正处于极其严重的国际性衰退的深渊，这个衰退将成为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事件。这不只需要银行利率等消极活动帮助我们走出萧条，还需要积极且坚决的政策。”(转引自哈罗德，《凯恩斯的一生》，第398页)。

307页)。如果我们将这一迫在眉睫的危机理解为凯恩斯所注意到并力图对其加以彻底改变的政治事实，那么，情况的确如此。在《通论》中他所提到的停滞理论是为了反对其他人的观点而提出的，这意味着，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还想自救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在昨天早已不可避免的命运在今天已经完全无法令人接受了。提到“需求”是为了提到工人阶级，是为了提到找到自己政治身份的群众运动，也是为了提到起义和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凯恩斯是一个头脑清醒且智识过人的保守主义者，他准备好了面对他知道即将到来的战斗。正是因为绝望所滋生的紧张感，政治意志获得了给它自己提出一个完整且系统的意识形态命题的力量。这是凯恩斯主义意识形态出现的必要条件。

正是从《通论》的开篇部分，我们看到了与未来的关系如何成为凯恩斯分析资本内在运动的核心组成部分。预期的观念联结了现在与未来:预期对就业水平有着直接影响，同时对资本的边际效率水平也有着直接影响(见《通论》[TheGeneralTheory]，第46-51,135-146页)。到这里为止，凯恩斯都是同意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的。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有所不同：这类必须建立在企业家有信心生产价值这一基础上的预期已经被完全不可控的风险打破了平衡——并且发生在这一时刻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难以与普遍的不确定性相并存。危机摧毁了对于未来的信心和确定性，摧毁了结果和后果必须要与预期相符这一资本的根本性惯例。因此，凯恩斯的当务之急就是消除对于未来的恐惧。未来必须像当下一样固定不变。惯例必须得到保证(见第147-164页)。

这里我们可以得出关于干预主义(interventionism)的第一个精确定义。这不再是政治便利性的问题，而是技术必然性的问题;这不再仅仅是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化的问题，而是要为发展的形式和节奏确立实质参照点的问题。①投资风险必须被排除，或者将其降至惯例水平，并且国家必须为确保经济的这一基本惯例而发挥作用。国家必须要保护当下以避免未来的风险。如果唯一的途径就是在当下规划未来，根据当下的预期计划未来，那么国家必须扩展它的干预范围以承担计划者的角色，从而经济也就被纳入到了法律中。②在这一干预中，国家会根据一系列的标准行动；它会决定这些标准是什么。它不能确保未来事件的确定性，但是它可以保证惯例的确定性。它试图寻求映射到未来的当下的确定性。这是第一步，是为了将资本的生产性和政治性统治阶级统合在一起所采取的第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依然是间接的，但却是极端必要的。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不再取决于企业家精神，而是取决于摆脱对未来的恐惧。就定义而言，国家的法律基础就建基或毁灭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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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未来，这是在面对未来时稳定资本主义力量的迫切要求：这就是凯恩斯的参照系，其阶级本质是不证自明的。这是对前已提及的萨伊定律批判所表述的内容的另一种说法。然而，此时的形势——也就是科学必须研究和理解的与各种新变量的关系——因为危机变得格外紧迫。凯恩斯迫切诘问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我们再说一次，折磨着他和同伙的，是灾难，即“灾难的政党”——在他看来这种政党就是由工人阶级活生生的形式所代表的。这让我们对凯恩斯如下这句话产生了新的理解，人们在转述这句话时通常将其视为浅薄的俏皮话：“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现在感觉更像是他对其所属阶级命运的不祥预感。然而，我们将看到凯恩斯的一个饱受批评的决断，这一决断使他将他的整个分析重新置于静态体系中，以便再度排除一系列灾难的可能性，并通过延宕现在以取消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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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这一关系中，雷德威(W.B.Reddaway)对凯恩斯在分析中将国家引入的方法进行了精彩的分析—之所以精彩，特别是因为他强调了国家行动的内在的和“结构的”性质(见雷德威，《凯恩斯的分析和被管理的经济》[“Keynesian Analysis and a Managed Economy”])。我们将会看到，这正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分析对定义国家的崭新模式变得格外重要的地方。

②比尔多(GeorgesBurdeau)在《作为神话的计划》(“Leplan commemythe”）中，提供了或许是关于在经济计划的视角下，对未来如何被吸收或者被纳入当下的最好分析。他同时也澄清了这些对宪法规定的权利的概念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这里，凯恩斯的资本主义重建规划也必须考虑工人阶级的斗争。他的分析因为直面这一事实而变得更为深入。第二个被纳入对干预主义定义中的元素是:国家被视为生产性资本独一无二的集体性代表。①这一独特的政治上的必要性让凯恩斯得出了上述结论。其实早在关于预期的分析中，凯恩斯已经指认出了一些有可能导致制度崩溃的结构性因素(同时还有像投机这样的病理性因素），如竞争模式，预期的预测误差等。仅仅只是通过法治消除病理性因素是不够的;病理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都需要从实际上加以消除。不管怎样，不能让它们损害资本主义制度未来的安全。“以我自己而论，我对仅仅用货币政策来控制利息率的成功程度，现在有些怀疑。我希望看到的是……国家机关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来直接进行投资。”①(《通论》，第164页)需要更加巩固、扎实、全面地保证未来。国家干预的法律形式和其他的间接形式都还远远不够。国家仅仅确保联系当下与未来的基本经济惯例也完全不够。还需要更进一步。国家本身必须成为一种经济结构，并且凭借成为一种经济结构而变成生产性主体。国家必须成为为所有经济活动负责的中心。这是前进了一大步！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产业资本支配社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就会发生变革，从而社会的经济历史类型也会发生变革”②(《资本论》第2卷，第57页)。更何况国家了！在确保联系当下与未来的惯例时，国家仍然是为资本家服务的一种结构。不过，当它自己直接作为生产性资本的时候，国家同时要努力克服市场经济以及国家与单个资本家之间的间接关系所带来的结构性摩擦。因此，它成了一种全新的国家形式：社会资本的国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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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雷德威正确地注意到，投资如何在国家内化进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必然发生。极端的情况是，国家的功能直接就是生产性的，参阅他的文章《凯恩斯的分析和被管理的经济》。

让我们暂且跳过关于干预主义的这一新概念(或者说这一新的国家类型)的更为明显的例子。我们后面会再回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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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译文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前引，第167页。—译注

②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6页。——译注

③当然，尽管凯恩斯及其学派对这一情形展开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关于这一情形的最好的描述依然是马克思对“社会资本”形成过程的叙述。见《资本论》第2卷，第103页及其后。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能够解释且详述凯恩斯思想中这一进步的一个独特且十分重大的理论要素:关于储蓄与投资相等的假定。我们知道，《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1930)并没有提出这一假定;在《货币论》中，储蓄与投资的关系被视为维持价格水平稳定的经济政策的目的。然而在《货币论》(1930)和《通论》(1936)这两本书出版的间隙，凯恩斯改变了主意，并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内储蓄与投资之间可衡量的相等关系的概念(见《通论》第52,74-85页)。凯恩斯出现这一转变的原因从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情上可以很容易得到解释:1930年到1936年间正是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在这个时间段，政治上的急迫性日益加深，迫使凯恩斯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简言之，新的经济模式必须彻底消除未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收入、消除一切资本过剩也就是一切流通失灵。请注意，这一模式不再是对行为形式的描述——它是规定，即它是规范性，也就是它确定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它具有规范性的原因在于，仅当这些前提条件由国家的人身(the person of the State)保障，并在国家人身的范围内得到保障时，才有希望对抗(或者说是防止和控制)经济周期的萧条时刻，以及更为一般地说，使得整个经济秩序具有政治行动的灵活性。否则，这就是不可能的。因此，记账单位以预算工具的形式出现，并且成为国家活动的基本因素；被赋予这些手段之后，国家充当社会生产的总负责中心的角色就得到了确认。①

显然，将国家定义为社会生产性资本的总负责中心所引发的问题远多于其所解决的问题。首先，鉴于凯恩斯并没有将国家社会主义视为其前提的必然结果，那么他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资本在经济上的统治阶层和国家/政治上的统治阶层之间的关系问题，要面对两者之间的沟通与接合的问题，以及那些确保和发展这种关系的制度的问题。这里，凯恩斯在他对投机者和私人资本家的指摘与他对私人资本宣示效忠之间寻求平衡——然而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其次，凯恩斯提出这个等式的目的在于表明，从银行主导投资的阶段转向生产性领域自身直接决定投资的新阶段；或者更为一般地说，他“倾向于将货币理论变成一个总产量的理论”①(《通论》，第vi页)。但所有这些都只是暗示性的。②我们可以继续指认凯恩斯所提出但尚未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不过，凯恩斯给出的储蓄投资等式尽管是不确定的，并且是以晦涩的方式表达的，但它的确给国家提供了一个发挥作用的崭新环境。国家不再仅仅是提供经济支持和刺激以及稳定和创新的来源。它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原动力。这里，对自由放任的批判已被推至极限：社会本身是在工厂的模具之中被铸造的—个体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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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资本作为“社会负责”的核心，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1-4章中关于“资本循环的三个公式”部分。

到目前为止，与未来的关系迄今为止它代表的是与工人阶级的斗争关系—是以内化于资本结构的术语严格界定的;到目前为止，凯恩斯已经开始解释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改革的必要性，其目的在于减轻(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消除)对未来的恐惧；到目前为止，工人阶级斗争已经迫使资本进行改良运动(a move-ment of reformism of capital)。但是，工人阶级斗争如何在资本内部安置自身呢？我们如何找到承载着矛盾的工人阶级的存在呢——这一存在是在更高水平的结构调整中再度表达自身？自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干预主义的演化被强加于资本主义国家以作为对这一时期政治和工会运动的回应；现在经过1929年的危机和工人阶级的重构，干预主义已经变得具有决定性了。这种与工人阶级——这个阶级被置于资本内部——之间关系的本质和特质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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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译文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前引，第2页。——译注

②斯威齐在《凯恩斯》和《第一个25年》中对此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强调。

因为凯恩斯，资产阶级的科学取得了巨大的飞跃。它将工人阶级视为资本内部的一个自主性要素。由于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将处于斗争中的阶级之间力量平衡的政治观念引入了政治经济学之中。①显然，凯恩斯论点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是必要的)目标是稳定资本主义制度。对凯恩斯而言，问题在于如何在如下语境中建立有效需求的平衡，在这种语境中，构成有效需求的各种力量平衡被视为恒定不变的。然而，这一政治目标—它需要将工人阶级自主性永远限制在一个既定权力结构中—恰恰是凯恩斯主义的吊诡之处。它被迫承认工人阶级是发展的动力，于是凯恩斯对均衡概念所作的静态定义实际上永远不可能在静态条件下实现。任何定义静态均衡等式的尝试终将成为必然是在发展情形下寻求均衡的艰难探索。事实上，正如凯恩斯似乎意识到的那样，资本主义制度发挥作用，不是因为工人阶级始终处于资本内部，而是因为它也有能力走到资本之外，因为工人阶级实际上会如此行动的长期威胁始终存在。理论上的困难和政治目标必须扼制并吸收这一威胁、这一拒绝，并且在更新的水平上吸纳它。资本必须确保增长的动力得到控制，如此一来力量的平衡可以维持不变。这一问题，换句话说，永远无法得到解决，只能被延宕。仔细观察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点上，资本的动力源自不断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工人阶级的抗争被接纳，同时新的武器被制造出来以防御工人阶级在资本之外的行动，并让工人阶级的行动局限在一个其轮廓被不断重新绘就的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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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效需求的概念是在《通论》中得到定义和发展的，见第23-32，55，89,97-98,245-254,280-291页。

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呢？有效需求的概念包含着几十年以来工人阶级对资本所造成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远没有减弱的迹象。尽管在凯恩斯那里已经有了下述意识，即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变，从而需要将危机和斗争转变为发展的驱动力。但这能延续多久呢？“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

让我们更为详细地考察下这一形势。造成危机的原因在于，在这一政治形势下，供给过剩是一目了然的，而需求，即消费倾向，却面临压力。这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导致严重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对净投资产生了有害的效果。这一诊断本身已经开出了药方—增加需求量，提高消费倾向。然而由于影响消费倾向的变化从根本来说就是以工资单位衡量的收入的变化(《通论》,第91-92,110页)，这意味着，与可实现有效需求状态相对应的均衡将达于这一数值，在这一数值上，工人阶级的就业水平决定了产出的总供给价格和企业家的预期收益。不得不说，如果我们这样阅读凯恩斯，即展示凯恩斯试图解释和确定的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近乎循环的相互依存关系，那么要想确定他思想中的政治品格就并非易事。①然而，更进一步地考察表明，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相互依赖关系的思考，建立在下述单一假定上：工资下降刚性。②构成凯恩斯思考的基础的“最终自变量”是“雇主与雇员之间的谈判所决定的工资单位”(《通论》，第375-376页)。正是在这里，围绕着这一主题，凯恩斯的理论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它认识并且利用了工人阶级在其完全自主性上表现出来的权力。这个阶级既无法被镇压，也无法被消灭。唯一的选择就是理解这一阶级的行动并对其革命加以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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