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

在这一点上，凯恩斯的干预因为有效需求的原则而具有辩证性—完全是政治性的，因为它试图有意识地控制工人阶级运动，这些运动必须作为既定的事实，作为过程的必要的且有效的因素被接受。凯恩斯思考中的全部的概念内容被涂上了力量平衡观念的色彩。①因此，经济政策的任务就是强行在收入和消费倾向上进行不断革命，这才能确保总生产和投资，进而带来政治均衡的唯一可能的形式——这一形式仅在下述条件下是有效的，即其准备接受力量平衡的所有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将永远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有效需求理论的精神：它是以阶级斗争为假定前提，并试图在日常生活中，以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去解决这一斗争。

第二章 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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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过，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凯恩斯的“正统”阐释者那里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证明。相关论述见哈罗德，《凯恩斯先生与传统理论》("Mr. Keynes and Traditional Theory")。

②“凯恩斯在分析上的贡献主要是指出了工资刚性’这一假设的可能影响。现在基本上普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依赖于工资刚性假设。如果没有这一假设，凯恩斯的体系就会崩溃，或者说，会失去其独特性，正是这一特点将它与被不够精确地称作古典’的体系区分开来。”(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16年之后》[“SixteenYearsLater”],第 2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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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重构与社会国家

如果我们现在进一步考察当前的问题，即1929年的经验如何导致国家结构的变迁，我们就能发现凯恩斯的贡献是何等激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型，不仅表现在其干预能力遍及整个社会，而且也体现在它的结构不得不反映工人阶级的影响。在1929年之后，国家表现为一种一般的组织结构，其特征与其说是干预主义，不如说是体现了特定类型的阶级动力。因此，理解我们目前的国家形式的特殊性的唯一方式，就是强调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结构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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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下述定义作为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总需求函数把设想的各种就业量和各种就业量下的产量所期望能得到的卖价联系在一起，而有效需求则为总需求函数上的一点；在该点，需求是有效的，因为，把总供给的情况考虑在内，该点相当于能使企业家预期利润最大化的就业量。”(凯恩斯，《通论》，第55页)(中译文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前引，第62页。——译注)

既然国家一形式必须体现工人阶级在社会上的影响，现在恰恰是在社会层面上，国家构建了——在其自身结构中——对工人阶级运动进行控制的特殊形式。资本不得不从工厂专制主义和社会无政府状态这个早先的对立关系(并以法治国的形式，从对充满矛盾的关系进行组织的初步尝试)，转向立足于计划的新的国家形式，对工厂专制主义进行社会组织，并将这一剥削的组织扩散至全社会。这一新的国家形式以特殊的方式在全社会范围内将组织和镇压相结合，直接再生产了工厂形象。

因此凯恩斯对国家的新概念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到目前为止，我们考察了他思想中好几条独立的线索，这些线索最终形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然而这不是说凯恩斯缺乏可以超越零散分析线索的总体视角。这一总体视角已然出现在他的利息率理论中。

在这个方面，凯恩斯的理论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因为在后者看来，在资本主义的非社会化阶段，利息率是由生产领域之外的无政府因素决定的(而不是作为节欲的报酬以及资本品供求之间的一个自然平衡因素)。对凯恩斯来说，利息率取决于流动性偏好以及市场上的货币量。然而，如果这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社会就会成为无法容忍的风险的牺牲品。单个资本家和食利者被赋予了不应该委托给他们的职能。这只会导致灾难。我们为何要接受这个灾难呢？我们真的必须将这一无政府秩序不可避免的解体交由生产过程的客观力量吗？这不仅会毁灭食利者，而且会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轰然坍塌清算的日子不远矣。凯恩斯总结说，如果我们想要采取行动来拯救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就必须促成“食利者的安乐死”(这不仅在政治上非常紧急，在道义上也非常正当)。这将使集体资本得以将利息率降低至与“实现充分就业时的资本边际效率相对应的那一点”(《通论》，第375-376页)。凯恩斯开出的全部药方都可以用这一论断加以概括。他的目的是为货币流通这一关键领域提供一个确切的保障，如此一来不平衡就可以得到控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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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这些似乎只是对凯恩斯论点的进一步提炼，目的是在资本成为社会资本的层面上，对货币理论和生产理论加以整合。但仔细考察会发现，让利息率从属于与充分就业相关的资本边际效率还有进一步的后果:这尤其体现在将凯恩斯的理论与古典劳动价值论相连接的吊诡效应。②这一种矛盾效应再次达到了这种程度，价值规律的再现最终提供了凯恩斯的视角的要害和实质。所有与价值规律的充分运行和直接控制无关的要素都被清除了。最为特别的是，这一制度—即新的制度，新的国家因此在下述意义上被强化，该制度更充分地成为劳动价值规律得以实现的产物。在此我们的确能宣称下述等式开始成立—“社会国家等同于奠基于劳动之上的国家(State based on labor)”。这是凯恩斯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和他对资本辩护的最终且必然的结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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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货币的最重要的特点是能把现在和将来联系在一起的微妙的环节。”(凯恩斯，《通论》，第293页)(中译文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前引,第306页。——译注)

②“以往各章的目的之一在于……把整个的价值论和价格论密切结合起来。我认为，把经济学的内容区分为作为价值论、分配论的一个部分和作为其价格论的另一个部分是错误的分法。”(凯恩斯，《通论》，第293页)(中译文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前引，第304-305页。——译注)“因此我同情前古典主义的观念，即任何事物都是由劳动所生产出来的。”(凯恩斯，《通论》，第213页)不过，斯威齐反对所有这类假设：“凯恩斯永远也无法超越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局限，这种方法以从历史环境中进行抽象的方式认识经济生活，从而根本无法为社会行动提供科学的指导。”(《凯恩斯》，第299页）

如果我们以批判的视角来考察这一理论趋势，就会发现这一理论趋势是如何被表达的。有人可能会说，凯恩斯想要在社会资本的语境下验证某些古典(或者如他所说，前古典的)经济学的直觉。事实上，在回到社会资本的货币视角与生产性视角的关系时，凯恩斯引入了两个趋势性法则：平均利润法则以及声称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倾向于收敛的法则。②这里他接近于古典经济学家对价值规律的纯粹描述。我们几乎可以说，就在资本发展成为社会资本的时候，它具有了马克思主义色彩。很明显，这是一个视觉上的幻象，但同时也存在着历史上的相似性。尽管个别企业的理论事实上忽视了价值规律的问题，但现在考察资本的集体身份(capital's collective identity)的必要性使这个问题得以再度表述。但它不是以马克思的术语再现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版本和社会民主主义版本再现的。它不仅作为描述过程的手段(即它如何以隐蔽和趋势性的法则运动)再现，而且主要是作为政治规范和经济战略的一个核心目标而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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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这种关系中，《通论》的结论是具有典范意义的。这些结论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体系毫无保留的颂歌：“我看不出任何理由来认为，现有的经济制度对已经被使用的生产要素具有严重的使用不当之处。”(第379页)(中译文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前引，第392页。——译注)得到净化的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食利者的安乐死、自由与效率、联合与保存、劳动与自由的强化，这些都是一再出现的口号。很容易将这些口号组成一个具备最大化意识形态内容的完整意象——这足以让那些号称自己的方法价值中立的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感到不适。

②钱珀瑙恩(D.G.Champernowne)的《失业，基础的与货币的》(“Unemployment，Basic andMonetary”)和《预期以及未来和当下在经济上的关 联》(“Expectations and the Links between the Economic Future and the Present”)两篇文章是准确阐释凯恩斯分析的重要文献，尤其是他对实际工资和 货币工资的关系问题的分析。

这就是凯恩斯对价值规律的重新征用为何会在他的思想中引入像社会利益、共同利益(the common good)这样的神秘化概念的原因。凯恩斯将货币理论还原为生产理论，并且分析了这种还原在政治上的必要性以及这种还原得以实现的受控形式(thecontrolled forms),其目的在于呈现出一个可以“不通过革命”而实现的最终境况：在这种境况中，利润和利息率被缩减到零，并且货币关系(这是资产阶级权力内部的自主性领域)会消失，因为货币会还原为单纯的记账单位，还原为一种在生产出来的商品之间的一般等价符号，于是偏好货币的所有理由都会消失。①社会利益在消除了中介性(intermediary)和隶属性(subsidiary)要素之后，将和价值规律支配整个发展。资本变成了共产主义性质的：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共产主义(见《资本论》第3卷，第436页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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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对先知/上师西尔沃·格塞尔(Silvio Gesell,1862—1930，德国商人，1919年在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中任财政部部长，蒲鲁东的追随者。凯恩斯曾断言：“未来向格塞尔学习的将比向马克思学习的更多。”——译注)的令人好奇的认同中(见《通论》，第353-358页)，凯恩斯走得如此之远，不仅表示支持格塞尔消灭货币利息率的提议，而且还认真考虑了其用印花券来取代货币的提议(或者，这是他的信仰疗法)。若将这种臆想置于一边，凯恩斯对资本边际效率缩减到零这一理论的表述，可以在《通论》第220-221页找到最具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形式。

然而，这对凯恩斯来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展开路线——在这一论述思路中，他忘记了支撑他分析的前提。寄希望于价值规律的完全实现，实际上就是寄希望于攫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规律的完全实现。利润和利息率一致且最后缩减为零，事实上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平均剩余价值率并无不同(《资本论》第3卷，第154页及其后，第358页及其后)。剥削并没有被消灭，被消灭的只是其无政府性和竞争性的方面。利润和利息率也并没有被消灭；只是不让它们超过平均值。马克思的反题依然是完好无损的——即便凯恩斯对这个事实毫无兴趣。①更为有趣的是，凯恩斯的结论与其体系里的其他主要部分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尤其是关于有效需求的理论。他主张社会利益不会为两个相互对立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斗争和力量关系所触动，就否定了这一理论。不仅之前描述的社会现实现在被神秘化了，而且他的科学中也存在一个矛盾，因为他在构造发展规律时恰好依赖的现实，其存在现在又被他否认。另外，凯恩斯(这对他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但或许是因为受到了剑桥道德哲学学派的影响)①在这里踏进了乌托邦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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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论》只有几处提及了马克思(第32页，第355页及其后)，并且只是泛泛而论，让人以为作者对马克思所知有限。(不管怎样，凯恩斯在《精英的聚会》中承认“对马克思主义并不精通”。)凯恩斯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无产阶级国家的论断也非常浅薄(见《精英的聚会》第63-67页，以及《劝说集》第253-271,312-317页)。在我看来，在这些情况下，发言的是作为证券交易所投机者的凯恩斯，而非作为科学家的凯恩斯。从这个观点来看，如下的陈述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我怎么能采纳(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条—宁要粗茶淡饭不要珍馐佳肴，颂扬粗野的无产阶级却贬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后者无论有什么样的错误，依然代表着生命的品质，并且当仁不让地承载着人类进步的重任？”(《劝说集》，第258页)。

这种关于资本的观念的确是空想性的—一种如此全然社会性的资本，与其说是拒绝通过货币机制②来表现自己，不如说是拒绝将自己呈现为剥削的社会力量，进而使自己具有自主性、并将自己表现为某种独立的本质和统领性力量。这是一个短期的乌托邦，当资本主义利用因为斗争和危机而产生的实质性飞跃，去消灭在通过市场而实现利润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明显的扭曲时，这种乌托邦空想就消失了。而一旦乌托邦消失，随之而来的就是那些在社会层面存在的支配与剥削关系的神秘化。①这种神秘化的必然性就是在力量平衡中对资本主义进行重建，自1917年以来，这种平衡开始向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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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凯恩斯产生特别明确影响的似乎是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激进主义传统，其在剑桥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格林(Thomas Green)。关于格林政治思想中的乌托邦内涵及其政治理论的一般取向，见约翰·雷德曼(JohnR.Redman)主编的《T. H. 格林的政治理论》(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 H. Green);以及让·皮塞尔(Jean Pucelle),《T. H. 格林哲学的性质与精神》(La nature etI'esprit dans la philosophie de T. H. Green)，特别是第 2 卷《政治、宗教：格林与传统》(La politique, la religion. Green et la tradition)。

②这种资本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在对货币的拒绝以及货币“被各种各样的流通信用形式所取代”的方案中表现出来—有其可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606-607页已经给出了证明。

不过，这样的规划全然是在资本历史的框架内被决定的。它所反映的诸多必然性不仅是理论的，而且直接是政治的：之所以是理论的，是因为这些必然性在政治上非常紧迫并发挥作用。相同的必然性，也由那些类似的对于危机的反思所激发，并成为美国新政的基础，正如任何成熟资本主义内部重建的经验一样。当然，如果我们要研究新政是多么忠实于凯恩斯主义，我们很快就会幡然醒悟——事实上，沙赫特(Schacht)②的行为与剑桥学派的思考更加一致。凯恩斯自己也注意到了：“让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去组织大到可以验证我的论述的宏大实验的开支，这在政治上似乎没有可能，除非是在战争时期”(凯恩斯：《美国与凯恩斯计划》[“The UnitedStates and Keynes Plan”],转引自霍夫斯塔德[R.Hofstadter],《改革时代》[ The Age of Reform],第 307 页)。同样令人失望的还有对凯恩斯与美国政界，特别是与罗斯福私人关系的分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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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们已经知道，资本积累的增长包含着资本积聚的增长。因此，资本的权力在增长，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而在资本家身上人格化的独立化过程也在增长。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东西不再发生任何可能的关系；但是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64页)(中译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293-294页。——译注)

②应为Hjalmar Schacht,1877—1970,德国经济学家，右翼政治家，德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译注

我们已经指认的构成凯恩斯体系的所有理论要素，在新政的实验中也起到了它们的作用而且也产生了即便不相同也算类似的效果:从认识到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冲击，到旨在通过新的、公共资助的投资来刺激有效需求的政治和经济手段；从强调对社会进行彻底的资本主义重建的紧迫性，到随之而来的特殊的国家类型。②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就与变迁的国家一形式的关系而言，只有新政的经验明确了我们所看到的凯恩斯主义的根本特征:认识到起作用的经济力量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在这种新的境况下重构与之匹配的资本领导权。新政通过在根本上改变“游戏规则”，通过将资本统治精英的重构热情与那些如今已被更新的、长期存在的宪法“正当程序”实践进行令人惊异的综合，而明确了这一点。在这里，我们最终看到了一个为了自我持存而大胆地采用和恢复“不断革命”概念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毫无保留地行动，维护自己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避开民粹主义或者传统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污点。这里所推行的是资本主义改良主义(capitalism reformism)，这种改良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平衡的悲鸣相去甚远，且对其能够通过再生产自身来解决问题极端自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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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哈罗德，《凯恩斯的一生》，第445-450页;以及艾瑙迪，《罗斯福的革命》，第83页。

②施莱辛格、霍夫斯塔德和艾瑙迪(在我们前面所引的著作中)注意到，新政并没有特别忠实于凯恩斯主义，但同时他们也观察到，双方的政治构架中存在着客观的重叠。这似乎是应该强调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