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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经济：机器人时代的工作、财富和社会福利（被科技洪流裹挟的每个人，都需要在AI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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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与就业
科技文献中充斥着技术进步会导致经济末日的设想，尤其对将来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贫困进行了大量描述。要推翻这些已经被强化了的论调并非易事。但我们必须尝试一下。
现代经济中有几种不同的失业类型，包括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导致前者的原因是，在变更工作的过程中，人们无法（或不愿）恰当地协调好离开旧工作、开始新工作的相关事务；导致后者的原因则是人们工作的行业和/或领域的衰落，甚至可能涉及他们赖以维生的技能的冗余。虽然机器人和AI革命会牵扯到这两种类型的失业因素，但就其本身而言，这些因素的影响尚不足以导致许多AI大师所描述的末日幻象。
他们对前景的极端悲观看法有两个版本，两者相互关联，但又截然不同。第一个观点本质上与技术相关。该观点认为，几乎没有什么工作是人类能够比机器做得更好的，因此人类可从事的工作将不断减少，大面积失业在所难免。第二个观点本质上是经济方面的。该观点认为，机器人应用的普及和AI的发展将抢夺经济体系中的购买力，因此，即便从技术上来讲可能会有供人类从事的工作，但整个经济体系中不会有能让他们就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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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2章中已谈到过该悲观前景的第一个版本，并发现了它的不足之处。我指出了大规模就业能继续保持的方式和原因。在第5章中，我将讲述未来工作可能呈现的景象。不过在这里，我必须先处理该悲观前景的第二个版本，即与经济有关的那个。
这种悲观看法并非什么新鲜事。20世纪50年代，在一次对福特汽车制造厂的参观中，美国工会老板沃尔特·路则（Walter Reuther）看到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汽车组装机器人。正在带路则各处观看的高管问他，要如何让机器人支付工会会员费。路则回答道，更大的问题是怎样让机器人购买汽车。[5]
关于机器人和AI带来的经济影响，未来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也存在诸多风险。对机器人的产出没有购买需求是其中之一吗？是时候介绍一下经济学基础知识了。首先，我将简要介绍关于总需求的简单经济学，不涉及机器人和AI。然后，我将机器人和AI引入进来，分析它们如何契合刚刚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框架。
那么，“热毛巾”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吧。我们从一句话开始：供给创造需求。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有了产出，某地某人就有收入来购买它。这是伟大的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于19世纪初所写的格言。[6]众所周知，就像当时那样，萨伊定律在今天依然适用。我说这句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萨伊定律在当时也非绝对正确——现在也一样。因此，不仅仅是技术狂热者会过度使用“定律”一词来描述某种关系，有时经济学家也会犯下这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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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处理萨伊定律的复杂性之前，我们还是先从简单事实说起。对宏观经济而言，产出等于收入，收入等于支出。可以说这是一枚硬币的三个面。如果商品被生产出来，那么这些商品就会被有收入的人购买，生产者也因此获得了生产这些商品的报酬。在机器人和AI驱动的世界中，这个事实依然成立。机器人可能没有购买力，但拥有它们的人却有这种能力。因此，假如机器人和AI提高了生产力，那么这就提高了某人的收入和消费能力。至于那人是谁，我稍后会讨论。
凯恩斯理论的条件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其复杂性。在货币经济中，虽然生产带来了可用于购买已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收入，但实际上这些收入可能不会被全部用完。如果是这样，那么生产出的一些产品就会无人购买，这就会造成产出被削减、人们被解雇，进而导致收入减少、购买能力下降，等等。这是对经济衰退的描述。当这一过程发生逆转时，则会引发经济复苏。经济衰退不一定会发生，因为有收入可供消费。但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收入不一定总是被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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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货币经济中始终存在这种波动。[7]正常情况下，这种波动幅度很小且短暂。但是，在真正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需求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低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解释了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并指出了若这种萧条局面出现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克服它。在这些情况下，凯恩斯主张政府和央行应付诸行动，使总需求恢复正常。
远有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过的萧条期，近有2007—2009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随后又是席卷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大衰退。经历了这些后，人们仍然普遍认为，这些萧条状况以及凯恩斯关于如何应对它们的建议都是古怪的，是一种只有对经济史感兴趣的人，尤其是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感兴趣的人才会关注的“历史奇谈”。
然而，在过去10年间发生很多事情之后，没有多少经济学家认同这种观点。凯恩斯回来了。虽然经济学家对政策细节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但现在凯恩斯理论已经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公认的智慧。他们认为，在必要情况下，为了解决总需求显著不足的问题，政府和央行要采取行动阻止事态恶化，而且采取这类行动是它们的职责。[8]
候选措施包括增加政府支出、减税、降息或借助量化宽松政策增加货币供应。最后，如果所有措施都不奏效，那还有一个选择——免费给人们发钱，即所谓的“直升机撒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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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icopter Money）。这一选择最早由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 教 授 提 出 。 最 近 ， 美 联 储 （ FederalReserve）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等人也开始探讨并倡导该措施。
这并不意味着衰退（或小规模的萧条）不会发生，但这确实意味着真正严重的萧条（比如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不太可能出现，除非当局失去理智，并且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未能采取足够有力的行动。
萧条趋势
在机器人和AI主导的未来及其他任何情况下，上述关于宏观政策行动的结论都适用。但在机器人时代，采取这类行动的需求会更大吗？也就是说，在新世界中，是否会出现因更大的消费不足而引发高失业率的趋势，进而导致政策当局不得不用上述各种方法来抗衡？
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是说未来很多工作都会被机器人取代，人类的就业机会将很少。正如我在第2章中所阐明的那样，只要人类仍然需要他人提供服务，并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他人供应商品，那么对人力的需求就会存在（我将在第5章中讨论他们想要这些东西的程度，以及未来的就业可能是什么样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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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打算在这里讨论的失业趋势是凯恩斯式的失业。这可能会对机器人和人类产生影响。这种可能性的出现是机器人和AI对总需求水平影响的结果。
AI经济可能趋向于抑制总需求，对此，有两个看似合理的原因。第一个是，除非采取特定的具体措施来纠正这一趋势，否则在新世界中，包括机器人在内的资本所有者可能会获得更大份额的国民收入。换言之，收入分配将从工资转向利润。若非企业具有同样的利润支出倾向，或者在利润分配给股东时，他们也有同样的股利支出倾向，就像赚取工资的消费者的消费倾向一样，那么总需求就会降低。
得到同样结果的第二个可能途径来自工薪阶层自己。无论机器人和AI是否会导致收入向利润的转换，它们都可能拉大两类工作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类工作者（及潜在的工作者）没有什么技能，或掌握的技能可轻易被机器替代；另一类工作者拥有宝贵的技能，特别是那些很容易与机器人和AI一起工作的工作者，他们因此享有更高的生产能力。事实上，在这个由机器主导的劳动力市场中，处境最糟糕的人拿到的工资可能相当之低，以至于很多人选择不工作，因为他们的潜在就业收入低于他们可以从国家获得的福利。
换言之，机器人和AI革命可能会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在这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这种转换是否被认为是可取的、是否为社会所接受、在政治上是否可持续（我将在第9章中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在此基础上，因为相比富人，收入较低的人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往往更高，这种更加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如果发生的话，可能会造成总需求低于生产潜力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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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需求不足吗
从表面上看，机器人和AI应用的扩大将加剧工作者之间收入的不平等（我将在第6章中讨论该问题）。这似乎是有道理的。同样，对于第一种情况，如果政府不采取任何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行动，以扩散来自机器人和AI应用获得的利益（或许可通过征收机器人税实现，其收入用于资助全民基本收入，我将在第7章和第9章中讨论这一点），其影响可能是以牺牲工资为代价来提高利润。
即便确实会发生这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或者两种都发生，我们也不能轻率地假定它们必然会导致需求不足。若机器人和AI革命如其狂热者宣称的那般影响巨大，那么整个社会都将发生根本性改变。如果基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状态和结构中的经验来断言，自信地认定收入分配对总需求的影响，这是不明智的。这恰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事情，当时的经济学界漫不经心地设想，战争的结束将引发20世纪30年代的需求不足的回归。而结果是，投资和消费支出的激增带来了强劲的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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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机器人时代，不管收入分配如何变化，总需求很可能会受到一些重要的补偿因素影响。在过去的20年中，这个世界曾遇到过两股削弱总需求的强大力量。
首先，由于人口老龄化，西方很多地方的人更青睐于储蓄而不是消费。但许多西方国家的人口年龄平衡很快将发生巨大变化，相对于工作者，退休人员的数量将会大幅增加。这不仅会减少劳动力供给，而且退休人员通常会花掉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甚至常常会耗尽其积蓄。因此，在很多西方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导致储蓄减少和支出增加，从而产生更强劲的总需求。
其次，在进入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和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世界上的高消费（且低储蓄）国家（如美国、英国）和低消费（且高储蓄）国家（如中国、石油生产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前者往往存在巨额贸易逆差，而后者则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一如既往，逆差国家承受着通过减少开支来降低逆差的压力，而顺差国家则没有相应的反方向压力。全球层面存在着消费不足（过度储蓄）的趋势，这给世界经济施加了通缩压力。与之相对的是各种扩张性货币政策，这些政策产生了各自不同的问题，包括导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多种因素。
近期，造成这种国际不平衡的根源之一已经逐渐消失到无关紧要的程度，即因为石油价格一直急剧下跌，石油生产国的顺差几乎已降至零（请注意，这种情况会一直变化，实际上，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已经改变了）。此外，中国的顺差也已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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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不平衡程度的降低有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有助于在不诉诸不可持续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维持总需求。目前，国际不平衡持续的主要来源在欧元区，尤其是德国。但无论如何，我怀疑这也会改变［对欧元区及其对全球不平衡的贡献的分析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对该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我的《欧洲的麻烦》（The Trouble with Europe） 一书，该书修订并重新出版后更名为《成功脱欧》（Making a Success ofBrexit）］。[9]
与此同时，银行体系正逐渐从2007—2009年的几近崩溃和随后的监管限制冲击中恢复过来。它们变得更加有能力且有强烈的放贷意愿。这也刺激了总需求的增长。
除了削弱总需求的各种因素在逐渐消失，我还看得出，一种可以增强总需求的重要新力量出现了。机器人和AI应用的普及释放出了新机会，加之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进步，应该会提供广泛的投资机会。我可以轻易地想象到，AI经济会出现投资支出蓬勃繁荣的特征。因此，即使机器人和AI革命确实会使收入从工资转向利润，我们与局部需求不足的前景也还离得很远，但这也未必会导致总需求疲软。情况或许恰恰相反（我将在下面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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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响应
但还有宏观经济政策与之对抗。可以这样说，如果有上述补偿因素，机器人和AI时代的总需求还处于低迷状态，那么事情就不会到此为止。政策当局会以上述部分或全部方式进行干预，以提振总需求。
应当承认，这可能会有一个特别棘手的过渡问题。在机器人和AI时代发展的最初阶段，如果许多人失业了，那么他们就没有收入来支付他人提供的新服务。但这也可以借助公共政策来缓解。这是个过渡性问题，而不是终点。
因此，即便上述可能影响收入分配进而影响总需求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没有补偿因素，然后就由此得出这必将是一个需求不足且失业率高的时代的结论，也是错误的。相反，在这些情况下，机器人时代的开始阶段很可能会成为扩张性政策施展的时代，包括扩张性财政政策、量化宽松或“直升机撒钱”。而政策制定者采取的首要手段肯定是实施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稍后我将讨论未来可能的利率和债券收益率）。
请注意，这杯由各种扩张性政策调制出的“鸡尾酒”有其局限性。持续的预算赤字会造成公共债务累积，这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包括影响国家的财政偿付能力。若债务超过可持续水平，最终结果很可能是要么违约，要么通胀，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因此，尽管扩张性财政政策或许是暂时解决需求不足的可行方法，但从长远来看，它不具可持续性。所以，如果说需求不足是AI经济中的常态，那么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会为其提供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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