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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经济：机器人时代的工作、财富和社会福利（被科技洪流裹挟的每个人，都需要在AI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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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凯恩斯的这篇文章有点令人尴尬。它带来了生活舒适的中上阶层知识分子的偏见，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直接来源于凯恩斯及其朋友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 20世纪初英国知识分子小团体）成员的生活方式。这篇文章一方面对人们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完全没有兴趣，另一方面对地位较低的人（即其圈外人）如何学会有效地运用时间表示焦虑。
虽然凯恩斯的大量文章均写于近一个世纪前，但如今读来依旧异常新鲜。他写道：
我们目前正遭受经济悲观主义的猛烈攻击。人们常说，19世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步伐现在将放缓——至少在英国是这样；未来10年，我们更有可能面对的是从繁荣到衰落，而非改善。
我相信，这是对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极其错误的解读。我们确实在遭受痛苦，但不是因为“老年性风湿病”，而是来自变化过快带来的成长痛，是一个与另一个经济周期之间重新调整所造成的痛。
为了使凯恩斯的这一观点为我们提供一种方法，以解决AI经济中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解释自凯恩斯撰写这篇文章以来的这一时期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们就可以将注意力转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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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是对了还是错了
《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发表后的那个时期，人们对凯恩斯既友好又刻薄。他在1928年首次发表了这篇论文，经过各种修订，于3年后发布了最终版本，至今还不满100年。但是，就在我写本书时，结论已经相当清晰。
首先，让我们公平地对待这个人。在英国经历了很多年糟糕透顶的经济表现之后，以及在世界经济即将陷入大萧条之际，凯恩斯提出了这些令人震惊的想法。当时，生活水平在百年内提高4—8倍的想法看上去像一种幻想。
然而，至少在发达国家，这种貌似漫无边际的物质进步幻象已经成为现实。具体情况完全取决于你以哪一年为起点，以及采纳哪种“生活标准”定义。在美国和英国，2018年的生活水平是凯恩斯提出其愿景时的5.5—7倍。而在我撰写本书时，距离凯恩斯发表这一想法的百年期结束还有10年（有趣的是，在他的《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一文中，他对不发达国家只字未提，如今我们称之为“新兴市场”。接下来，我也将聚焦于发达经济体，但我会简短地把新兴市场的情况介绍给大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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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凯恩斯关于平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将总体提高的观点基本正确，但工作终结甚至每周工作时间降至15小时的设想尚未发生。目前，大多数成年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全职工作，每周工作30—40小时，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更多。因此，关于如何利用所有那些休闲时间的问题根本没出现。
此外，现代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关键特征与凯恩斯的设想完全相反。事实上，很多专业人士的工作时间似乎更长了。股票经纪人过去过着相当安逸的生活，他们的正常工作时间是每天最多六七个小时，而且这段时间中的大部分还专用于“午餐”上。相比之下，如今的金融专业人士往往早上7点就坐在了办公桌旁，上帝赐予的每个小时都要工作，而且还没有“午餐”时间。
同样，虽然法律专业人士通常上午较晚才开始工作，但他们的工作时间也非常长，常常要工作到深夜（我无法解释金融专业人士和律师之间昼夜平衡状态的不同）。这与法律行业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早期到20世纪80年代的运转方式相去甚远。直到比较近的这个时期，一些成功的英国律师还能在上午处理他们的法律事务，然后在下午和晚间去下议院（House ofCommons）。
说到政治，在19世纪，英国首相们可能会在夏季到欧洲大陆或乡村庄园待上几个月。现在，他们应该几乎一年到头都很难做到这一点。当一些国家灾难袭来时，如果他们碰巧被发现在国外晒日光浴，那麻烦就来了。有意思的是，这种更大强度的努力或至少是表面上的努力，似乎并未明显改善政府的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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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过去，如今的普通办公室职员通常也要为生计辛苦工作更长时间，除了正式的办公时间，往往还有可观的通勤时间。另外，在漫长的通勤时间中，他们很有可能会花费大量时间在笔记本电脑或智能手机上工作，而且他们还可能会在所谓的闲暇时间里在家继续做这些事情。
与此同时，在外工作的女性数量大幅增加。[8]如今，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夫妻双方都外出工作，与旧模式形成对比。在旧模式下，有一人（通常为女性）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和家庭。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对很多人来说，工作结束回到家里后的时间并不是一段较长的休闲时光，相反，它只是另一种工作。对所有这些工资和薪金的“奴隶”来说，凯恩斯关于休闲生活的愿景，以及如何利用所有那些时间的想法，似乎都来自另一个星球。
甚至有证据表明，很多人（即便不是专业人士）自愿在工作中投入比规定工作时间更长的时间。在美国和英国，工作者有选择工作时间的能力，其工作时间远远超过欧洲国家的正常水平。在欧洲，工会政策和法律对工作时间都做出了限制。美国的人均GDP比法国、德国的高30%—40%，但在一年之中，美国人的平均工作时间也比这些国家的人要多30%—40%。更重要的是，美国和欧洲之间这方面的差距一直在扩大。1970年，美国适龄劳动者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24小时。到了2004年，该数据为25小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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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释现代人对工作的明显偏好，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大部分英格兰人的祖先）的世界中？只有找到了该问题的某种答案，我们才能就未来AI经济中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关系形成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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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出手相救？
关于人们为何尽管收入增加了还是要继续做这么多工作的原因，有一个简单明确的经济学解释——“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由于工作带来的高收入，休闲的机会成本更高）已超过“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据此可以推测，休闲需求会增加。
这不仅是经济问题的答案，也是经济学家的答案（不过在我的书中，这不一定代表着认可）。将这一推断的解释用简明易懂的话来说，就是人们现在从工作中赚得更多了，从而让人们更乐于选择工作而非休闲；同时，生活水平提高了的事实让人们至少可以从更多的休闲和更少的工作中获得一些好处。从这些相关证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前者的影响超过了后者。
以上是对该现象的描述，但我并不相信它是一种恰当的解释。可以说，技术进步通过拓展娱乐可能性的范围，极大地提高了休闲的主观价值。相比之下，在前工业时代，“休闲”一定在黑暗中坐了相当长的时间。[10]现在，这一因素使人们的选择大大倾向于少工作、多休闲。因此，我们仍然在寻找一个解释，为什么我们明显偏爱工作（和收入）而不是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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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欲望
实际上，我们不需要花很长时间就能找到让人们埋头苦干的强大力量。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竞争本能。从绝对意义上来说，就算我们已经达到了这种状态，赚取额外收入也已不太重要，因为我们已不太有需求或渴望用其购买额外的“东西”。但是，与邻居和同等地位的人的竞争仍然能够激励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人们或许还是想显示出，无论与之比较的是谁，自己起码都能够与之匹敌，甚至自己更出色。他们甚至可能会觉得，即便不是与之前的自己或双亲竞争，至少也有一种要展示与自己和双亲以前的生活相比有明显进步的感觉。
不平等的加剧（不平等确实加剧了——具体内容请参见第6章中的讨论）可能也促使人们在工作和休闲之间做出选择。那些处于底层的人希望通过工作获得那些处于上层的人所获得的东西。与此同时，那些处于上层的人也热衷于维持地位较低的人与他们之间的差距。[11]
有趣的是，凯恩斯预见到了相对性的重要性。在其《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一文中，他写道：
人类的需求似乎是无止境的，这是事实。它们可分为两类，一类在某种意义上是绝对需求，无论人类处于何种状况，我们都能感觉到这种需求；另一类是相对需求，只有当它们带来的满足感让我们得到提升、使我们感到自己比同类有优势时，我们才会感觉到它们。第二类需求满足的是对优越性的渴望，或许的确属于贪得无厌、得寸进尺，总体水平越高，它们也就越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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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相对成功的渴望有几个驱动因素。
第一个纯粹是经济方面的。无论我们的社会变得多么富有，有些东西总是限量供应的，比如，伦敦的温布尔登（Wimbledon）或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中的最佳位置、能看到中央公园（Central Park）（纽约）最美景致的公寓，或者是法国圣特罗佩（Saint-Tropez）的漂亮海景房。这些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地位商品”（positional goods）。从定义上来讲，由于社会无法生产出更多类似的东西，个体对它们的追求将导致人们不断为经济成就而奋斗。某个特定的个体或许能将这些东西成功收入囊中，但其表现形式只能是拒绝他人拥有。
第二个关键驱动因素在本质上是心理和社会因素。大多数人都喜欢赢。他们获得晋升、得到更高职位和赚更多钱的动力可能完全来源于对“赢”、对“击败他人”的渴望。这一点对一些成功商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似乎对工作有着永不满足的渴望。诚然，有时这是因为他们真的享受自己所做的事情，但通常是由于财富和有目共睹的物质成功是“计分”的一种手段，而且他们拼命想让该分数对自己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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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相关的驱动因素是对权力的追逐。在很大程度上，权力与经济上的相对成功有关（注意，不是绝对成功）。在现代社会，这种权力在企业尤其大企业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也最受追捧。但在整个社会中，包括在中小学和大学里，也可见其踪影。这种权力动机和追求相对成功的渴望背后与另一个驱动因素紧密相连，即对地位的追求。
在上述所有因素的驱动下，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争取相对成功的竞争力量在各种专业服务企业中发挥着作用——这些企业在纽约、伦敦、中国香港、新加坡、孟买等地，以及在全球任何专业环境中运作的企业都是这样。为了在企业（有时是合伙企业）内的竞争阶梯上越爬越高，银行家、律师、会计师、管理顾问以及许多其他专业人士都在长时间地辛苦工作。
律师事务所传统上采用所谓的“同步”（lockstep）模式运转，在该模式下，职员的薪酬和地位与其在事务所中的工作年限挂钩。加入一所顶级事务所的初级律师通常会玩命工作，为的是在八九年后有可能成为“合伙人”。在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期间，他们一般每周会工作约100小时——差不多是法国法律规定的最长工作时间（每周35小时）的3倍。一般来说，在这些奋斗者中，最终能做到合伙人层级的只有不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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