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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经济：机器人时代的工作、财富和社会福利（被科技洪流裹挟的每个人，都需要在AI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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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罗马，也是由奴隶做所有的重负荷工作，实际上，不仅仅是重活，他们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工作，包括家政服务。地位较高和比较受宠的奴隶还倾向于为主人打理一切事务。有人指出，在古代雅典和古罗马，多达1/3的人口是奴隶。<sup>[22]</sup>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社会地位都不是从这样的工作中获得的。取而代之的是，它主要源于出身、财富、军事威力和公职。这些因素往往紧密相关。财富主要来自继承的土地所有权，而获得高阶军衔或政治职位的能力也与财富和出身密切相关。古埃及和亚洲的大多数古代社会的情况似乎也与此大致相同。

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也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也许我们可以将教会添加进地位来源列表中。在某段时间，甚至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相比通过土地所有权，借助商务获得财富的空间更大。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地位是作为财富的副产品来取得的。虽然在很多社会中，这会招来人们的普遍不满。确实，在某些地方，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贵族世家”（Old money）拥有“新富人/暴发户”可能渴望的某种印记，从定义上来讲，他们无法获得，至少几十年内不行，甚至几个世纪也做不到。

这些关于地位来源的观点与上述追求相对成功的关键驱动因素有关。对地位商品和权力的竞争并不一定会所向无敌。毕竟，它们之所以都会出现，部分原因是它们赋予了人们地位。但在新世界中，地位可以来自其他主要方面：美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体育运动上取得成功，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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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与意义

即使很多人不需要这样的工作，也不需要从工作中获得的金钱，甚至不需要权力和地位，但他们依然有可能需要当前工作带来的使命感。不过，使命并不需要由我们所谓的“工作”来提供。具体而言，人们无须为了拥有使命感而将自己大部分醒着的时间用于追求金钱。使命和意义可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获得：追求某种爱好或运动、渴望创造点什么、提高自己某种技能或实践的熟练程度。这适用于桥牌、高尔夫球、滑雪、说外语和许多其他事情。自我价值感和使命感也可以来自慈善和社区工作，以及极限挑战，比如跑马拉松或攀登乞力马扎罗山。

这种对使命性活动的明显需求也可能是文化上的，而非与生俱来的。在一些非西方文化中（包括南太平洋和非洲部分地区的文化），人们似乎整年都懒得工作。他们的地位结构看上去也没有遭到破坏，人们好像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生活中缺乏意义和使命而感到困扰。当然，在传统上，所有欧洲社会的上层阶级根本不工作，而是用体育运动、爱好和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来愉悦自己。是什么给了他们使命感？也许他们不需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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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当今的海湾国家中，富有的阿联酋人的工作习惯与凯恩斯《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一文中设想的非常相似。他们通常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实际上，与那些或许影响了凯恩斯思想的富有的英国贵族相比，他们的生活环境并没有什么不同。最突出的是，富裕的阿联酋人拥有相当可观的私人财富，即便他们很少工作，这些财富也能为他们提供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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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缩短工作时间

因此，我怀疑对于发达经济体中的很多人来说，他们对更多休闲时间有着强烈的潜在需求。我确信，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富裕（除了那些目前无论如何工作时间都很少的低收入者），对减少工作时间也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渴望。

假使我是对的，对西方发达社会中的很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来说，当他们在未来几十年中变得更加富有时，他们将选择减少工作时间、享受更多的休闲时间。假设包括雇主在内的社会体系都倾向于促成这种状况，那么在人们的工作生涯中，额外的休闲时间从何而来？主要的可能性有六种：缩短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每周的工作时间、延长假期时间、向单收入家庭转变、拉长受教育时间、拉长退休时间（提早退休）。我将在下面简要介绍每一项内容。

缩短每天的工作时间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每天正常工作时间的大致区间是上午9时至下午5时30分，但这并非一成不变。实际上，对想逛商店、想和办公室内的某人交谈、想得到某些服务或者想完成一些任务的人来说，即便事情不麻烦，这种“正常工作时间”也可能非常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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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如果将正常工作时间延长到常规范围以外，那就与这里讨论的要点相抵触了。但是，在商店、办公室、学校或任何其他地方工作的工作者可以适当安排，让这两种状况同时存在——“开放时间”更长、每位工作者工作时间更短。例如，正常的“开放时间”可以延长到上午7时至下午7时，但同时可安排员工两班倒，每人每班6小时。若每周工作5天，则正常的工作周时长为30小时，4天的话就只有24小时（见下文）。

缩短每周的工作时间

另一种非竞争性的可能方法是减少工作天数。每周工作5天（两天为周末）并非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虽然安息日（Sabbath，犹太教节日，每周六不许工作）被确立为非工作日由来已久，这使得每周工作6天成为常态，但两天的周末（双休日）还是相对较新的概念。

银行周六上午开门曾经是正常的事情。在杰罗姆·K.杰罗姆（Jerome K. Jerome）1889年出版的深受喜爱的小说《三怪客泛舟记》（Three Men in a Boat）中，三位主人公之一的乔治只能在周末和其他两位一起沿河上游，因为他“每天在银行从上午10点睡到下午4点，周六除外，那天他们会叫醒他，两点钟带他外出”。<sup>[23]</sup>

此外，在如今的伊斯兰世界，有些人每周工作6天，只在周五的主麻日休息。因此，对在海湾国家的外国人来说，他们的工作生活是这样安排的——上午很早开始工作，到了午餐时间就可以停下来，常常和家人一起去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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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工作者特别喜欢把周末和公共假日连在一起，这样他们就能享受3天甚至4天的长周末。假如每周工作4天是一种规范，那么无论在家还是外出，这种延长的周末也会成为常态。有什么理由不喜欢这样呢？

事实上，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趋势正在加快。德国金属行业工会（IG Metall）最近与德国金属和电气行业的雇主达成协议——90万名工会成员每周工作的时间为28小时。

2018年，新西兰保险公司Perpetual Guardian采用了每周4天工作制；在英国，威康信托基金会（Wellcome Trust）已考虑让所有员工均转为每周工作4天，伦敦总部的全部800名员工每周五都不用上班，而且不减薪。<sup>[24]</sup>不过，这些计划最近都被取消了。

延长假期时间

直到最近，工作者享受带薪年假仍然不是正常模式。很多经营着自己的企业的人依然不休年假，一直工作个不停。最初，假期是神圣的日子，也就是说，是各种宗教节日。现在，这些节日被添加到各种其他非宗教性质的公共假日中，如美国的劳动节（Labor Day）、英国的八月银行假日（August BankHol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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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薪年假刚开始实行时，规范时长仅为两周。对欧洲的很多资深人士来说，如今已经达到6周，有时甚至更长。对普通员工来说，标准为4周。

这种状况并非必然。对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来说，短假期的现实通常是巨大的冲击，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大约半年没有正式工作义务的生活，甚至其中的一些人再也没有从冲击中恢复过来。

人们有足够的空间从工作中拓展出更长的假期。美国尤其如此，按照惯例，两周或最多3周的假期是正常的。一年中，美国人的平均工作时长比欧洲人的多出30%—40%。欧洲人通常能休完所有的4—5周的假期，相比之下，美国人一般在两周的假期中平均只休息不到4天。

如果美国人直接切换到欧洲的工作时间模式，按照欧洲人的平均假期长度休假，将会减少美国的劳动力供给，相当于在1.6亿人的总劳动力人口中减少了约2,000万人。

双收入家庭

伴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家庭中双亲都工作的现象日益盛行。有大量证据表明，这已经给双亲和孩子都带来了焦虑和压力。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认为发生这种转变是因为物质上存在必要性。但在很大程度上，其驱动力来自对社会中的地位和位置的考虑。当人们变得更加富裕时，这种转变肯定会有很大的逆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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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小孩（或者即使家里没有小孩），为什么夫妻双方都要全职工作呢？平均而言，人们减少工作时间的方法之一是，如果夫妻一方（甚至双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的情形再次变得更加常见，那么他们可能会从事一些兼职工作，也可能不会。假如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双亲应该如何共同承担外出工作和做家务、照顾孩子的责任呢？这部分内容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类似地，在大多数西方社会中，母亲（有时是父亲）在孩子出生后休几个月的假已成为正常现象（再一次说明，美国并非如此）。但这种假期显然还有延长的余地。

拉长受教育时间

还有另外两种减少劳动力供给的方法。第一，年轻人可以延迟进入全职工作状态，可以花更长时间接受全日制教育。在德国，学生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推迟到25岁左右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第二，人们可以在正常工作生活中花一定的时间在教育上，而不是在18岁或21岁后就完全放弃了教育。根据当前教育领域的情况，只要愿意，人们可以从工作中获得周期性的“学术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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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教育“时间表”的更改是否会变得普遍，以及其是否的确是个应该推行的好主意，这些是我在第8章中将要讨论的主题。

拉长退休时间

在我们生命的另一端，人们有可能更早退休，从而享受更长的退休时光。当然，目前在应对寿命延长和各种养老金问题方面，压力完全在相反的方向上。但这是因为我们的思维依然受困于包括财政短缺在内的短缺经济学中。假使我们能接受这样的观点——未来数十年中，机器人和AI将能够减轻我们的很多工作负担，同时也让我们更加富有，那么这将是一个与我们当下居住的、正在推动如此之多的公共政策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

不可否认的是，寿命的延长使大多数人的退休期大大超过了几年前的预期。一些分析和评论人士认为，目前医学的进步可使普通人的寿命延长至100岁以上。<sup>[25]</sup>若是平均寿命继续提高，这也将可能给社会、给我们正常的职业生涯和退休生活带来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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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同时大幅延长预期寿命和缩短正常职业生涯可能太过分了。但我们至少应该留神这样的假设——随着寿命的延长，我们的工作寿命必然应该做相应的延长。两者共存有很大的可能性：更长的职业生涯和更长的退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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