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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经济：机器人时代的工作、财富和社会福利（被科技洪流裹挟的每个人，都需要在AI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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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不平等
关于全球化的论述简单明了。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对世界经济打开了大门，从而有效地使全球劳动力增加了数十亿。劳动力市场中的额外竞争并没有在所有类别中平均分布。它集中于底端，那里的人们几乎没有什么技能。因此，全球化往往对发达国家中的低端薪酬具有消极影响。
与此同时，很多处于收入分配较高层的人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他们不仅没有受到来自新兴市场低收入人群的直接竞争，而且现在能够以更便宜的价格购买许多商品和服务。除了新兴市场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变得更加富裕之外，这些生活较优裕的“西方人”也是全球化的赢家。
除此之外，因为全球化有效地为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几十亿个额外工作者，但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资本，所以它以牺牲劳动收益（工资与薪金）为代价，提高了资本收益（利润）。由于股份所有权集中在处于收入分配最高端的人群手中，尽管通过养老基金间接持有股份的现象很普遍，但这也加剧了不平等——至少在发达国家中是这样（值得强调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化已极大地减弱了不平等现象，因为它大幅增加了中国及其他地方无数贫困人口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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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折
技术上的解释也很简单明确——只不过是有趣而重要的转折。最直接的一点是对劳动力需求的持续缩减，最近主要是由于计算机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
问题在于，通信革命已造成所谓“赢者通吃”市场的扩展。在传统市场中，薪酬往往与绝对业绩挂钩；而在“赢者通吃”市场中，薪酬完全取决于相对业绩。限制“赢者通吃”市场范围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距离。这使得二流、三流乃至更差的服务提供商能够继续经营下去，甚至生意兴隆。但如今，只要所讨论的服务可以数字化，距离就不再是障碍。这有效地联合了全球市场，让人们能够接触到世界上最好的服务提供商。
更重要的是，数字商品享有庞大的规模经济。这使得市场领导者能以低于任何竞争对手的价格出售商品，并依然可获得丰厚的利润。一旦收回了固定成本，每一件额外生产出的产品就几乎不再有成本。其结果是趋向于垄断，和所有通常的结果一样。据称，亚马逊占据了近75%的电子书市场，脸书（Facebook）是77%的社交媒体所使用的媒介，而谷歌则占据了近90%的搜索广告市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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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数字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的赢家。J. K.罗琳（J.K. Rowling）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系列书籍和电影的成功就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韩国流行歌曲《江南Style》（Gangnam Style） 及其伴舞。如果正在阅读本书的你还没有在YouTube上看过这首歌曲的视频（更别说尝试跳这支舞了），那么你就是几十亿尚未看过这首歌的视频的人中的一个。不过，该视频已被观看了24亿次，而且还在继续增加。如此巨大的观众规模史无前例。[7]
经由这种方式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会接着引出二线财富那些为超级富豪提供服务的人赚取的财富。毕竟，假如J.K.罗琳发现自己陷入了法律纠纷，那么她肯定会雇用最好的律师来应对。她必定没兴趣在无法确保胜算的情况下为排在第二、第三位的律师的服务支付费用，更不用说那些在法律界地位相当低的人了。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曾写道：“对一个声誉或财富或两者都岌岌可危的富有客户来说，为了确保获得他能得到最佳人选的服务，他几乎不会考虑价格。
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引用过运动员O. J.辛普森（O. J.Simpson）的例子。辛普森支付给律师艾伦·德肖维茨（AlanDershowitz）数百万美元，请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诚然，德肖维茨的服务并没有像辛普森支付律师费那样数字化并出售给无数人。但他们说：“借助代理，德肖维茨成了超级明星：他受益于他的超级明星客户们的能力，这些客户的劳动力通过数字化和网络被更直接地利用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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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超级明星运动员和作家的讨论，可能会让人觉得“赢者通吃”的结构似乎只适用于极少数的孤立市场。但这种印象是错的。它适用于大部分经济领域。如果你能聆听最优秀的乐团演奏，为何还要去听排名靠后的乐团演奏呢？如果你可以由牛津或哈佛提供的最好的教授远程“教授”，为何还要接受本地大学中最平庸乏味的教授教你呢？如果你能雇用最佳会计师、投资银行家、外科医生或其他什么人，为何还要聘请最差的呢？简而言之，倘若金钱能买到最好的，为何要勉强接受次之的呢？
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一切都视情况而定。如果服务能够数字化，而且客户数量无限制，那么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在极端情况下，这将意味着，除了最好的服务提供商，其他商家都会倒闭，而且可能没有足够低的价格让它们留在“游戏”中。正如布林约尔松与麦卡菲所言：“即使我们将自己唱的歌曲《满足》免费提供给大家，人们还是会更喜欢为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演唱的版本付费。”[9]
当给定的供应商能够满足的客户数量受到限制时，这个结果就不太适用了。但是，扩大市场的结果仍然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推高顶层从业者的市场价值。让我们以外科手术为例，机器人和AI或许能让外科医生给更多的患者做手术，但主要的益处在于提高了他们所做工作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并允许他们进行远程操作，甚至可能距离患者数千英里（1英里约为1.6千米）。结果就是，对顶级外科医生的需求增加了。实际上，他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市场。除非机器人和AI的工作质量和可靠性能够提高到最佳水平，否则能力较弱的外科医生仍然会得到雇用，但薪水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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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的观点
因此，过去的20年来，全球化和数字化一直是推动不平等加剧的两股强大力量。现在，一个具有（知识）天赋的法国人走进了这个迅速发展的不平等世界。2014年，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出版了一本书，以一种不同而有力的方式解释了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并且预测这种趋势会加剧。皮凯蒂的 《 21 世 纪 资 本 论 》 （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Century）在国际出版界引起了轰动。事实证明，它已经成为成千上万的书籍、学术论文和博士论文的出发点。[10]
皮凯蒂的论点是，财富和收入分配将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原因很简单——资本收益超过了经济增长率。这意味着财富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由于财富高度集中，这势必导致一个更加不平等的社会。
皮凯蒂声称，早在他的数据涉及之前，这就是西欧一直存在的真实情况。他说，在18世纪和19世纪，收入就异常集中。但20世纪早期和中期发生的重大事件——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福利国家和累进税制的出现，起到了纠正作用，但也使我们对潜在的现实视而不见。皮凯蒂提出，现在的财富分配已经回到了19世纪晚期的水平，除非采取措施遏制这一进程，否则财富分配将不可逆转地变得越来越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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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从本书的观点（即我的观点）来看，有一点值得注意，在皮凯蒂的书中，“机器人”一词仅出现过一次，且在近第700页处。换言之，假如你相信机器人和AI将显著加剧不平等，并且接受皮凯蒂的观点，那么，我们确实正在走向一个非常不平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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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皮凯蒂的批评
皮凯蒂的书的影响力和他本人的影响力一样大，正如你可能预料到的那样，他的论点招来了一大堆批评。这里不是详细讨论这些批评的地方，但在继续研究机器人和AI的影响之前，我们的确需要了解那些关键的批评，并就主要问题得出结论。[11]
尽管开始时皮凯蒂积累、分析数据的规模之庞大引来广泛赞誉，但这些数据的质量和准确性受到了严重质疑。事实上，这些怀疑如此严重，以至于让人们对皮凯蒂在这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整个“大厦”产生了质疑，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提高到80%，以及将全球财富税提高到20%或更高。
这种批评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指出，皮凯蒂依赖所得税申报表作为收集有关收入的证据。[12]然而，在美国，自1980年以来，税收规则的变化使得高收入者在低收益免税投资（如市政债券）方面的积极性降低了，对借助税率较低的企业运转业务和专业收入的积极性也降低了。因此，尽管纳税申报表也许能体现不平等的加剧，但在现实中，不平等问题可能根本不存在潜在的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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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赫伯特·格鲁贝尔（Herbert Grubel）教授指出，皮凯蒂的数据（质量不大好）聚焦于不同时间点上个体间不平等的日益加剧。[13]但是他解释道，同一个体在一生中可能会在不同的收入群体之间出现相当大的变动。他援引加拿大的数据显示，1990年处于收入最低的1/5群体的100名工作者，在接下去的19年中，其中的87名转入了收入更高的1/5群体中，这100人中的21人甚至进入了收入最高的1/5群体中。
第三，《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的经济学编辑克里斯·贾尔斯（Chris Giles）指出，皮凯蒂的数据在细节层面存在严重问题，包括原始数据与皮凯蒂的相应拷贝数据之间有差异，以及在原始数据出现缺口的地方粗略地插入了“假设”的数据。贾尔斯说：“《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结论似乎没有得到该书自身来源的支持。”[14]
鉴于这些对皮凯蒂数据的批评如此具有毁灭性，你很可能会认为，那么批评皮凯蒂观点的理论缺陷就多余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简要地考虑一下该理论。毕竟，经济学中有一句众所周知的俏皮话——“好吧，这个想法在实践中行不通，但在理论上可以吗？”事实上，因为关于这些数据的争论也许会没完没了到让人倒胃口，所以与其相关的核心思想往往能自己存活下来，即使它没有经验事实方面的基础。
在理论方面，对皮凯蒂观点的主要批评之一是，随着资本规模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和国民收入变得越来越大，从资本中获得良好收益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经济学家称此为边际收益递减定律）。这与皮凯蒂认为资本收益几乎会永远超过经济增长率的想法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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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利用皮凯蒂的数据，对资本收益递减的原因做了精彩而有力的解释。他说，我们不应该像皮凯蒂那样，将财富等同于资本。他特别指出，在现代世界中，财富的大量增长归根结底是由于土地（和其他产生租金的资产）价值的增长。但是，土地获得的较高价值（因为需求的增长）并不会增加可用土地或其他生产性资本的数量。实际上，斯蒂格利茨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可测算的财富的持续增长，经济中配置的生产性资本数量可能一直在下降。[15]
另一个主要的批评是，皮凯蒂的分析过于简单，它依赖于这样的假设——所有资本收益均被用于再投资，劳动所得的一切收入都没有被存下来（都用于积累资本了）。然而在现代经济中，与之相反的是，很大一部分资本收益都花在了消费上，而大量的劳动收益被存了起来。在存在养老金和人们普遍拥有财产所有权的世界中，这一点尤其突出。[16]
还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批评无关理论，而与实证相关。当你查看财富榜时，尤其是美国和其他地区的，你会惊讶地发现，如此之多的超级富豪是通过工作获得财富的，这使得他们创立和/或建立的企业的价值惊人地增长。这适用于杰夫·贝索斯、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以及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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