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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经济：机器人时代的工作、财富和社会福利（被科技洪流裹挟的每个人，都需要在AI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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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卡普兰的说法无疑是对的，文凭主义已经走得太远了。布莱尔派的教育扩张政策已呈现出与预期大相径庭的结果。仅仅给年轻人一个学位并不会使他们在劳动力中更有能力或更有价值。而且整个过程开销昂贵。所以，现在的劳动力市场满是20出头的孩子，像潮水涌来一般，他们拥有毫无意义的“学历”，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只能得到不需要“大学毕业生水平”的工作。结果，对于很多“非大学毕业生”就可胜任的工作，拥有学位现在已成为一个关键要求，即使它对求职者从事该项工作所需的能力没有任何帮助。
英 国 特 许 人 事 和 发 展 协 会 （ Chartered Institute ofPersonnel and Development）的一份报告称，英国58%的大学毕业生都在做不需要大学水平的工作。相比之下，德国的这一数字仅为10%。一个令人遗憾的后果是，很多没有学位但可以相当好地从事这些工作的人被排除在外。这些年轻人来自弱势家庭的比例奇高。因此，这种“学位膨胀”远非单纯的游戏。它不仅浪费大量的金钱，而且助推了不平等的加剧，并使其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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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为了享有获得学位的好处，年轻人背着沉重的债务离开大学，而这种学位在其内在价值方面几乎无用，只是使其持有者借此挤掉现有的非大学毕业生，从而挤进过去被认为不需要大学水平的工作。该问题不仅限于英国。2018年，美国学生的债务总额超过了1.5万亿美元。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显示，到2023年，这些借贷者中将有近40%的人可能违约。[26]
整个体系的存在是一种昂贵的耻辱。我们应该为少得多的年轻人上大学做好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人在中学毕业后就不应该再学习或继续接受教育。他们很可能需要进行更多的“在职”学习，并与教授他们特定技能的短期课程相结合。在工作生涯的各个阶段，他们非常有可能受益于（尽管不一定是经济上的）短暂的脱产学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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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教育
AI革命可以帮助促进这一结果的产生，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它绝不能只是简单地被纳入现有的教育体系。在机器人和AI驱动的世界中，至关重要的是，新的和提高了的教育能力要定向用于教育的创造性方面而非分配性方面。用另一套在技术上更为复杂的障碍来替换一套人工障碍毫无意义，设计这种更复杂的障碍只是为了从那些能力较弱的人中筛选出能更好地跨越这些障碍的人。机器人和AI革命需要成为彻底反思教育的催化剂，重新思考教育的目的，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达成共识的教育目标。
区分创造性与分配性对两个方面有着惊人的影响，一方面是学术与职业发展研究之间的教育平衡，另一方面旨在增强休闲生活的研究。尽管人们在学术和以职业为重点的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是分配性的，而旨在提高学生最大限度地利用休闲时间的能力的教学，本质上是创造性的。毕竟，如果接触巴尔扎克和贝多芬的作品能帮助学生摆脱《名人老大哥》和《与卡戴珊姐妹同行》，这对保护他们有益，也不会使其他任何人的享受能力遭到相应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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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瑞士是年轻人上大学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你不会想说瑞士的发展是失败的。它的劳动力拥有非常高的技能基础，而且它是世界上实际平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这当然与那些不上大学的人有提供高等职业和技术培训的机构可供选择这一事实有关。
顺便说一下，也许你会认为这种做法意味着严重降低学术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瑞士拥有除英国以外唯一经常跻身世界顶尖大学之列的欧洲大学——苏黎世大学。相比之下，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前的那些一流大学已不知所踪。我们可以向瑞士人学习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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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地与何时
作为AI革命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彻底思考教育常规，比如上课日的长短、学年的长短、假期的长短。另外，我们也需要重新考虑学位课程的授课时长。学位课程通常为3年，最多4年，而实际上大学的时间大约只有一半。为什么要这样呢？肯定有设置更紧凑的一到两年的学位课程的空间。毕竟，AI能使学习变得更加个性化，这样学起来就可以快得多。
教育是否需要在被称为学校或大学的物理实体中进行也不是很明朗。由于如此之多的教育将采用学生与某种形式的AI驱动的教育程序进行互动的方式开展，这就使学习可以很容易地在家里完成。无论如何，在家接受教育的人数似乎呈上升趋势。2016—2017年，英国有3万多名儿童因家长的选择而在家上学。在美国，相应的人数约为200万名。[27]
至于大学教育，英国的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很久以前就率先实现了远程学习。此外，许多大学已开发出可部分或全部进行远程学习的学位课程。
但是这应该有个限度。我在上面已经论述过，全面而适当的教育涉及人类的潜能和个性的发展。这必须包括社会互动，以及体育、戏剧和其他活动。因而需要一些共享的物理空间，我们很可能希望将其称为学校或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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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机器人时代，投入教育的全部甚至大部分时间将不需要在这些地方度过。相反，大量的教育时间可以花在家中或工作场所，偶尔造访物理上的“学府”作为穿插行动。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如何使用教育资源（包括建筑物和物理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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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章的标题“年轻人应该如何受教育”是不合适的，因为并非只有年轻人需要受教育。传统的教育和培养模式会占用一个人婴儿期后的头10—20年，此后在约40—50年的全职工作期间，人们不再有更多的受正规教育、学习或培训机会。
当经济发展停滞，或者即使经济产出在增长，但经济结构及对某些技能的需求相当稳定的时候，这种模型也具有一定的逻辑。实际上，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了，但工作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还在缓慢发展，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AI经济有望与我们成长过程中的经济环境大不相同。
这意味着，人们在一生中需要经历数个学习、培训阶段，就业阶段穿插其间。[28]伟大的思想家和未来主义者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ler）很早以前就提出：“21世纪的文盲不是那些不会读和写的人，而是不会学习、摒弃再学习的人。”[29]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劳动力必须能够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迅速作出改变。
这同样适用于“休闲教育”。没有充分的理由解释这个问题——关于享受生活及从休闲时间中获得极大愉悦的能力，为何我们对它的投资应该只限于生命的前1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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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技术进步并不一定对公民的教育和整体心理健康都有积极作用。有证据表明，最近的技术发展导致人们的认知能力下降了，尤其是视频游戏技术和智能手机。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其《浅薄》（The Shallows） 一书中指出，互联网正在对我们的思考能力产生不利影响。[30]2013年，他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切都可能丧失：把我们的知识交给机器产生的风险》的文章，他在文中哀叹“以技术为中心的自动化”的兴起，这种自动化“将技术能力提升到高于人们的利益的位置”。类似地，有人认为，依赖GPS进行定位干扰了我们的空间推理及记忆能力。[31]
对于接触这些东西，如果确认超出一定的阈值水平的确会损害认知能力，那么就有了限制人类对这种技术依赖的证据。事实上，教育过程的一个关键作用或许是教会人们如何从新技术中获得最大收益，但又不致对其上瘾，也不会遭受认知衰退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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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能
在机器人时代，政府应该制定怎样的教育和培养政策？我已经讨论过机器人的普及和AI的发展对最有利可图、最值得去做的教育类型的影响，以及在新状况下哪些教育方法最有效。一般而言，正常的市场力量能够实现教育在这个方向上的转变，因为家长、孩子、教师和教育专家都会逐渐认识到新世界的需求，并相应地改变他们的教育偏好。
但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没有哪个社会将教育完全留给私营领域，而政府不发挥任何作用。有两个很好的理由可以解释这一点。第一个原因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教育也许具有很强的正向外部效应/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也就是说，个体受教育的所有益处并非全部落在该个体身上。有些益处会广泛地分布于整个社会。如果你愿意接受，社会在其成员受教育方面有自身的利益。换言之，假如教育完全由私人供给，那么为公共利益提供的教育就会不足。
部分原因是在市场上提供教育资金形式的不完善，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社会中较贫穷的人（通常受教育程度最低）缺乏远见，而且不了解教育的预期收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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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确实有一些思想者认为教育可能会带来负向外部效应/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比如前面提到的布莱恩·卡普兰教授。如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对的，那就有理由减少国家对教育的资金投入。的确，卡普兰恰恰就是这种观点。他提到自己支持将学校和政府完全分离。但正如我上面说的，卡普兰夸大了他的理由。
此外，即使卡普兰大体上是对的，他的激进处方也会与政府参与教育的第二个理由（分配因素）相冲突。若没有某种形式的公共供给或财政投入，教育会趋向于变成社会中较富裕者的专属，这将加剧社会分化和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甚至会世代相传。
我将在第9章讨论减少不平等的政策。而为了减少在AI经济中的不平等，政府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或许就是投资教育。实际上，这在AI革命开始之前就是事实，而现在更是如此。
有效的教育政策可以从多个方面来减少不平等。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与这种优势抗衡——富裕、成功的家长将孩子送进私立学校，使其享受私人指导，或者直接在家里接受具有优势的教育。投入更多公共资金对国家教育体系进行彻底改革，会寻求将公立学校的教育水平提升至私立学校现行的水平，包括非学术学科的水平，这将有助于人们适当地装备自己，从而能够充分并“有益”地利用休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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