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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经济：机器人时代的工作、财富和社会福利（被科技洪流裹挟的每个人，都需要在AI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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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恰当地构建教育内容，政府可使年轻人获得一定的技能和特质，这些东西将帮助他们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并保有可得到回报的工作。不过政府也可以为终身学习和再培训提供资金，从而再次帮助人们以有用的技能重新装备自己。这对改善数百万人的生活条件尤为重要，这些人时不时就会遭受经济中破坏性创新风暴的侵袭，包括机器人和AI应用的普及所带来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为了减少AI经济中的不平等，教育体系需要培养出能够作为AI补充的蓬勃发展的工作者群体。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大卫·奥特尔指出，1900年，典型的土生土长的美国年轻人只接受过非常基础的教育。由于农业就业规模急剧下降和工业就业规模的上升，儿童需要额外的技能。作为回应，美国政府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公民提供普及性高中教育的国家。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推进普及高中教育背后的运动是由“农业州”（Farm States）领导的。<sup>[32]</sup>

当然，在接受这种终身学习和再培训方面，个体本身也会获得利益。但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来支撑这种教育，而且在确保人们被雇用方面也存在外部效应。我们也不能依赖雇主在员工的终身学习和培训上进行投资（至少没有达到必要的程度），因为雇员可能跳槽到别的企业，或者雇用企业在投资还没全部收回来之前就破产了，这意味着它们将无法获得此类投资的全部社会效益，因而它们不会投入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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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要想在此议题上取得进展可谓知易行难。只是在现有体系中投入大量金钱并没有什么用。正如我前文所说的，教育结构需要做根本性的改革，一切都需要改——从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到大学教育，再到终身学习和再培训。这种激进的改革已经遭到教育界的强烈反对。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甚至有所加剧。教育体系是现代社会中最保守的部分之一。教育领域的既得利益者反对变革，这是政府需要积极参与推动该体系适应新要求的另一个原因。

尽管如此，但还是有必要提醒一句。完全依赖政府当然不是答案。从影响力的意义上来讲，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教育者。AI极大地拓展了自我教育的范围。除了个体自身，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家庭成员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世界各国的政府经常犯这样的错误，就是将教育等同于仅仅是在中小学、大学、职场学习中心所开展的事情。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资助的教育往往过分强调学习知识及获得某些资格证书，而不是“更模糊的”非核心活动，比如音乐、戏剧、运动。正如前文解释的，通过此类活动培养出的素质正日益成为雇主所寻求的东西。他们倾向于在私立教育体系的产品中大量发现它们。

所以说，并非只有教师和教育者不得不改变，所有参与计划并实施政府资助教育的人都必须改变。在AI经济中，除了提供良好的学术训练，政府资助的教育的志向还应该包括为学生提供与私营领域提供的一样好的非学术活动体验。这既能促进他们作为人的发展，又可以使他们的就业前景更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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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教育是我们在本书中遇到的另一个现象案例。AI狂热者滔滔不绝于AI将如何改变社会的特定方面（本例为教育），但他们完全误判了这种转变的本质。按照推测，教师必将走上出租车和卡车司机的道路，被裁员、弃置，成为又一大批失业的熟练工作者，不得不拼命四处寻找新的谋生方式。与此同时，需要教授的科目被彻底革新，传统艺术类学科被扔出窗外，取而代之的仅为STEM学科。

现实情况很可能迥然不同。在机器人和AI大规模出现之前，教育亟须改革。其从业者和维护者是普天之下最保守的一些人。即使没有机器人和AI带来的变化，它们也早就应该受到冲击了。

AI革命将实现这一点。但较之AI激进者所提出的，它带来的变化会截然不同。通识教育不会消亡，即使不是更重要，它也将保持同等重要的地位。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为劳动力市场培养人才，还涉及帮助人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个体，使其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休闲时间，并提升他们的职业生涯、提高对社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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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教育行业的就业人数也不会像激进者所说的那样直线下降。事实上，还很可能会增加。确切地说，机器人和AI将改变教育方法，结果是教育更加个性化，教学不再通过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实现，这种方式让人联想到汽车制造厂。

这种彻底变革的大部分议程都理所应当借助市场自然实现，学校将根据市场压力和家长的偏好做出响应。不过，教师和家长无疑都需要花时间来适应，并且逐渐相信，机器人和AI革命并不意味着通识教育的完结，非学术学科的重要性也不会降低。这是一个不能单单依靠市场来实现预期结果的领域。毕竟，教育体系的很大一部分由政府资助并控制。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教育机构和政治领导者都需要懂得机器人和AI普及对教育的真正意义，而不被人们对AI的大肆炒作欺骗。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正确的教育体系将对社会健康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它将是我们面临另一个主要挑战的关键所在，即如何确保大多数人不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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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确保共同繁荣

我们最终将需要把金钱和职业分离，这种转变会挑战关于我们如何定义自己的价值观和身份的一些非常核心的假设。

戈尔德·莱昂哈德<sup>[1]</sup>

有些事情必须要做。这些事情很重要。所以必须要做。

——无名氏<sup>[2]</sup>

我在第3章至第6章中提到，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机器人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工作的灭亡。人类将有足够多的工作可以做，尽管财富的增加可能会导致人们投入工作而非休闲中的平均时间减少。在第5章，我阐述了关于可能出现的替代旧工作的新工作类型的个人想法。

虽然如此，很多人能找到的可能都是临时性、没有保障、报酬很低的工作。或许当今一些贫穷国家的就业市场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未来之景。当你到达机场时，一群人蜂拥而至，为你提供不一定有价值的服务，比如帮你拎行李，而行李车就能做这件事。在酒店甚至有时在餐馆中，成群结队穿制服的服务人员在那里听候你的吩咐，但几乎无法为你创造任何价值，因此他们也几乎赚不到钱。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86 | PRINTED_PAGE=NOT_DETECTED

正如我在第5章中提到的，有一种可替代的选择，或者算多出来的选择，未来的就业市场或许类似于西方的前现代时期，当时，大量的人从事家政服务，真正富有的人则雇用大批侍从（忠诚的或不忠诚的）。

这是对未来前景的两种展望，但就像我在第6章中所论述的，它们不是唯一的看法。事实上，我列出了几个可能延迟或抵消不平等加剧趋势的因素。至少，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轻率地采用激进的收入或财富再分配计划，因为这可能既不必要又有害处。

不过，在机器人和AI会如何影响收入分配方面，我们可能会弄错。如果我的观点大错特错，那么我们最终的收入分配状况可能是，很多人发现其不公平、无法接受，并且对社会形态和性质造成令人难以接受的后果。这确实是困扰着许多AI专家和其他人的未来景象。所以我们需要考虑，假如这种噩梦变成了现实，我们该怎么办。

公共政策能做些什么来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并/或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调整分配方式？我们是否应该（且能够）依靠现有的收入再分配体系进行适当改革和改进？有没有可以采取的根本性新措施？如果有，我们应该积极采用吗？在下文中，我将特别关注引入全民基本收入（UBI）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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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考虑废弃当前的税收和再分配体系之前，我们需要回到基本原则上来。暂时将机器人和AI搁置一旁，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模式是“好的”，或者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当前的收入再分配体系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些目标？只有当我们将任何假定的新体系与现有体系进行比较时，针对AI经济的潜在政策措施才具有说服力。清晰地了解这些问题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社会是个复杂的有机体，若采取重大干预措施去改变其风俗、习惯和体系，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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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分配方式

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一直就理想的收入分配这一主题进行仔细思考、热情谈论。说我们对此始终一无所知是不友好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该问题尚无定论。

马克思构建了关于共产主义下的平等主义未来的惊人愿景，只有在经历了资本主义下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痛苦时期后，这种前景才会肆意绽放。他的辛辣分析和鲜明结论源于“剩余价值”和“剥削”的概念。遗憾的是，虽然这些概念看上去很强大，但在实践中，它们在你的手中显得脆弱而易碎。[3]

想要识别出最公平的收入分配方式或许不够明智，甚至不可能做到。我们应该坚持找出不公平分配的极恶劣例子，并对其采取一些措施。在孟买街头或拉丁美洲的贫民窟里，当看到巨大的财富和舒适与极度的贫困和匮乏并排而立时，我们就知道有些地方出问题了。但也存在不那么极端的对比现象：超级富豪的豪华游艇悠闲地漂浮着，而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埋头苦干、做着令人疲惫不堪的工作，只是为了保住他们的小房子。

这些强烈的对比或许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即使超级富豪的巨大财富是靠自己赚来的，但当超级富豪通过继承获得财富，而穷人因为没有遗产可继承而贫困时，我们就会遇到更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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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收入和财富的比较不仅涉及正义与道德问题，甚至牵扯到贪婪和嫉妒。它们也与某种效率有关。经济学家持有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概念。简而言之，这意味着随着你变得更加富有，每一点额外的收入给你带来的收益会越来越少。无疑这符合我们自己的经验。最初的额外收入能让你买到足够的食物来抵挡饥饿，而当你富裕起来后，相同的额外收入也许是能让你外出就餐而非自己准备食物，相比之下，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后者。

若基于这种认识，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额外的1英镑/美元，给超级富豪产生的价值远远低于给生活在温饱线上的人。而且从这一点来看，这种说法就根本不算夸张——从富人那里拿走1英镑/美元对其造成的损失远远小于穷人得到这1英镑/美元的收益。

按照这一逻辑，如果你试图实现著名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的目标——追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你会力争实现完全的收入均等，或者与此非常接近的目标。

不过，这一观点非常粗糙，而且它导致了非常粗略的结论。在实践中，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一笔钱或开支对两个不同的人的相对价值是多少。因此，这种实现目标的做法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仅仅把每个人的“效用”加起来，以达到整个社会的总体效用的目标。此外，社会不只是由最大化其“效用”的原子化/孤立个体（甚至家庭）组成的集合。任何设法提升人类幸福的人都必须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个体与机构之间的复杂动机和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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