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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经济：机器人时代的工作、财富和社会福利（被科技洪流裹挟的每个人，都需要在AI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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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腾飞
图1-1证实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性，它展示了从公元前2000年至今的人均GDP变化情况。显然，该图中显示的早期数据相当可疑，它们充其量是指示性的，事实上肯定不止这些。你还可以忽略数据轴上标记的绝对值，它们没有意义。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相对关系——每年的人均GDP与1800年的相比较。换言之，所有数字均做过转换，1800年的数据被设定为100。
如图1-1所示，自公元前2000年到耶稣诞生（图上标记为第0年），每年的人均GDP实际上没有变化；到1800年，该数值翻了一番。这看起来可能也不是太糟糕，但请记住，我们花了1,800年才实现这个结果！至于年增长率，则几乎等于零（这就是你很难看到曲线有任何上升的原因），而改善主要集中在后来几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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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之后，情况就全然不同了，图1-1清晰地显示了这种腾飞。1900年的人均GDP几乎是1800年的3.5倍；到了2000年，该数值是1800年的30多倍。[6]第一次工业革命确实是革命性事件。它为我们提供了评估机器人和AI的出现所带来的影响的基本标准。[7]
接下来，我将追溯并讨论从古代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再到当代的经济史的主要特征。但我希望读者能够理解，相比对近几十年的详细讨论，我对早前几个世纪的相关知识涉及得比较少，从时间上对其会匆匆略过。这有两个原因，一来我们对遥远的历史知之甚少，二来当我们仔细思考机器人和AI带来的潜在经济影响时，与近几十年相比，古代的信息让人兴趣寥寥，且没有多少相关性。
技术变革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8]然而，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在技术发展方面已经存在一些值得纪念的里程碑。确实，以公平的方式回溯历史可以发现，人类早已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进步，比如驯养动物、种植农作物、发明轮子。但在世界人均GDP记录中，它们并没有被清晰地体现出来。信不信由你，这份“记录”，更确切地说，是经济学家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付出巨大勇气和努力而构建的这份“记录”，可追溯到公元前100万年（将图1-1扩展到那么远的年代毫无意义，因为实际上你只会看到一条平直的线，它将掩盖过去200年中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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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应当承认，早期经济增长记录的大量缺失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统计数据非常不足。它们少得可怜、零散不全。但是，我们接下来的研究并不只是靠这些不充分的数据。来自艺术、考古及诸如此类我们拥有的书面记录的证据都指向这样的结论——至少在人类放弃游牧生活而定居下来后，人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在几个世纪内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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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不能自动引起生活水平的提高
为何上述这些早期的、显然是革命性的技术发展没有带来经济飞跃？其答案或许能洒下一道光，就如今困扰我们的一些经济增长关键问题给我们以启发，并让我们在此探寻过程中提出有关机器人和AI革命的重要问题。
不过我要很遗憾地说，对这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并没有一个清晰而固定的答案。相反，其自身有四种可能的解释。我打算把全部四种解释都提供给你，但不确定哪种最令人信服。我们可以将其留给经济史学家去争论。真相很有可能是这四种解释的混合体。更重要的是，这些可能的解释中的每一个都与本研究主题息息相关，即机器人和AI对经济发展带来了影响。
第一种解释似乎平淡无奇，但依然重要。重大发展（可以说始于公元前1万年左右）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比如第一次农业革命，它涉及驯养动物和种植农作物。因此，即便该过程完成后形成的积累效应确属巨大，但平均产出和生活水平的同比（年度比较）变化并不太大。[9]
第二种解释有关结构与分配。为了使一个领域（如农业）中的技术进步带动整体经济生产力的大大提高，该领域释放出的劳动力必须能够有效地在其他经济领域得到雇用。但当第一次农业革命的成果稳固下来时，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其他形式的生产性就业。因此，寺庙侍者、金字塔建造者和家仆的数量激增。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指出，第一次农业革命之后，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其实是下降了。[10]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衡的新农业经济中，也不存在任何有利于技术进一步发展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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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解释是仅凭技术进步不足以实现经济发展。要想实现经济发展，必须拥有可用的资源去开发新方法，制造能够体现技术进步的工具或设备。因此，这就需要人们克制眼前的消费，以便将资源用于为未来做准备。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需求的即时满足是如此迫切，此乃人类天性使然。
遗憾的是，我们手中关于远古的数据如此粗略，这再次妨碍了我们就该问题确定最终真相。不过似乎很有可能的是，古代社会无法产生大量收入超过消费的盈余，而这些盈余本可以用于资本积累。另外，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古代社会容易发生各种战争和冲突，这就对资本造成了破坏。因此，古代社会资本的净积累恐怕是微不足道的。
这种从普通活动中产生的盈余，似乎主要用于支撑社会中非生产性部分的存在，比如祭祀或者陵墓和纪念物的筑造。在古代埃及，天知道有多大比例的GDP被投入到金字塔的建造中。而中世纪的欧洲则将盈余用于兴建辉煌华丽、极尽奢华的大教堂，这些到处都是的大教堂高高地耸立在贫穷的海洋之上。如今，这些非凡卓越的建筑就在那里，供我们欣赏，真是太美好了。但是，对那些建造时对其怀着敬畏的人们来说，这些建筑并没有为他们生活水平的改善提供多大帮助，也没有为当时或后来的技术进步做出多少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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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解释是人口增长耗费了生产中获得的所有收益。有证据表明，整个世界在16世纪的GDP年均增长率约为0.3%，但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2%，这就使得人均GDP的增长率仅为0.1%，接近零增长。同样，在18世纪，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全球GDP年均增长率看上去达到了约0.5%，但与此同时，人口增长也差不多与之相匹配，这就意味着实际的人均GDP增长率可以忽略不计。[11]
诚然，这里的关联关系不是很直接。毕竟，人口增长并非全然是灾难——给社会带来了负担。但人们常常这样错误地假定。事实与之正好相反——更多的人意味着更多的工作者，这会增加社会生产总量。但是，将更多的工作者投入到一定数量的资本和土地上，往往会降低平均产出（经济学家认识到这是收益递减规律）。另外，较高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非生产性儿童与生产性成人之间的比例更高（请注意，当今的许多贫困地区的人们正不遗余力地使儿童从很小的年纪开始就具备一定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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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会制约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教士提出的理论的核心内容，他既是教区牧师，又是早期的经济学家之一。如今，他那令人讨厌的悲观看法已经完全不可信了。事实理当如此。他的的确确给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带来了坏名声。1798年，他在英格兰写道：
相比地球为人类生产生存资料的能力，人口的力量要大得多，所以，提早死亡一定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造访人类。人类的恶习是导致人口减少的帮凶。它们是毁灭大军中的先锋队，而且往往自己完成这些可怕的工作。但是，如果它们在这场灭绝战争中失败了，那么，流行病、瘟疫和灾祸就会以令人恐怖的阵势推进，将成千上万的人一扫而净。若这样还不能完全成功，则在所难免的巨大饥荒就会紧随其后，用一记重拳拉平全世界的人口和粮食水平。[12]
经济学家罕有涉足情欲领域的，在这样的一次探索中，马尔萨斯警告道，如果不加以控制，“两性之间的激情”会导致不幸与恶习。他竭力主张，“我们自然激情的后果”应该经常接受“效用检验”。[13]
这给所有作者都上了一课，包括技术和经济学两个领域的，他们当下正滔滔不绝地讲述人类在机器人主导的未来所面临的恐惧。如果愿意，你有权认为前景黯淡，不过假如你真是这么悲观，并且希望保护自己的声誉，那么最好你的想法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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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老马尔萨斯！如果说曾有哪位经济学家把事情完全搞错了，那就是他了。在过去的200年中（虽然还没等到他的著作墨迹干透），人均GDP和生活水平已呈现剧烈增长的态势。从1798年（那年马尔萨斯出版了他那部悲观的大部头作品）到今天，英国实际人均GDP的累计增长已超过了1,300%，生活水平提高的数据也不会与此有太大的不同（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完整的数据。必须承认，这种改善最初并没有发生，正如我稍后将要讨论的那样），而且一直以来，人口始终在不断增长。这样说肯定不算太刻薄——马尔萨斯教士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确，坦率地说，这些事实与他的论点完全矛盾。
马尔萨斯未能预见到经济进步的两个主要因素。
第一，他不只在总体上低估了技术进步涉及的范围，而且似乎完全看错了该范围，尤其在粮食生产方面。在19世纪和20世纪，我们设法大幅增加了粮食的产出，不仅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开垦新土地，还借助粮食生产技术的进步，能够在有限数量的土地上提高产量。
第二，因为各种节育方法的使用，20世纪的人口出生率回落了。这就意味着，尽管人口在持续增长，但并未增长得快到足以阻碍生活水平提高的地步。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马尔萨斯对人类历史的认识的其余部分是错误的。事实上，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他的观点似乎一直大体正确。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应该为他感到太遗憾。他去世后获得了一个最大的安慰奖：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Darwin）赞许他为自己的自然选择进化论提供了灵感来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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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导致经济大起大落并出现大批人生输家
我在本章开头的叙述让人觉得好像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世界的发展轨迹一直处于漫长的上升态势。这确实是图1-1给出的印象，它是对现实情况很好的一级近似（First Approximation）表达，不过这并非全部事实。经济进步的引擎启动后，生活水平不会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平稳甚至提高的过程。确实，19世纪的前几十年中，工资增长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生活水平受到挤压。该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恩格斯描述了这一时期。从那之后，这一时期就被称为“恩格斯停顿”（Engels' Pause）。[15]
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提出，在1850年，即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开始提升人们的总体生活水平之前，“普通人的生活并不比古代狩猎采集者的更好，实际上可能更糟”。[16]同样，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Alen）认为，直到1870年后，欧洲的实际工资才真正超过了中世纪的水平，英国处于领先地位。他说，其实对于欧洲的很多地区，很难说清19世纪的生活水平是否显著高于16世纪。[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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