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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经济：机器人时代的工作、财富和社会福利（被科技洪流裹挟的每个人，都需要在AI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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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补现行体系
如果我们决定为了再分配收入而修补现行体系，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接下去，我将概述原则上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这将为一项激进得多的措施（即引入全民基本收入）提供一些背景和平衡建议，该措施我稍后讨论。不过我不想有所暗示—我在这里讨论的改革现行体系的措施在政治上很容易实施或一定可取。尽管如此，它们是可行的，至少原则上可行。
首先，政府无疑可以使再分配收入政策变得更有效率。它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从而用同样的钱实现更好的结果，这可以让不太富裕的人大大受益。在这里，教育尤其重要，因为它会极大影响原生家庭没有很多钱的人的赚钱能力和生活机会。因此，它可能对社会流动性产生重大影响（我在第8章中讨论过一些政府可利用教育政策来影响收入分配的方式）。
全球很多国家/地区的政府支出和税收占GDP的比重较低，包括美国、日本、瑞士及许多其他地方，将这些国家/地区的支出和税收比率提高到当前该比率较高的欧洲国家的水平是有可能的，后者包括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额外的支出用于增加穷人的福利，资金来源为对富人征收大量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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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位作者一直认为，即便没有AI革命，政府也有充分理由建立一个更慷慨的社会福利体系。2011年，荷兰卫生部委托相关机构开展了一项研究——探讨救助无家可归者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救助措施包括免费住宿、援助计划、免费海洛因和预防服务。该研究得出结论，投资露宿街头者可获得最高的投资收益。在荷兰，对于投入对抗、防止发生无家可归情况的行动中的每一欧元，都能在节省社会服务、警务、诉讼费用方面得到两到三倍的回报。[4]
减少不平等的另一种方法是，政府中止提供某些普惠福利，比如中止给予超过一定门槛的人的儿童保育和养老金，然后把这笔钱分配给“应当得到帮助的人”。还可以增加对超级富豪的征税额度。当然，所有国家都可以提高标准税率。其实这可能不是明智的做法。一个税率较低、免税额较低、没有漏洞的体系或许会带来更多的收入。采取打击个人和企业逃税行为的行动是可行的，但要想行之有效，就需要国际上的协调合作。
想要征收或已经征收财富税的国家都可以这样做。但是，为了防止资本外逃削弱这种举措，各国必须开展国际合作。就目前情况而言，在征收财富税的问题上似乎缺乏达成国际协议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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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与改革
对待不平等问题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是从根源上或者至少在部分根源上解决它。无论如何，在美国，最近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资本收益的增加（就像托马斯·皮凯蒂的论述和第6章中讨论的那样），而是高收入和低收入员工之间差距的扩大。此外，这种不平等加剧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CEO和其他企业高管薪酬的大幅上涨，以及金融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相对薪酬的大幅上涨造成的。[5]
这些不平等的加剧与AI没有任何直接关联。尽管如此，如果社会希望做点什么来减少不平等，至少在美国和英国，首先要加强企业治理程序，以降低企业高层的薪酬，外加缩减经济中金融领域的规模。此外，政府可以推出实施反垄断措施计划，尤其在数字领域——在该领域，几家企业从其准垄断地位中获利颇丰。这最后一点建议反映了20世纪初美国在“反托拉斯”（反垄断）计划下所发生的事情。
当然，上述建议没一个是容易实现的，尤其在政治上。对AI领域的许多观察者来说，乍一看，它们似乎与因机器人和AI的普及而即将发生的事情的规模和重要性都不匹配。因此，人们支持以真正激进的方法进行收入再分配的热情迅速高涨。这看上去比较容易，适合解决手头问题，在政治上也可行，即引入某种形式的基本收入/普遍收入。在没有机器人和AI的影响下，人们可能对这个想法存在共鸣。但是，正如在随后的详细讨论中应该明确的那样，这似乎与经受机器人和AI冲击的世界有特别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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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基本收入
最低所得保障（GMI）的概念通常被称为全民基本收入（UBI），我会在这里使用该术语，它有很多变体。[6]在最纯粹的UBI形式下，无论环境、财务状况或其他方面如何，只要是所讨论问题中的那个国家的公民，或者是在那里居住了很多年的人，每人（或每户）都会定期得到单一、固定水平的收入，不需要满足任何条件。
最后这个资格限制引发了一个棘手问题。若将新移民排除在UBI之外，则当他们陷入困境时，政府就必须有某种辅助福利体系来应对他们的需求。如果不排除，能够使其享有UBI，那么本地纳税人可能会相当有怨气。此外，假使一个国家给予移民UBI，而另一个国家不给，或这个国家提供的UBI相比邻国的显得特别慷慨，那就可能会吸引来大量移民。
在某些变体中，UBI从人出生时就开始支付，另外一些则从人成年开始支付。在一些变体中，UBI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并根据个人情况而设定为不同水平——例如孩子的数量，甚至该人在该国生活的地区。在一些不纯粹的变体中，它取决于接受者的收入降低到一定水平；而在另一些特定的变体中，则要求接受者处于正在找工作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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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变体中，福利的数量与价格或工资挂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自动上升。还有一些变体的UBI对支付有所限制，比如，每人只在若干年中获得。通常来说，UBI不应该被抵押或征税。不过，如果其为应税项，只要采用的是累进税制，那么这将是一种从富裕人群中收回福利的方式。
在该想法的最纯粹版本中，UBI被设想为替代所有其他形式的福利；而在另一些版本中，UBI被设想为对任何或所有其他形式的补充而非替代。在有一种变体中，福利体系与所得税体系合并在一起。对于这种变体，当收入低于一定的水平时，税率变为负值，人们就可以从税务机关得到钱（这被称为负所得税）。
甚至有人提议，政府应该提供“基本最低传承金”。有人建议，对所有年满25岁的年轻人来说，该金额应设定为总计1万英镑。[7]这是UBI想法的变体，兼具其优缺点。该提议并非专门针对AI革命而提出的，成功还是失败与AI革命无关。这一建议源于人们对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日益关注。但是，对AI革命带来的分配后果以及对此能采取的措施的特别关注，意味着由政府提供一大笔资金的建议似乎与AI经济尤其相关。
但实际上，该提议完全是一种计谋和借口。为了筹集救济金，有人建议对企业征税、增加新的税项、出售国有资产并将收益注入该项基金。但是对于这一核心思想——由公共资金支出，为公民提供无须接受经济状况调查的福利，这些具体做法没有为其添加任何新内容。关于人们为这种赠予行为提供支付而提出的筹钱建立“基金”的各种方法，我们没有太多可说的。我们最好还是保持诚实，清楚地了解现实状况，只将从普通税收中获得的资金用于支付该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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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如果一次性支付和UBI建议可选，相对每周、每月或每季度得到固定收入，一次性支付在状况改善方面也不是很明显。一次性支付的一个可能优势是，它更符合资本数额的积累和保存。应当承认，如果接受者将收到的所有固定收入存起来，那么同样可以积攒这么一笔钱。但大多数人对自我做足够的约束比较困难。同样，一些接受者往往会一次性挥霍掉一笔钱，使生活难以为继。而固定收入本可以提供持续的支持。
接下来，我将把一次性支付的想法搁置一边，来分析固定收入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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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作
不过，在讨论主要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考虑另外两个变体，即基本工作保障（Basic Jobs Guarantee，简称BJG）的想法和“全民基本服务”（Universal Basic Services，简称UBS）的提供。在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Sanders）、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科里·布克 （ Cory Booker ） 、 柯 尔 斯 滕 · 吉 利 布 兰 德 （ KirstenGillibrand）都一直在迫切要求试行BJG。
该想法旨在阻止人们对UBI的一种批评，但它立即削弱了UBI的一个关键吸引力。显然，这个提议回应了UBI会减少劳动力供给并破坏职业伦理（我将稍后讨论）的批评。但为了应对这个异议，这个想法重申了工作与收入之间的关联。因此，它缺乏UBI的一个吸引力——允许一些人无须从事有偿工作就能拥有足够维持生活的收入，这些人包括想要成为诗人、写作者、画者、作曲者的人。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假设过这样的案例——每小时15美元的保障性工作能鼓励额外的400万人加入劳动力群体，并吸引现有的1,000万从业人员（对其中1/4的人来说，每小时15美元就代表着加薪）。他估计，每位工作者的成本将为6万美元，这会使政府的总年度开支增加8,400亿美元，约为当前因此我们应该假设，这个BJG建议不会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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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基本服务
另一个想法是提供一整套全民基本服务，涉及免费的住房、食物、交通、通信。这个主意对许多左翼政治人物一直具有吸引力，包括英国工党的影子财政大臣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
UBS这一想法的支持者认为，这仅仅是现有体系的延伸，该体系提供免费的健康和教育服务。他们在这一点上的想法是对的，但其中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因为在英国，政府提供这些服务遭到了普遍的不满。此外，提供更多的其他免费东西（如食物、住房、交通）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和低效。当然，这也会使政府的触角进一步延伸到社会中。再有，它会削弱UBI想法的两个关键吸引力，一个是它的简明性，另一个是它让个人自由选择如何使用政府提供的金钱的方式。
所以说，UBS想法或许不会获得更广泛的关注。因此，现在对我们有意义的是，把它放在一边，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更为主流的UBI想法上。后者似乎更有可能成功。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开始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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