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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经济：机器人时代的工作、财富和社会福利（被科技洪流裹挟的每个人，都需要在AI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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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的变体之一认为，我们社会中高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对应于经济学家所称的“租金”，也就是说，市场上提供某种设定价格的东西，因其处于供给匮乏的状态。但是，即使没人支付这样的价格，它依然会存在（土地就是经典案例）。
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勋爵认为，在未来的经济中，除了“租金”的比例不断增大，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将是零和博弈，就其意义而言，它不会为所有人享有的总产出或收入增添任何东西。[16]许多金融市场活动或许会落入这一类别（正如我在2009年出版的《市场的麻烦》一书最后一章中指出的，我把这类活动称为“分配性”活动，与之相对的是能够扩大整体规模的“创造性”活动）。[17]
如果特纳勋爵是对的，那这就是为如下观点提供了论据若引入UBI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GDP下降，我们不必为之过于担心。所测算的GDP的大幅下降是虚假的，它与人类的整体福祉毫无关联（请注意，对于如何确保UBI只减少GDP的“分配性”或零和博弈部分而非“创造性”部分的问题，尚有待观察）。
另一个貌似有理的论点是，即使因为UBI确实会抑制工作积极性并因而降低GDP，并且这种GDP下降的重要性不会因特纳勋爵的论点而被削弱，它也是可以被容忍的。如果你相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力量，那么，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将变得更加富有，而工作需求会减少。这应该意味着，对税收和再分配的抑制效应的重视程度应会小于以往。同样，有关社会公正的事业应该占更大的比例。简而言之，你可以说，在新世界中，我们将有能力对公平投入更多的关注。当AI和机器人承担所有工作、人类完全享受休闲生活时，这一点将达到极致。那么，工作激励的意义是什么呢？当然，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而且如果本书的中心论点是对的，我们永远不会到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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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奇的批评
如果说针对UBI有一些激进甚至离奇的论点，那么也存在一些离奇的批评。一些评论者担心它会加剧通胀。正如AI梦想家卡耐姆·切斯所说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向经济体大量注入资金容易抬高价格，导致突发性通货膨胀，甚至可能是恶性通胀。”[18]
这真的是太离谱了。基于上述所有原因，引入UBI很可能会改变劳动力供给及失业与通胀之间的关系。但是，政策制定者（包括设定利率的央行银行家）可以考虑这些影响。没有充分的理由因为UBI会引发通货膨胀就反对它。
另一个批评是，假如UBI取代了所有福利，会降低经济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性。因为在现行体系下，很多（尽管绝非全部）福利支出的总体价值跟随经济周期波动，在经济下滑时上升，在经济回升时下降。因此，福利支付充当了“自动稳定器”的角色。如果所有的福利都被UBI取代，那么这一特性就会丧失。
这没错，但它并非真正强有力的论点。这仅仅意味着，在经济低迷时，货币当局将不得不用酌情决定的稳定政策来代替自动稳定器。在目前体系下，如果政府认为自动稳定器自身的作用不够，那么这种情况无论如何都会经常发生。这些附加的稳定政策可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有一种可能性是暂时提高UBI的价值，直到经济低迷状况结束（诚然，虽然相比自动稳定器，酌情决定的稳定政策可能会存在额外时滞）。不管怎样，这种自动稳定器的丧失不太可能构成严重的反对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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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I测试
UBI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建议，人们已经在实践中尝试过对其进行过很多次测试。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的小镇多芬试行了UBI。UBI的支持者声称结果非常好：遭受严重精神健康问题折磨的人减少了，辍学的青少年人数降低了，最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人放弃工作。
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曾尝试了一个UBI计划，但在2018年的夏季放弃了。安大略省负责社会服务的部长丽莎·麦克劳德（Liza Macleod）表示，该计划“相当昂贵”。
2017年1月，芬兰启动了一个UBI实验，随机挑选了2,000名失业者，但这个实验在2018年4月就被放弃了。经合组织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如果该政策覆盖到所有人口，芬兰将不得不将所得税提高近30%。
2018年6月，法国宣布开展一个UBI实验——为无子女单身人士每月提供最低600英镑的收入，将向约2万名失业者提供。申请人需接受经济状况调查，但无附加条件，比如强制性要求必须找工作。在撰写本书时，我们还不知道其结果。
UBI的坚定倡导者安妮·罗瑞（Annie Lowrey）引用了两个不太为人所知的案例。[19]2010年，伊朗政府削减了对石油、食物等商品的补贴，转而开始向公民发钱。调查其效应的经济学家总结道：“除了与劳动力市场关联较弱的年轻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现金转移支付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服务行业的工作者似乎还增加了工作时间。”请注意，这并没真的构成经典意义上的UBI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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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引用的第二个案例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也存在矛盾。切罗基人（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拥有两家利润丰厚的赌场，族人每年可分得4,000—6,000美元的利润，作为对这种支付的反应，他们的劳动力供给似乎只是略微有所减少。请注意，在明尼苏达州的沙科皮（Shakopee）苏人（Sioux，北美印第安人）身上则发现了相反的结果，据报道， 2012年，该部落成员每月收到8.4万美元。一位沙科皮苏族官员告诉《纽约时报》，他们的失业率达99.2%，并补充道，任何有偿劳动都是完全自愿的。[20]
实际上，美国已经有一个长期存在的类似UBI的案例。自1982年以来，阿拉斯加州的居民一直从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获得周年红利，该基金拥有该州的众多国家资源。2015年，63万具备资格的公民获得2,072美元，约占阿拉斯加州人均GDP的3%。但这一数额太小，预计不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很大影响。
无论这些测试的意图如何，人们都远远无法根据其结果得出结论。与经济和社会政策中的许多其他问题一样，其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态度和社会规范，而这些东西的改变非常缓慢。我们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来实施该政策——最好更久。此外，我们需要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实施，而不只是在某些限制区域内。事实上，开展这种实验的可能性看上去非常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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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UBI想法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公众吸引力，有时体现在一些非常令人惊讶的地方。2016年，瑞士就针对引入相对较高水平的UBI的提案举行了全民公投。最后该提案被否决了，但有近1/4的选民支持它。
在意大利，新政府的联盟伙伴之一是五星运动（Five StarMovement），在它2018年竞选时的纲领中包含一个UBI变体。尽管存在预算限制，而且欧盟当局反对增加公共支出，但它仍然致力于推动实行某种形式的UBI。
在英国，影子财政大臣约翰·麦克唐纳表示，他正在推动将UBI的引入纳入下届工党宣言中。因此，若工党能赢得下届大选，我们可能会见证迄今为止最大的UBI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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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除了UBI会减少受益者的劳动力供给这一尚不明确的论点之外（如上所述）。UBI的真正反对者还基于四个截然不同的论点：
●它会冒犯大多数人的公平感。
●它会加剧社会排斥、扩大社会分歧。
●它会给公共财政带来巨大成本，从而导致税收的提高。
●因为存在所有这些困难，UBI完全不会简化福利体系，反而会使其 复杂化。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实践中，除了微不足道的UBI水平，是否还有其他东西是社会所希望的或可持续的，确实值得怀疑。对大多数公民来说，逐渐减少工作时间、增加休闲时间是一回事。对某一阶层的人来说，当一大群人无所事事、以他们为食时，他们却继续苦干，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如果UBI的接受者全是艺术家、僧侣或音乐家，即使他们正在学习编篮子、弹竖琴，这或许都可以接受。但是，假如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喝酒、吸毒或看色情作品，我想这就不能令“辛勤工作的家庭”信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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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排斥
UBI的提倡者必须应对这样的事实——当今如此之多的激烈社会问题都与失业有关。要踏上公开设想相当多阶层的人不工作的道路，这似乎会招致很多严重问题。
毕竟，UBI的倡导者往往受到担忧的驱使，不仅是因为不同群体间的货币收入存在差距，而且还因为处于收入底层的人们会感到被排斥和孤立。而如果UBI的作用还允许、鼓励大量的人不工作，这必将会加剧根本性的社会分歧。
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歧可能会自我延续、永久存在。一旦有人选择不工作并依靠UBI生活，他们将很难再回到工作中去，他们会丧失技能、工作意向、职业伦理，雇主对他们也将不再那么有兴趣。另外，靠UBI资助而过着不工作生活的人的孩子可能会更倾向于过类似的生活，确实，他们将不太有能力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日子。
成本
UBI水平的设置对其效果的好坏都至关重要。米尔顿·弗里德曼希望他所支持的负所得税“足够低，以给予人们实质性、持续性的激励，从而使他们通过自食其力摆脱该计划”。他认为，根据收入保障水平和为其提供资金所需的相应税率，该计划可能呈不同状态，处于非常可取与完全不负责之间。正如他看到的：“这就是政治观点如此广泛的人们有可能支持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负所得税的原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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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弗里德曼青睐的负所得税变体有一个明显不利的副作用——它鼓励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人谎报自己的收入，以获得享受负所得税的资格，即政府救济金。相比之下，如果采用明确的UBI，他们就没有这样的动机了。事实上，假如人们处于较低的收入水平，政府不会对他们赚多少钱感兴趣，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得到UBI。
UBI的大多数支持者建议将其水平设定在等于或接近贫困线上。毫无疑问，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认为社会负担不起UBI，而且/或者认为UBI会让人们变得懒惰。然而，这样的水平无法满足在不工作的情况下为人们提供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的愿望，而且代价依然极其高昂。如果AI确实会毁掉大量就业机会，使得很多人面临失业，那么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来看，这种水平都将被证明是不够充足的。
政治哲学家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和扬妮克·范德博尔特（Yannick Vanderborght）是UBI的强烈支持者，他们建议该福利水平可设定为相当于人均GDP的1/4。[22]在美国，该数额为每月1,163美元，英国为每月910美元。此外他们还认为，UBI应该只取代低于这些金额的福利，较高的福利及其各种资格条件应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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