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经济：机器人时代的工作、财富和社会福利（被科技洪流裹挟的每个人，都需要在AI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

这两种极端之间存在无数种可能的结果。那么，在这个范围之中，我们的未来在哪个位置上呢？

第二部分机器人和AI的影响所及：工作、休闲与收入

第4章 工作、休息与娱乐

工作可救人于三大罪恶之中：无聊、恶习和贪欲。

—伏尔泰（Voltaire）^[1]

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样你的一生都不会存在不得不去工作的一天。

——无名氏^[2]

大多数关于AI驱动未来的技术文献，甚至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应该更为了解）的大量著作，都设想了这样一个未来——人类是技术发展进程中无助的受害者。工作消失了，人们被留在了“垃圾堆上”。这并非他们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他们对此几乎无能为力，这属于不可抗力。

现在，你应该已经知道这不是我的想象，至少在奇点来临之前不是（在本书后记中出现了这一点）。事实上，正如我希望已说服你的那样，在机器人和AI驱动的新世界中，没有任何宏观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每个想工作的人都不能工作。

当然，某些人可能会被排除在外，他们将无法重新获得技能并找到工作。转型过程充满痛苦。而且很多人从工作中赚取的收入也会有问题（我将在第6章讨论这些问题）。此外，这样的前景会引发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个体和社区落后于时代，并且收入分配也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些我将在第三部分探讨。不过这与极度悲观主义者设想的关于失业和贫困的未来相去甚远。（更d书f享搜索雅 书.YabooK）

第3章中所谈及的对未来愿景的重点在于，未来有多少人工作将不是不可抗力的结果。相反，这将是选择的结果。个体自身和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将能够且确实需要在工作、休息和娱乐之间选择合适的平衡状态。所谓“合适”，我指的是达到最适合他们的平衡。

那么，什么最适合他们呢？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不可能有明确而固定的答案。一些人认为人们主要像现在一样选择工作。另一些人则指出，人们会选择增加休闲时间而不是提高收入。接下来，我将分析这两种观点。

如果将来人们确实选择减少工作时间，而花更多的时间在休闲上，那么就会引出另外两个关键问题：

●在他们的工作周和职业生涯中，何时会获得额外的休闲时间？

●他们如何利用自己的额外时间？

一旦这些关键问题有了答案，我们就能回答第3章结束时提出的本质性问题，即如果机器人和AI能带来生产能力的提高，那么这种提高将主要凭借哪种方式实现：是增加产出还是增加休闲？

要想对这些问题形成看法，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人类对待工作和休闲的态度，借鉴我们自己在西方文化中的悠久历史经验，以及任何与之相关的其他文化的经验。即使没有机器人和AI革命，我们也将在这里处理与现代世界中人类状况相关的问题。纵然事实证明机器人和AI革命是“受潮了的爆竹”，是“一枚哑炮”，就像很多愤世嫉俗者推测的那样，我们也依然将面对这些关于工作和休闲的关键问题。但是，由于机器人和AI革命可能给工作领域带来的挑战的特别性质，它们与我们对AI经济的思考尤为关系重大。

古代与现代

纵观历史，人类对待工作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在一个极端，有观点认为，工作是实现目标和价值的关键，甚至是通往虔诚的道路。而在另一个极端，工作一直被视为生命的痛苦之源，让人筋疲力尽、乏味呆滞、沦为奴隶甚至丧失人性。

这两种态度都出现在基督教传统中。“The devil makeswork for idle hands to do”（无事生非）是一句著名的基督教谚语，它可能来源于公元4世纪圣杰罗姆（Saint Jerome）的一句话。然而，在伊甸园中，工作似乎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这种无工作生活的幻景不仅限于《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的描述。在《马太福音》（Matthew's Gospel）中，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不要担心工作和金钱。他说：“想想田野间的百合是如何生长的：它们既不辛苦劳作也不转动不休。”^[3]

如今仍然存在的很多对工作的消极态度可以追溯到以前，即便不是伊甸园，也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它把人们吸引进了工厂，改变了工作的性质。相比一个人同时做几个不同的任务，亚当·斯密支持的劳动分工或许更有效率，但它也有其不利的方面，亚当·斯密也承认这一点。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他写道：“如果一个人一生都花在执行一些简单的操作上，而这些操作的效率可能总是相同或者几乎相同，那么他就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能力。”^[4]

马克思进一步阐释了这一点。他写道：“由于机械的广泛应用和劳动分工，无产者的工作丧失了一切个性，因此工人也失去了所有魅力……他们成为机器的附属物，对他们的要求仅仅是这项最简单、最单调、最容易获得的本领。”^[5]其结果是，马克思说，只有不在工作的时候，工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

因此，你可以很容易地辩称，人类对工作看似自相矛盾的态度其实根本不矛盾，只不过是对不同种类的工作有非常合理的不同看法而已。在人类早期，工作主要是体力劳动——拖运石头和泥土、挖掘、把材料制成有用的形状、折弯、搬运、推、拉。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学会了利用动物来完成许多费力累人的搬运、拖拉工作，但人们依然有很多繁重的劳动要做。

在现代社会，工作之所以不受欢迎，通常是因为它是某种形式的苦差事，有时依然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乔治·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 的 戏 剧 《 皮 格 马 利 翁 》（Pygmalion） 被改编成了音乐剧及之后大获成功的电影《窈窕淑女》（My Fair Lady）。 在剧中，伊丽莎·杜利特尔（Eliza Doolittle）梦想自己变得非常富有，什么都不用做，只需抬抬双脚就可以享受生活。这种情绪类似于为某女佣制作的碑文中所表达的：“不要为我忧伤，永远不要为我哭泣，因为我再也不用做任何事情了，永永远远。”

但是很显然，工作的辛苦乏味并不一定源于体力劳动的强度。事实上，很多人已经证实了强体力劳动带来的益处和满足感。仿佛是为了支持这一观点，虽然目前在大部分西方世界中，男男女女均已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但他们还是会自愿将自己每周绑在机器上好几个小时，有时甚至每天数小时。诚然，他们的目的不是追求金钱，而是追求健康和形体的美丽。这些现代奴役场所被称为健身房。有意思的是，描述这种活动的最常用的短语是“锻炼”（working out）。我自己经历过这种极大的“痛苦”，虽然对其没有那么心醉神迷，但我清楚地知道为什么用“working”（工作）这个词。不过，我始终不明白“out”一词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拉开帷幕，人们就普遍不喜欢这种工作，其原因与其说是基于它的物质性，不如说是基于它从根本上把人们变成了机器的奴隶，使其从根本上失去了人性。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文献多如牛毛，但对该观点最生动逼真的呈现可能来自20世纪早期英国作家D. H.劳伦斯（D. H. Lawrence）的小说。他认为，工业化不仅玷污和污染了乡村，而且还弱化了人类并败坏了他们的灵魂。劳伦斯的家乡是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他深受煤炭业及当地矿工工作生活状况的影响。很显然，非体力工作也会让人感觉像做苦力。许多办公室和行政工作令人高度疲惫，甚至毁灭人的灵魂。使工作表现出“苦力”特征的原因有如下几种：

●重复性。

●与同事间的联系不足。

●缺乏与终端产品和终端用户的联系。

●缺乏对所生产/交付的东西内在价值的信念。

如果认为工作一定如此，那么设想乌托邦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世界也就不足为奇了。资本主义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必要阶段，因为其确实提供了商品。但随着生产潜力的不断增长，对资本主义及其赖以生存的能力的需求终将走向尽头。在共产主义的主导下，人际关系和政治制度将会发生变革，因为那时会有丰富的商品可供使用。

其他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8世纪末，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预言，人们最终每天工作4小时就够了，剩下的时间将用于“休闲和娱乐”。后来，剧作家乔治·萧伯纳的说法更甚于这个预言，他在1900年提出，到2000年，工作者每天仅需工作两小时。数十年后，颇具影响力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预测，未来2%的人口将能生产社会所需的一切。

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

不过，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很多现代工作根本不适合苦力模式。事实上，很多人似乎很喜欢自己的工作。随着我们进入AI经济，这两种关于工作的观点非常显而易见。因此，如果我们正处于一个不需要工作的富足时代的边缘，这将会被不同程度地视为是解放，也是恐怖之事。

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在宏观经济这个主题上，我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十分尊重，这个主题或多或少是他创立的。不过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对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平衡问题，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你很快就会发现，他对该主题的想法远非定论。事实上，相比提供答案，他在该领域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个与机器人时代未来工作相关的关键问题，即为何人们当前的工作量和以前的一样多？还有，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将来一定会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吗？

有趣的是，尽管凯恩斯设想了一条通往这种终极状态的迥然不同的道路，但他与马克思有着相似的愿景。凯恩斯在1931年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The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出，100年后的生活水平将是当时的4—8倍。^[6]他声称，这将足以解决“那个”经济问题，也就是说，富裕将取代短缺。因此，问题在于如何利用我们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