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经济：机器人时代的工作、财富和社会福利（被科技洪流裹挟的每个人，都需要在AI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

乐趣与回报

对相对成功的强烈欲望和对“胜利”、权力及地位的追求，用一种相当消极的方式解释了持续繁重的工作时间的现象。但还有另一种解释，反映了人性中更具吸引力的一面。人类的需求涉及基本需求、迫不得已的需求、为了生存而工作的需求，以及对安全舒适的渴望。一旦这些目标基本实现，工作的重要性就减弱了，人类会日益将工作视为友谊、消遣、兴趣、娱乐和意志的来源。

这些都是非常真实而强大的驱动力。其反面也极具威力。无数调查研究指出，对于被调查者自述的不快乐情形，失业是最大的原因之一，其影响超过了纯粹的收入损失。^[13]换言之，工作可使人享受快乐——没了它可就糟糕透了。在很多情况下，与其说这是因为工作本身固有的性质，倒不如说是它带来了同事间的社交互动。例如，在美国，40%—60%的工作者都曾与同事约会过。^[14]

此外，除了乐趣方面，工作还能让人拥有更深层次的积极感受。工作可以令人产生自豪感和认同感，给人以使命感。这对雇员和雇主都是如此。对企业家而言，还有更大的快乐来源——创建企业带来的纯粹的兴奋和刺激。

在“事业”这一概念中，“工作是意义和价值的源泉”的理念达到了顶点。也就是说，随着一个人在企业内或其他地方的晋升，久而久之，他会获得更多的金钱、地位、重要性和价值。我想，过去有一些人确实如此——或许在教会或军队中。但是，一些普通工作者拥有“事业”这个概念也是最近才有的现象，更不用说大部分人了。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工作、职业、办公室，甚至拥有自己的企业，如果幸运的话，他们还有永远向前向上的使命感，但却没有“事业”。

凯恩斯的《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一文中没有体现出这一特征。不过在经济学家当中，凯恩斯绝非个例。经济学家被困在幽暗的冥河（Stygian，希腊神话里的概念，介于阳间和阴间之间）世界中，往往会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漏掉了快乐因素而深感内疚。他们通常认为，工作是十足的坏事，人们从事工 作 只 是 因 为 能 拿 到 钱 ， 这 反 映 在 “ 报 酬 / 补 偿 ”（compensation）一词频繁被用于指代薪水和福利上。然而，尽管很多人的工作体验很可能是辛苦劳累和沉闷乏味的，至少直到最近，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仍然如此，但经济学家认为“工作绝对是让人恐惧的事情”的观念错得太离谱了。

重新发现休闲的实情

鉴于存在这些强有力的观点，在思考工作的未来前景时，人们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从凯恩斯主义观点（在大众富裕的情况下，工作时间将直线下降）到认为工作伦理如此强大，以至于对于人性和人类状况而言，全职工作是极为普遍的存在。如果你持后一种观点，那么你就会相信，未来拥有更多休闲的愿景终将会被证实是海市蜃楼。将之延伸到机器人时代，则会引出这样的推论——即便到了机器人和AI承担了大部分“繁重”劳动，并且收入也高了很多的时候，人们还是会想工作，且做得和过去一样多。

但是，我认为这种“工作主义者”（workist）观点被夸大了。现在是时候让一个更平衡的观点得到适当的倾听了。因此，现在我打算着眼于另一种观点。凯恩斯主义认为更多休闲是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反对这种观点的理由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证据，我将依次查看：

●关于过去工作时间趋势的事实。

●对凯恩斯关于工作时间会减少的预测为何尚未实现的另一种经济学上的解释。

●很多人认为工作并不令人快乐（与上述讨论相反）的证据。

●当前工作时间与个体潜在偏好不一致的观点。

●状况来源可能发生的改变。

●实现工作之外的意义和使命感的可能性。

历史证据

我们一向如此勤奋工作吗？当然，我们没有原始社会人如何努力工作的数据。不管怎样，那时的工作时间肯定一直由气候和季节所支配。一旦社会安定下来，在冬季的几个月中，人们可能很少或根本不工作；当春天来临，即便不是全部，他们也会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作。

事实上，我们的确有当今欠发达农业社会的证据作为考量。在这些社会中，人们的平均工作时间似乎没有如今西方社会的那么长。

有趣的是，有证据表明，在工业化之前的欧洲，尽管国外旅行没那么普遍，人们享受的假期也非常长。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朱丽叶·肖尔（Juliet Schor）曾估计，在1300年左右的欧洲，由于日历中满是圣日和节庆日，假期起码占到了全年的

1/3。在法国，假期的比例约为半年。肖尔写道：“我们的祖先或许并不富有，但他们有充裕的休闲时光。”^[15]

从最近的时代来看，凯恩斯的观点也许是错的，但从长远来看，他是完全正确的。平均工作时间已大大减少了。1870—1998年间，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每名雇员的年工作时间数从2,950小时下降到了1,500小时，几乎减少了一半。经合组织1998年后几年的数据显示，该数字进一步下降了（虽然就以前的数据来说，美国的下降幅度较小）。^[16]在英国，周平均工作时间已经从19世纪中期的约59小时下降到现在的32小时左右。

毕竟不是那么富裕

近几十年来，人们一如既往地偏爱工作而非休闲，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包括凯恩斯在内的一些人的预期。对于这种现象，甚至有一个直截了当的经济学解释。直到最近，物质上的改善只能使生活的最基本的层面不再短缺——体面而能持续获得的食物和饮品、采暖和住所、衣服、迁移和娱乐。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获得收入是为了一种闲适的生活。这只是说，他们现在能够追求高一个层次的基础物质需求了。

毕竟，迟至196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几乎14%的家庭还没有配备室内冲水马桶。1960年，这两个地方95%的家庭尚未接入中央供暖系统；到1976年，该数字依然只是刚过50%。^[17]只有这些基础设施确实有所改善了，人类才可能适度思考宁愿增加休闲也不愿增加收入的问题。但这意味着，一旦这些基本物质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就像目前初现的那样），至少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人们很可能会开始选择更多的休闲，而不是工作和收入。

你可以在当前的零售消费趋势中看到类似的情形。近几年来，在广泛的商品和服务领域，人们倾向于将更多的支出用于提高质量上，而非增加数量。食品、家具和汽车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一旦人们的基本生活质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人们的偏好就会转向更多的休闲。

诚然，这有条件限制。经济增长不仅让人们可以获得更多甚至质量更好的现有产品，而且还会生产出全新的商品。人们现在渴望拥有电视、汽车、洗衣机、计算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新玩意儿。请注意，你也只能到这种程度了，因为那些曾经的“必须拥有”的东西很快就会变得无处不在。此外，它们的价格通常在进入市场的头几年就急剧下降。因此，获得最新玩意儿的需求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人们没日没夜地不断工作，直到下一个小玩意儿出现。

其实，对美国来说，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学解释可以说明凯恩斯的预言为何还未实现。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大多数工作者的工资并没有提高。对30多岁的美国男性来说，2004年的实际工资中位数比1974年的还要低。^[18]其原因我将在第6章中阐述。

反工作偏好

对于我在前文讨论的持续长时间工作的情形，你不应该轻率地接受“工作很有趣”这种表面解释。将某些人因工作而获得的自我实现感误认为是所有人的体验，这存在严重风险。于许多人而言，工作并不总是像人们吹捧的那样好。事实上，即使不是大多数，依然有很多人对工作有疏离感。他们觉得工作沉闷乏味、毫无意义、无聊枯燥。德勤咨询公司（Deloitte）的变换指数（Shift Index）显示，有80%的人讨厌自己的工作。^[19]

有大量证据表明，在同等水平的国家中，工作时间长的国家的人比工作时间短的国家的人的幸福感低。例如，韩国人每年工作时间为2,232小时，比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多473小时。报告显示，他们的幸福感就很低。另一个极端是丹麦。丹麦人年平均工作时长为1,595小时，比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少约200小时。丹麦经常被评为地球上最幸福的国家。这些都不是个别的例子。其他工作时间较短的国家也被评为“幸福”国家，比如瑞典、芬兰、挪威、荷兰。同样，在工作时间很长的国家——希腊、波兰、匈牙利、俄罗斯、土耳其，人们会感受到更多的痛苦。^[20]

此外，“幸福经济学”这门正在发展的学科表明，超过一定限度，额外收入几乎不会带来额外幸福。^[21]而且，我们似乎还不知道这一点，它还表明，幸福与人际关系的强度有关，尤其是与亲密的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系。然而，现代生活的节奏和紧张度压缩了可用于与亲密家人和朋友相处的时间，并且有可能破坏这些关系。

如今的工作时长是否反映了人们的真实选择

关于人们对工作和休闲的偏好，我们掌握的这些信息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文献中，似乎普遍有这样的假设——人们的工作时长反映出他们根据回报和各种替代可能性做出了自由的选择。但是，我们还远远不清楚这种假设是否合理。

事实上，实际情况比平均工作时长所显示的要复杂一点。有趣的是，小时工资与工作时间之间由来已久的反比关系已经发生了逆转。在英国，从事高薪全职工作的男性的平均工作时间比20年前更长。与此同时，收入处于底端水平但仍在全职工作的男性的工作时间减少了。另外，还有很多低薪男性在做兼职。

显然，这不符合人们的偏好。英国官方数据显示，如果薪水较低，有340万人想要工作更长时间，而320万人希望工作时间短些。那些想要更多工作的人通常是低收入的服务员或清洁人员；那些希望少工作的人一般是高收入的医生或其他专业人士。

假如你是成功的专业人士，则很难选择更多的休闲。这往
往属于要么得到一切要么一无所有的情况。例如，尽管在更好
地平衡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方面，越来越多的女性律师已起
到了示范作用，但个体律师仍然少有机会通过修改雇用条款来
减少工作时间。逆势而行是极其困难的，在这些竞争激烈的专
业服务公司中，选择更少的工作时间通常会带来沉重的代价—阻碍、减缓职业发展。

这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人们会对社会压力做出反应。正如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在过去50年间，工作上的成功，乃至花在工作上的长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地位指标。

此外，还存在协调问题。只有当你能与家人或亲密朋友共同分享额外的休闲时间时，它才可能对你有特别价值——家人或朋友或许也有同感。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所有人都会讨价还价、做出自己的工作/休闲选择。因此，由于有协调问题，每个人都有可能更喜欢多休闲，但前提条件是其他人也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我们比自己希望的更愿意接受更多工作和更少休闲的组合，因为“我们不想独自一人待着”。

改变这些现状的关键在于更广泛的社会环境。态度与社会规范至关重要。但或许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可以在某些方面有所作为。例如，就业福利结构会使得雇主更热衷于雇用一个人来加班，而不是雇用两个人工作相同的时间。

正在变化的社会地位来源

在前文讨论的为何西方人在生活很富裕的情况下还保持长时间工作的问题中，我提及很多相对性影响，并充分考虑了权力和地位问题。但在未来，因追求相对位置、权力和地位而形成的工作动力并不一定会如此强烈。如果追求相对成功是一场你没兴趣玩的游戏，那么你可以选择退出。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些人确实有意识地选择放弃“老鼠赛跑”（永无休止的竞争），从而为了追求更大的满足感而接受较低的物质生活标准。

同样，由于我们当前的社会和政治体系结构化的缘故，权力和金钱关联在了一起。但有些事情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在以前的社会中，权力至少部分源自出身。即使在当今社会，政治权力也不总是来自巨大的财富，也不必然与之有联系。

这与追求地位相似。在这方面，古代世界也有所不同。在古代世界的很多地方，繁重的工作由奴隶承担。比如，在古希腊，生产活动似乎一直由他们所主导。斯巴达（Sparta）有一个奴隶部落，由希洛人/黑劳士（Helots）组成，他们是被征服的人群，活着是为了工作和繁殖更多的奴隶。当地的斯巴达人根本不做事情，他们扮演的角色及尊严的来源是参加军事活动，包括为战争进行训练和发动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