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经济：机器人时代的工作、财富和社会福利（被科技洪流裹挟的每个人，都需要在AI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

奥特尔指出，记者、评论员甚至AI专家通常都会夸大机器人对人类劳动的替代程度，而低估机器人补充人类劳动的程度，因而忽略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空间。这对于计算机和早期机械化浪潮是这样，对于AI也是如此。

但这通常意味着，为了能与AI进行富有成效的互动，工作者必须将自己的技能提高到某种程度。同样，对于计算机也是如此。而今，几乎没有什么办公室的工作（甚至任何工作）能由无法操作计算机的人来完成。市场对能挥舞铁铲但不会操作机械挖掘机的建筑工人或许仍然有些需求，但他们赚的钱要比既会拿铲子又会操作挖掘机的工人少得多。

技术与垄断

我在前文提到过，在数字世界以及由扩展出的AI广泛应用的新世界中，可能存在一种内在的垄断趋势，这往往会导致利润增加。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由于富人更有可能拥有享受这些垄断企业的所有权，所以不平等有加剧的趋势。

但这种观点不能被不加审辨地接受。虽然数字世界的确似乎具有高度寡头垄断或垄断的特征，但其始终存在的特征是颠覆性变革。毕竟，像脸书、谷歌、亚马逊这样的标志性企业在25年前尚不存在。它们从无到有，侵蚀、毁掉了很多老牌企业的利润，为消费者带来了巨大利益。

因此，认为自己的市场地位永远坚若磐石是最不明智的。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和先发优势，面对试图与自己做同样事情的竞争对手，它们可能不会非常脆弱——尽管它们无法确定这一点。它们真正的弱点在于，一些新技术或许会随之而来并削弱它们，就像先于它们的那些企业所经历的一样。

此外，一些现代技术（如区块链和3D打印）可促进小规模生产。

再有，第4章就工作与休闲的讨论产生了对收入分配的另一个令人惊讶的可能影响。事实表明，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收入分配顶层的人往往比处于底层的人工作时间更长。有证据表明，无论对于哪个群体，这都不符合人们的偏好。

现在假设这是对的，并假设在未来经济中，处于顶层的人工作少，而处于底层的人工作多。这自然会缩小顶层与底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以金钱衡量，不考虑休闲时间）。

应当承认，尽管如此，机器人和AI革命还是很有可能有利于资本而非劳动力。而且因为资本主要为富人所有，在缺少干预的情况下，这很可能会导致机器人和AI带来的益处向收入最高的那些人倾斜。

这个问题可能会在代际方面有明显的体现。资本的拥有者将主要是老者，而劳动力的出售者则大多是年轻人。因此，很容易看到AI革命带来的这种变化——以牺牲年轻人为代价，让老年人受益。

而且这可能会对社会流动性产生重大影响。假如出现大规模贫困，原因无论是工作稀少还是薪酬很低，利用收入积累资本的行为都将变得极为困难。

综合评价

在一个机器人和AI主导的未来世界中，许多人担心未来的收入分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大多数人都在争夺低薪工作。同时，还存在有利于资本所有者及拥有新世界所需技能的少数人的倾向。在这些情况下，许多人会面临低薪就业（或许不规律且不稳定）和长期失业之间的选择。

现代经济中已经存在朝着这个方向推动的强大力量，而这种影响将加大这股力量。无疑，很多人会害怕这样的未来，其中包括许多数字和AI领域的大人物。

如果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很可能需要国家实施重大干预措施，以预防和/或纠正它。这就撞上了关于何为理想的或至少可接受的社会收入分配的问题，以及为了纠正不平等加剧而可能采取的措施所带来的成本和意外后果的问题。我将在第9章讨论这些。

然而，关于AI经济将严重加剧不平等的问题，这远非预料中的必然结局。事实上，AI革命中的很多发展都将朝着减少不平等的方向推进，因为它们通过提供较低价格的服务来逐渐动摇中产阶级的收入，从而使收入水平较低的人获益。当然，很多工作会流失，但新工作将取而代之。这些新工作的薪水会较低的情况也并非不可避免。绝大多数人获得相对高薪工作的能力取决于一系列因素：

●机器人和AI的技术能力（目前，在独立于人类而行动的大量的各种活动中，它们的表现一直令人失望）。

●机器人和AI的制造、维护及融资成本。

●机器人和AI与人类有利互动的空间（机器人和AI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补充而非替代品的作用越大，人类能赚到的工资就会越高）。

●人们有多想从他人那里购买东西，尤其是服务。

●机器人和AI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当下由相对高薪的人提供的服务成本，以使薪水较低的消费者受益。

●人类自愿决定增多休闲的程度（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频率高，将会加强人类劳动力与资本和AI讨价还价的余地）。

●处于收入分配顶层的人偏向喜好更多休闲的程度。

显然，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相互作用的，很难判断事情将会如何发展。但是，即使机器人和AI的应用开始激增，若上述各因素处于平衡状态，那么也很可能会使大多数人享受到不断增加的收入。不会出现收入不平等大大加剧的情形亦完全合理。

如果出现的话，那也很可能是暂时现象。伟大的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认为，经济发展初期会加剧不平等，但随后这种差距的拉大会被逆转。此外，这个故事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吻合。正如我在第1章中提到的，在19世纪的头几十年中，工作者的实际收入下降了。

结果是，现在下结论说随着机器人和AI应用的兴起，社会必然会朝着不平等加剧的方向大步向前，还为时过早。我们根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毕竟，如果我们在19世纪末就知道，农业、照料马的行业及家政服务业的就业率即将直线下降，那么就很容易得出结论——富裕程度较低的人的前景很快会明显恶化，而且能想象到，大幅扩大了的穷人队伍将会四处争夺工作和收入的“残羹剩饭”。当然，其结果恰恰相反。类似的事情为何不可能再度发生呢？

输赢地区

地区和国家是否也是同样的情况？你可能很容易假定，因为机器人对其所在地没有偏好，起码在它们接管这个世界之前是这样（将在后记中探讨），即便它们有偏好，人们也不会注意到，而AI肯定可以在任何地方应用，所以，即将到来的革命会削弱地理上集中和集聚的优势。

这会很容易被理解为，经济活动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因此，这可能意味着，地区差距将随着经济活动的开展而缩小，此后人们的住所也可能迁到土地和服务更便宜的地方。可能的结果是人们从生活成本昂贵的城市向更低廉的城镇、乡村和地区迁移。

但我对接受这些结论持谨慎态度。这不是第一次有人过早地贸然宣布“距离的消亡”。这应该是计算机和通信革命的结果，因为人们现在可以在彼此相距很远的地方工作、娱乐和交流。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发生了。但它一直没有导致经济活动的分散。实际上，集聚的趋势看起来还在继续。

伦敦就是个极好的例子。你可能会很容易想象，通信革命会削弱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促进英国地方性中心的发展，比如爱丁堡、格拉斯哥、敦提（Dundee）、珀斯（Perth）、伯明翰（Birmingham）、诺威奇（Norwich）、布里 斯 托 （ Bristol ） 、 利 兹 （ Leeds ） 、 曼 彻 斯 特（Manchester）和埃克塞特（Exeter），所有这些城市都曾有过大量的金融活动，我年轻时曾作为金融市场分析师去过上述地区。但实际上，在这些地方已经看到了总部设在当地的金融企业被合并或接管的情况，金融活动转移到了伦敦。只有爱丁堡设法作为重要的金融中心存活了下来，尽管其规模只是伦敦的一小部分。

有趣的是，伦敦内部的情况并非如此。以前人们常说，要想在金融领域成为任何人、取得任何成就，你就必须位于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的心脏地带，步行即可到达英格兰银行。但是，假若这曾经是真的，那现在肯定不是了。金融服务业已经分离开来。虽然大量机构仍位于旧城区，但如今很多商家都迁到了东部的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另有很多则向西迁移，搬到了圣詹姆斯（St James's）和梅菲尔（Mayfair）周围的聚集区，那里是对冲基金的大本营。维多利亚（Victoria）和马里波恩（Marylebone）也有分支机构。

如何解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呢？我想原因一定是，尽管很多业务可以远程完成，但这只起到了增加面对面会议重要性的作用（如果有的话）。如果你驻扎在圣詹姆斯的对冲基金巷，则可以很容易地随时安排与在金融城甚至金丝雀码头工作的人见面。但你无法和在伯明翰的人这么做，更不用说在格拉斯哥的了。

同样，在伦敦这些不同地区运营的企业能够有效地利用相同的、规模极其庞大的熟练劳动力池/库。相比之下，格拉斯哥、伯明翰和大伦敦地区的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隔离状态。

在休闲领域，促成集聚的类似力量也在发挥作用。足球/橄榄球比赛、赛马场、电影院、歌剧院、音乐厅、顶级餐厅等都需要位于顾客能够轻松到达的范围内。这对很多经济活动的发生所在地都产生了明显的连锁反应，而不仅仅是提供这些各种娱乐服务所涉及的一切事情。假如你是一位领先的对冲基金经理，可支配收入可观，能在去餐厅、购物和/或听歌剧等方面消费，那么你希望住在斯肯索普（Scunthorpe）还是伦敦？（如果在美国，可通过伊利诺伊州的皮奥瑞亚和曼哈顿的对比来理解。）

据说，这一因素与大量对冲基金在伦敦的持续存在有着明显的关系，甚至在某些不利的税收变化使得迁往瑞士似乎更具吸引力的情况出现之后依然如此。日内瓦（Geneva）当然有其迷人之处。但在购物、听音乐和去餐厅方面，它无法与伦敦比肩。再就是瑞士的州首府楚格市（Zug，顺便说一下，我没有反对去楚格市。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都去过那里）。

牛津大学的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教授认为，AI革命带来的变化实际上将拉大地区差距。在地理上，最脆弱的城镇和地区与经济强劲增长、充满活力的城市隔离，高房价和高通勤成本阻碍人们前往这些城市。

英国智库“城市中心”（Centre for Cities）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它预计，到2030年，在自动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城市中约360万个现有工作岗位（占总量的1/5左右）将被替代。它认为，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工作流失情况会更严重。同时，南部地区的城市已在软件开发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将使需求增加，相应的流失也可能会减少。^[21]

公共政策研究所经济公正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总结道，在英国伦敦，面对自动化时可能具有弹性的工作比例最高。^[22]有意思的是，该报告还指出，在从事易受自动化影响的工作的人群中，女性和某些族裔的数量所占比例过高。

作者和AI梦想家卡耐姆·切斯表示，人们将日益根据收入的多少而形成不同的群集。对大多数穷人（85%）来说，旧金山和纽约这样的温室城市将是禁区。他说，他们将借助“免费娱乐和社交媒体这些鸦片/麻醉剂”来适应社会中明显的不平等。[23]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所有这些都不是很确定。就像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一样，当如此之多未来的情形都笼罩在纯粹的不确定性中时，我们需要小心谨慎，不要妄下结论。我们必须做好受到震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