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经济：机器人时代的工作、财富和社会福利（被科技洪流裹挟的每个人，都需要在AI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

发展进程的测量器？

AI革命的影响之一或许是使发展中国家更难跻身经济发展的前列。近几十年来，一连串的国家和地区（尤其在东亚）基于低劳动力成本而实现了转型，使得它们能够经由高度依赖出口来扩大制造业。这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采取的发展路线。这些国家和地区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出口增长，从而使它们能够在规模经济中受益。

最初，这仅限于制造业，但随着通信行业的变革，其扩展到了服务业的部分领域。呼叫中心、基本会计和法律等方面的工作已日益转往更廉价的国外中心，尤其是印度。

但在机器人和AI普遍存在的新世界，劳动力成本的相关性将会降低。倘若可以在几乎没有人力投入的情况下以低廉的成本制造商品，而且能在本地生产，从而省下运输费用且不耽误时间，那么，你为何还要将制造基地设在亚洲呢？你可以很容易地想到，这和过去30年的趋势正好相反，那时西方制造业的很大一部分都转移到了东方（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最大的输家行业之一将是大型国际运输集团）。

同样，当你可以应用成本几乎为零的App时，为何还要在印度雇用廉价但成本非零的人类来做行政工作，而且还要解决可能由此产生的所有问题？应当承认，有时候，数字服务在不同地点之间的切换可以有一些令人惊讶的功能。最近，有一种举措是将机器安置在气候较冷的地方——在那里，使服务器保持低温的成本较低。^[29]显然，冰岛是最受欢迎的地方。

当然，正如200年前大卫·李嘉图在其比较优势理论中概述的那样，驱动国际贸易发展的因素是相对成本差异。所以，开展贸易始终比没有贸易有利。不过，该原则并未确定可获利（且可取）的贸易量。在新的经济状况下，从狭义范围和全球整体水平的角度来看，减少国际贸易量很可能有益处。

但这是否会毁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繁荣之路？它可能不会对东亚经济体的发展造成任何阻碍。对它们而言，那只鸟已经飞过去了。它们中的许多人已然达到或起码接近西方发达国家享有的生活水平。诚然，中国和印度尚未实现，但它们拥有庞大的内部市场，这应该可使它们避开依靠出口而取得成功的路线。此外，在这两个国家（不过特别是印度）中，劳动力仍然相对便宜，在广泛的经济活动中，相比机器人或AI，雇用人类劳动力依然有利可图。

损失惨重的输家可能会是那些在发展阶梯上尚未设法取得很大进步的国家。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已就“过早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提出警告，因为依然处在发展阶梯较低位置的国家无法通过出口实现工业化，却会被迫发展成服务经济。

很多非洲国家很容易立马呈现在你的脑海中。经常有人争论说，这些国家中的一些可能即将走上众多东亚国家踩出的发展道路。毕竟，东亚国家已发展起来，它们的劳动力成本已经猛增。这使得人们能够想象，日本过去将其大部分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以从当时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中获益，而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中国可以将其大部分制造业转移到非洲。

但是，如果劳动力成本不再那么重要，这个过程就可能永远不会开启。因此，非洲可能永远无法享受出口繁荣带来的好处，而正是出口繁荣推动了许多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国家将不得不依赖内部产生的需求。但是，由于国内劳动力如此低廉，我们完全有理由想象，这些国家在机器人和AI的部署上会比较迟缓，因而在发展方面将一直远远落在后面。

最近，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将无法沿着发展阶梯向上前行的担忧，国家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一项研究对其进行了反驳。该研究认为，制造业在本质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制造业的增长不是发展中经济体进步的先决条件，也不是防止“好的”和“坏的”工作之间出现巨大差距的关键。

另外，该研究还发现，几个服务领域的生产率增长与表现最佳的制造业相当。该研究引用了邮政服务和电信、金融中介、批发和零售分销等行业的数据。该研究的结论是，“跳过”传统的工业化阶段不一定会拖累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增长。^[30]

小结

在前文关于AI革命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的讨论中，我认为要确定其总体影响还为时过早，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对有关AI革命对地区差异的影响，我们同样应该做个不可知论者。但至于机器人和AI对国家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或许可以更有信心一些。这些影响将部分取决于各国在AI上的投入。但这将主要影响它们在生产机器人和AI方面的作用。

不过，真正重要的差异因素，是各国对机器人和AI应用的接受程度，或者寻求严格监管和/或对它们征税的意愿大小。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看起来可能是AI领域的赢家。当然，如果是这种情况，由于中国的人均GDP远低于美国和欧洲，所以AI革命的效应可能会减少全球不平等，很像过去20年间全球化实现的效果那样。

所有这些AI革命可能对不平等造成的影响或许都需要政策回应。当然，这种行动不可能留给个人或企业。它一定会不可避免地落到政府头上。事实上，在我们为AI经济做准备的时候，政府可能需要成为以下三个主要政策问题的支持中心：

●对机器人和AI进行监管并可能征税。

●彻底改革教育体系，以使人们做好准备，能在机器人时代兼顾工作与休闲。

●可能进行收入再分配，也许涉及通过引入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的方案开展。

关于这些问题，现在是我们从讨论和猜测转向行动的时候了，或者至少是考虑行动的时候了。

第三部分未来已来：我们该做些什么

第7章 是鼓励它，还是对其进行征税和监管

很遗憾，机器人不纳税。

——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1]

若你唯一拥有的工具是锤子，我想，将每个问题都当作是钉子来对待会很有诱惑力。

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uw）^[2]

机器人和AI的发展对人类是好是坏？这个问题是前几章中讨论的许多材料的根源。它引发了一系列政策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致力于刺激并鼓励AI的发展？如果是，应该如何做？还是我们应该致力于限制它们的发展或至少减缓其推进速度？如果是，又该如何做？是否有很好的理由来设置“机器人税”？

除了这些问题，前面各章还揭示了AI引发的很多伦理、监管和法律问题。无论AI对人类的幸福是好是坏，这些问题都必须得到解决。而且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政府选择和执行的公共政策来解决。

在讨论支持和反对征收机器人税的理由之前，我首先会问，试着抑制或鼓励使用机器人和AI的应用在原则上是否可取和可行。接下来，在讨论如何防止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之前，我将讨论监管、法律和伦理问题。最后，我将讨论AI对民主政治系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