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经济：机器人时代的工作、财富和社会福利（被科技洪流裹挟的每个人，都需要在AI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

政府支出增加

第三个支持征收“机器人税”的财政方面的理由是第二个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人类被机器人和AI替代，不仅政府收入可能会下降，而且相应地，在失业救济金方面的政府开支或许也会大幅增加。事实上，很有可能的是，就业岗位的大量减少，很可能使引入某种形式的全民基本收入（UBI）或最低收入保障（GMI）成为可取方案（我将在第9章就支持和反对这一建议陈述相关论据）。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对造成这种政府开支增加的事情（即机器人和AI应用的普及）征税既合适又有效。

当然，可能会存在特定的个人或群体，由于机器人和AI应用的普及使他们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在极端情况下，他们也许会因为自己的技能变得多余而失去生计。他们将不得不在其他地方寻求再就业机会，而这可能涉及以高昂代价获取新技能的问题。其中一些人或许没能力获得新世界所需的技能。因此，有充分的理由需要公共资金来缓解人们从一种就业形式向另一种就业形势的过渡，并让那些出于种种原因而根本找不到工作的人能够维持生活。

但是，如果这是个重要的收入问题，需要通过提高收入来为采取措施使过渡更容易或为过渡减轻困难提供资金，或者为UBI供给经费，那么与任何其他种类的政府支出一样，这种收入应该运用所有常用的方式，以对整个税基最不失真的方法来提高。尤其考虑到上面讨论过的定义问题，对机器人和AI征税似乎不太可能是最佳的（即最不失真的）增加收入的方式。

所以，对于向AI征税以减缓其普及并由此保护人类的工作的问题，需要将其与是否应该以某种形式增加公共援助（如UBI）的问题分开，后者的目的有二，一是为缓解AI发展对特定个人和群体的不良影响，二是为更广泛地提供缩小收入差距的方法。

机器人与公共政策

仅仅因为机器人税是个坏主意，而允许由市场来决定机器人和AI应用的适当普及是个好主意。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简单地以完全自由放任的精神退出整个AI领域。在一系列关于机器人和AI的问题中，政府的参与必不可少。

很多年前，颇有远见的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Asimov）^[14]就认识到机器人有可能造成伤害的问题，因此他认为需要设计管理其应用和发展的伦理（或许还有法律）框架。他提出了三项原则，虽然它们留下了许多尚未解决的具体问题，却为考虑私人行为和公共政策构建了良好起点：

●机器人不可以伤害人类，也不可以在人类受到伤害时无所作为。

●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给予的命令，除非这些命令与第一条原则相 冲突。

●机器人必须始终保护自己的存在，且这种保护不与第一、第二条 原则发生冲突。

欧洲议会最近投票支持建立有关机器人的“伦理—法律”框架。无疑，这在原则上完全正确。但是不知道欧盟在实践中会如何运用这一框架。就像所有种类的监管一样，现实中存在一种风险——监管措施可被有效地用于阻碍创新，以此作为保护特定类型就业或总体就业的一种方式。这完全符合经济与商业发展的历史，也完全符合欧盟的历史和先天倾向。于政府而言，取得平衡非常重要。

AI研究方面的限制

即使我们不试图限制或阻止机器人和AI的应用，为了防止未来的发展对公共利益不利，在限制AI研究方面也可以有所争论。

首先，我要说的是，只有当你就机器人和AI对人类的影响持极度悲观看法时，对研究的一般性限制才开始变得有意义。如果你接受我即将在后记中讨论的关于人类命运的一些激进观点，那么这或许是有意义的。但就像本书中阐述的关于机器人和AI影响人类未来一样，任何限制或阻拦一般性AI研究的企图都是荒唐可笑的。

不过该结论存在一些例外和局限性。假如可以证明机器人技术或AI的某些类型的开发活动对人类有害，不是上述一般意义上的，而是在一些特定方面上的，那么就有理由对这些应用的研究加以限制。

在微观层面上，已经在实施一些限制性措施。韩国研究型大学韩国科学技术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and Technology，简称KAIST）因为决定开设AI武器实验室，遭到了50多名世界领先机器人专家的抵制。一些国家正在开发自主武器，这些武器可在没有人类控制者干预的情况下选择行动路线并实施打击。联合国和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Watch）已倡议禁止此类武器。

然而，更为普遍而广泛的限制是否可行则是另一回事。阻止甚至减缓科学或技术进步的企图在历史上从来也没有成功过。让我们以核武器为例。的确，自两枚核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被投掷到日本以来，一直没有发生过核交火/核战争。虽然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数量有所增加，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始终受到条约的约束。同样，化学和生物武器的使用也一直受到国际条约的限制，并取得了相当大（但非完全）的成功。但这一切只是和使用有关。没有证据表明，人类已经停止积累关于如何制造或运输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增强其杀伤力的知识。

当近在咫尺的前景对人类有如此之多的益处，而奇点降临后可能出现的黑暗前景似乎还如此遥远的时候，要限制AI研究尤其困难。另外，我们再一次遭遇到了定义问题。如果你打算尝试禁止或限制机器人和AI研究，那么你将如何定义它们与其他类型的机器和软件之间的边界呢？

此外，还有一个共同行动的古老问题。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做出判断，认为人类面临的危险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会有效地压制AI研究，甚至可能力图阻止机器人和AI在社会中的应用。但如果一个国家决定独自沿着这条路线前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国际地位将下滑。这会严重影响该国保卫自己和/或影响世界事务的能力。这表明，有必要就限制AI研究形成国际协定。然而，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阻止知识的不断进步都是极其困难的，更不用说让国际社会就此达成协议了。

如果整个世界都不签署约束协议，那么事情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糟糕。设想一下，如果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限制了这种研究，只有一个流氓政府没有这么做，那将会发生什么？后者最终可能拥有完全主导其他地方的能力。想想看，倘若ISIS极端组织或其他一些类似的组织继续开发AI，而世界其他地方停滞不前，将会发生什么？那简直不堪设想。

犯罪应用

AI有一个方面需要政府进行认真干预，即预防网络犯罪。它有许多可能的表现，其中之一是开发高级恶意软件（恶意软件包括未经同意安装在电脑或移动设备上的病毒、间谍软件和其他不需要的软件）。目的是窃取浏览历史记录或个人信息，企图利用这些信息实施诈骗或攻击账户。据报道，各种不同恶意软件的数量从2014年的2.75亿个暴涨至2016年的3.57亿个。^[15]此外，机器学习系统能够识别数据中的模式，无须经过专门编程就能“学习”，这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

人们可以通过开发AI程序来自动监视个人电子邮件或短信，并创建个性化“钓鱼邮件”。其中包括使用诈骗电子邮件或短信向某人发送安全漏洞警告，鼓励他们点击链接，因而泄露其个人信息。在AI的帮助下，这些诈骗信息变得更加个性化，因此需要安全系统具有更高的智能来识别它们。

应用AI可能会导致安全软件专家赛门软件科技公司（Symantec）所描述的“网络犯罪与安全之间的全面军备竞赛”。正如乔治·P.德沃斯基（George P. Dvorsky）曾说过的：“由于如今AI已经成为现代黑客工具包的组成部分，防御者不得不想出新方法来保护易受攻击的系统。”^[16]但是就像如此之多的其他情况一样，采取措施来有效应对该问题需要成本。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代价过高，那么更好的行动方案或许就只是与其共存。

AI与恐怖主义

恐怖分子也开始将AI用于加密。极端组织已经着手采用“虚拟策划者”恐怖主义模式，作为管理独行袭击者的方式。高级特工能够招募成员，协调袭击目标和时间，并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提供炸弹制作等方面的协助。此外，人们担心恐怖分子会用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来实施袭击。

自然，就像常规战争一样，这些危险已经引发防御活动的相应增加。脸书拥有利用AI运作的反恐侦测系统。该公司表示，2018年上半年删除或标记的与恐怖主义相关的内容达190万条，比前一个季度增长了近两倍。尽管如此，其防御行动可能依然不足。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于2018年3月发布指导方针，对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在1小时内将有关恐怖主义或激进材料的内容侦测到并将其删除。

在提升抵御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破坏性活动的社会能力方面，肯定还存在巨大的空间。《电子通信隐私法案》（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 ） 于 1986 年 通过，尽管其允许美国政府访问数字通信信息（如电子邮件、社交媒体消息）和公共云数据库中的信息，但加密信息依然可以不被侦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