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经济：机器人时代的工作、财富和社会福利（被科技洪流裹挟的每个人，都需要在AI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

相冲突的原则

在实践中，即使是“哲学王”，在寻求收入分配均衡时，也必须考虑几个相反的原则，更不用说现代从政人士了。人们的才华、倾向和努力程度都是不同的。因此，结果完全相同是不公平的事情。这也会让那些原本可以跻身收入最高人群中的大多数人对此愤愤不平。

另外，人们会对激励机制做出反应。大力改善一个人生活的能力是对努力的激励。因此，一个对所有人实行平等结果的社会，将比一个人们可以让自己致富的社会更贫穷。而且人们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相对地位的激励。领先的人有动力保持领先，落后的人有动力奋起直追。所以再次证明，均等的社会将变得更贫穷。

再有，人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将自己的所得传给孩子。阻止他们这样做会导致不快乐，也可能削弱动力。

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是，有时候，不同的人生结局就是运气好坏的结果，比如中了彩票或遭遇车祸。良好的社会或许希望防止人们受后者之苦，但排除或限制前者可能会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

事实上，如果试图“纠正”收入分配，那么就得有人为之负责。这个“某人”就是政府。于是，再分配过程就会受到一切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的影响，最终，其结果远远达不到“哲学王”的设想。

此外，这一过程可能会强化政府对抗个人及公民社会其他机构的权力。如果政府掌握在“哲学王”的手里，那么或许无关紧要；但如果是有血有肉的政治领导者掌权，那么必定会出问题。因此，要想确保自由受到保护且能抵制过于强大的统治者，最好的办法或许是让社会中存在一些独立富有的人，从而能够抵御政府权力的哄诱（请注意，这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对当今的一些国家来说，虽然其社会上有不计其数的亿万富翁，但实际上仍然是专制国家）。

这套原则是现代社会不愿强制实现完全均等结果的基础。在考虑AI革命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为改变这种分配而可能采取任何政策措施时，我们必须将其牢记在心。即便如此，还有两个长期存在的关键论点指向相反的方向，它们的力量源自AI革命。现在它们值得人们关注。此外，还有另外两个论点最近开始变得突出，特别是与机器人和AI有关的，我将稍后讨论。

第一，也是最基本的一点，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的能力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他们自己的”。人与人之间才华、倾向和努力程度的差异真的应归结于个体自身吗？难道真正的原因

（至少部分因素）不是遗传（继承）的结果吗？在当下世界（更不用说在未来世界，美丽的价值可能比现在更高），当一个美丽的人成为真人秀电视节目巨星，从而赚到巨额收入时，他们的“才华”真的是他们自己的而不是遗传产物，因而受制于所有通常对继承性财富的异议吗？对于那些拥有聪明才智甚至较强职业伦理的人，这不也是真的吗？因此，你可以很容易地认为，那些基于“天赋”而获得巨额收入的人其实并不“配得上”这些收入。

第二，令人惊讶的是，在发展水平非常不同的国家中，从事相同工作的人的收入也相差很多。乌干达的恩德培市的公交车司机赚的钱要比柏林的少得多，尽管他们做着同样的工作。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医生，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职业都是如此。换言之，个体的所得不只是他们自身努力和技能的产物，实质上也是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结果。因此，对于那些生活在富裕而成功的国家中的人，更普遍、恰当地来说，这些回报中的很大一部分应该“属于”社会。

现代折中

那么，如何调和这些相互冲突的原则呢？唯一的答案是某种形式的折中。或者，不那么友善地提法是：模糊处理、敷衍了事。自古以来，这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反应，远远早于机器人和AI的出现及普及甚至还在做白日梦的时候。

纵观历史，人们偶尔也会采取一些临时的专门措施来提高穷人的地位，但与现代国家推行的再分配政策的规模和普遍性相比，那实在算不上什么。可以说，这种变化始于19世纪晚期德意志帝国总理俾斯麦（Bismarck）实施的一些措施，即建立政府资助的养老金、失业及疾病补助制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中，政府开始在福利国家的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这在欧洲国家中是最先进的，但它的一些相关元素在北美、亚洲和世界其他所有地方也有所体现。本质上，福利国家旨在成为一种折中的解决方案，以应对前文讨论的竞争性观点——对收入分配完全放任自由、追求均等结果。它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免费或以高补贴率提供某些公共服务。因为穷人在这些服务上的 花费占其开支的比例较高，所以，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提供这些服务可使收入分配向有利于穷人的方向倾斜。这些服务通常包括教育、保健，某些情况下还涉及公共交通。通常，这些支出不包括在穷人支出中占很大比重的另外三种关键支出，即食物、衣服和取暖（以及其他公用事业项目）。由于政府提供或补贴的服务的资金来源是一般性税收，只要税收体系能对社会中较富裕的人产生重大影响，那么这就能加强针对税后可支配收入的再分配效应。

●为低收入者提供补贴性住房。

●提供失业与疾病保险。正如最初设想的那样，这些福利确实被 认为是一种保险形式，政府通过税收形式收取保险费，然后在需要时分配福利。但实际上，因为政府没有单独设立基金，无论是否做出了贡献，福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以获得的，所以保险因素已被淡化了。

●为收入低于特定水平的人提供临时的特别福利。通常情况下，在家庭收入低于特定水平时分配这些福利，当其收入高于该水平时将不再支付。

●政府出资为低薪工作者补充收入。

●若符合特定标准则分配某些福利，受益人无须接受经济状况调查。比如养老金、养老金领取者的免费旅行、75岁以上人群的零成本电视许可证、为支付冬季增加的取暖费用而向养老金领取者发放的津贴、儿童福利、有障碍者福利。

●拥有包括免税津贴和/或对低收入实行低税率的税收体系。在大多数国家，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都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请注意，近年存在向更低税收发展的趋势。在中国香港和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运转的税收体系中，无论收入有多高，税率都不会高于标准税率）。

●对投资收益征税，即使是为积累资本而储蓄的收益本身也要缴税。

●对继承的遗产征税，即使当初赚取这些遗产时已经缴过税。

●在某些国家，对财富征税。

●借助税收减免政策鼓励已注册的慈善组织进行慈善捐赠。

这个体系是混乱的。即使没有AI革命即将释放的任何压力，对其进行改革的时机也肯定已经成熟。它有几个主要缺点：首先，它很复杂，让人难以理解，而且管理成本昂贵。其次，在大多数国家，个人对自己积累的、政府提供的养老金权利和其他福利权益没有所有权感，也不能灵活使用资金（新加坡是个例外）。

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涉及这样的行为——对于同一个人，政府用一只手从其身上拿钱，然后用另一只手再还给他/她。因为这种资金周转的管理成本高昂，并且边际税率必须更高才能为支出提供资金，所以会造成巨大的浪费。

让人存疑的是，政府是否应该从事提供保险的业务。即使需要一些担保和补充资金，我们也可以认为，保险事务最好由私营领域提供（不过应当承认，健康保险方面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也就是说，健康保险公司不愿意为那些最有可能需要医疗护理的人提供保险。这需要政府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进行干预）。

再者，政府过去在健康和教育领域提供的服务并不很令人满意。评论者会说，在质量、消费者选择和效率方面，他们有取得糟糕结果的趋势。

福利体系表现出对工作动机的强烈抑制，因为随着收入的增加，福利会被取消。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面临100%甚至更高的边际税率（和福利被取消的危险）。与此同时，税收体系漏洞百出。通常情况下，尽管它能够从中等收入中抽取相当大的一部分作为税收，但大笔财富的所有者可以从国际流动性中获益，并能够提供最好的税收建议，因此他们逃脱的难度要小得多。

确实，在很多国家，该体系充斥着各种漏洞和反常现象富人和超级富豪缴纳所得税的比例低于立法者的预期，有时甚至“低于他们的清洁工的纳税额”。同时，大型跨国企业设法缴纳很少的公司税，而驻扎在国内的小企业则毫无选择，只能全额缴纳。

也许最重要的是，福利国家的总成本巨大，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变得更大。因此，显然需要为该体系提供资金的高边际税率的抑制效应将变得更大。

该体系一直以混乱无序的方式成长，这多亏了各个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希望保持分担原则（ContributoryPrinciple），只有当人们需要的时候才提供帮助；为某些“应得群体”（如双亲、养老金领取者或长期患病者）提供福利，从而限制成本和不利于激励的负面影响。它迫切需要变革。

机器人和AI登场

但是AI革命对该问题会产生什么样的潜在影响呢？第一点是肯定的，无论对当前的收入分配有多不满意，在缺失再分配政策的情况下，我们对分配状况会更加不满意。如果悲观主义者是对的，它很可能会变得更加不平等，因为AI和机器人将在经济中施加更大的影响。此外，除了扭曲收入分配，AI革命还可能降低社会流动性，从而存在一种将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推向下几代人的趋势。

再有，这种不平等的分配具有两个显著不受欢迎的副作用。因为消费能力集中在那些最不愿意花钱的人手中，这可能会抑制总需求（如第3章中分析的），从而对效果不够完美的需求管理政策施加额外的压力。此外，它可能会破坏民主（如第7章中分析的）。

如果这些结果中的任何一个发生了，并且我们希望抵制这种结果，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要么加强现行旨在重新分配收入的一系列政策，要么制定一些新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