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经济：机器人时代的工作、财富和社会福利（被科技洪流裹挟的每个人，都需要在AI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

出色的支持

UBI的基本原则最近得到了广泛支持，支持者包括脸书CEO马克·扎克伯格和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在2017年迪拜世界政府首脑峰会（World Government Summit）上，当提及即将到来的交通运输业转型时，埃隆·马斯克说道：“对于12%—15%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之类的事情， 20年是很短的一段时期。”关于UBI他谈道：“我认为我们将别无选择。我想这会是必要的措施。”^[9]

这种支持或许看上去令人惊讶。免费提供金钱听起来很激进，甚至到了颠覆资本主义经济的地步。毕竟，资本主义建立在激励理念的基础之上。回报应该与努力程度和风险承担相关联。回报的反面是出现失败时的惩罚。所以，仅仅因为是一国公民就能得到固定收入的情况，似乎完全违背了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精神。但这些杰出的企业家和富有远见卓识的人认为，UBI最终还是支持了资本主义制度。不管怎样，正如埃隆·马斯克所说，他们认为没有太多选择。

其实，UBI的基本思想在很久以前就拥有一些卓越的支持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爵士是都铎王朝（Tudor）的伟大学者、政治家、圣人，他设想了类似UBI的一些东西来维持他所理想化的世界——乌托邦——中居民的生活。同样，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其1797年出版的小册子《土地公平论》（Agrarian Justice）中指出，每个人在成年后都应该获得一笔一次性补偿金，以弥补有些人出生在富裕家庭而另一些人的原生家庭一无所有的不公平状况。

20世纪伟大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支持实行UBI。他认为：“在经济上使赋闲无事成为可能的一个巨大优势是，它会提供强大动力，让工作不令人厌恶，如果任何社会的大多数工作都不令人讨厌，那么可以说这找到了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他在其他地方还写道：“工作的道德是奴隶的道德，现代社会已不再需要奴隶。”^[10]

在经济学家中，这一概念的一些版本的支持者包括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

因此，了解这些信息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在经济学家中，一些对资本主义最热衷的拥护者也支持UBI想法。例如，一直倡导这一点的不是别人，正是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他是《通往奴役之路》（TheRoad to Serfdom） 一书的作者、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的反对者，还有货币主义的领袖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他是《自由选 择 》 （ Free to Choose） 和 《 资 本 主 义 与 自 由 》（Capitalism and Freedom） 的作者、市场经济的强烈倡导者（弗里德曼主张采用UBI想法的变体之一——负所得税）。

政界人士中也存在一些意外。20世纪80年代末，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提出了一项基本收入法案，被称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立法”。尽管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该法案，但在参议院遭到了否决。

那么，诸如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家怎么会支持UBI呢？他们的观点是，在文明社会中，为最弱势和最不幸的人提供财政支持是正常且必然（也是可取的）的事情。正如我们前文讨论的，这通常借助复杂的福利网络来实现养老金、有障碍者福利、失业福利、住房福利、疾病福利、收入支持、儿童福利等很多内容。

其中一些在满足简单的标准时可提供给人们，比如达到领取养老金的规定年龄。因此，无论需求如何，这些福利都会分配。不过大多数还是依照一些假定的财政需求标准来分配的。所以，失业福利提供给失业者，收入下降到指定的最低收入水平的人会获得收入支持。

这样做似乎可以大大减少有限的公共资金的浪费，因为它的目标是为那些显然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福利。但它也抑制了工作积极性。如果你为处于失业中的人提供金钱，那么就是在有效地激励失业。这种行为会减少潜在的劳动力供给并因而减少产出，不仅违背社会利益，还可能不利于接受者的长期利益。因为随着工作的到来，人们有机会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更不用说对自尊和归属感的好处了。另外，这个体系的成本非常昂贵，并且效率低下、浪费严重。

所以，对于我先前描述的无数不同福利构成的复杂丛林，资本主义的伟大拥护者已将UBI视为穿越其间的有效方法。这些福利的管理成本高昂，难以为潜在接受者理解，但不会减少他们通过工作来大大改善自身生活的动力。一些右翼的支持者还认为，UBI能使政府降低最低工资，从而提高就业水平。

同时，引人注目的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UBI这一想法对很多参与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的人也具有吸引力。他们认为UBI有可能使人们摆脱主张消费主义、投身痴迷于增长的激烈竞争的生活方式，因而有助于减轻对环境的压力。

虽然UBI这一想法早在机器人和AI问世之前就有其吸引力（众多的过去支持者可资证明），尽管其在不涉及机器人和AI的情况下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是，对机器人和AI影响的关注已经相当合理地增加了人们对UBI的兴趣。

原因非常简单。关于向所有公民提供“社会分红”（Social Dividend）的一些争论始终存在，而收入分配中的潜在变化使其更加激烈。

这不仅仅是因为机器人和AI应用的普及可能会破坏工作或侵蚀实际工资，从而可能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它们还可能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高收入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对土地、稀缺资源和知识财产的所有权，也就是说，这些收入可能由不“应得”这些收入的人获得。

那么，反对UBI想法的立场是什么呢？现在是时候讨论一些实质性争论了，首先谈谈对工作激励的可能影响。

UBI与劳动力供给

让我们假设UBI已被引入，取代了各种各样需做经济状况调查的福利，那么劳动力供给会发生什么变化？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某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这会增强人们的工作欲望。这是因为，受这种变化影响的人现在可以在不损失福利的情况下从工作中赚钱。但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UBI会降低人们的工作欲望。他们提出，对有些人（可能很多人）来说，一旦达到了一定的收入水平，他们就不愿意为了获得更多而付出额外的努力（这与第4章中关于人类对更多休闲的潜在渴望的讨论相一致）。

因此，UBI方法的引入也可以说服人们提供更多或更少的劳动力。在实践中情况如何发展将部分取决于UBI的额度。少量的UBI或许不会说服人们减少劳动力供给，当然也不会说服人们完全放弃工作，因为根据假定（ex hypothesi），它不足以维持生活。

如果UBI是人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且其数额足够大，大到人们有理由依靠它生活，那么就极有可能说服人们减少自己的劳动力供给。UBI设置得越高，这种效应就越大，有些人会决定完全放弃工作。随着UBI被不断推高，这种效应将加剧，原因是，更多的人将只依赖UBI生活，这样做在社会上更容易被接受，因而更多的人受到鼓励去这样做。此外，正如我们稍后要看到的，政府需要为足以维持生活的UBI提供资金，这意味着税率将大幅提高，很可能会减少人们向更高收入层级攀升的动力。

传统异议

有关UBI之类的福利制度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多年。1944年，经济学家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出版了《大转型》（The Great Tansformation） 一书，除了其他内容，该书 抨 击 了 最 早 的 福 利 制 度 之 一 —— 斯 宾 汉 姆 兰 体 系（Speenhamland system），因其在英国伯克郡（Berkshire）的斯宾汉姆兰实行，因而得名。根据波拉尼的说法，该体系“引入了与‘生存权’不相上下的社会、经济创新，直到1834年被废除，它实际上阻止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他总结道：“该体系导致了‘大众的贫穷化’。”他声称：“他们‘几乎失去了作为人的样子’。”他认为，被推行的基本收入不是作为地板的下限，而是成了天花板的上限。^[11]

毫不奇怪，我们的老朋友马尔萨斯教士在波拉尼之前100多年所写的内容也对其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斯宾汉姆兰体系鼓励人们尽可能多地生育（那个马尔萨斯教士似乎对生育问题挺在行）。伟大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也认为，基本收入会导致工作减少、粮食产量下降。就连卡尔·马克思也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指责了斯宾汉姆兰体系。他论述道，通过让地方政府承担责任，贫穷救济成了雇主用于保持低工资的一种策略。斯宾汉姆兰体系的另一些坚决反对者包括杰里米·边沁、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等著名思想家。

然而，根据当代激进的荷兰历史学家鲁特格尔·布雷格曼的说法，所有这些思想家在责备斯宾汉姆兰体系的时候并未检视过相关数据。他说，造成该体系下人们受苦受难的原因，是英国于1821年恢复了黄金兑换，而且能节省劳力的机械发展了起来。^[12]他说道：“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它全都归结为对两种类型贫穷的毫无意义的区分，以及一种很大的谬见，我们大约在40年前就几乎设法消除了这种谬见——不贫困的生活是你必须为之努力的特权，而不是我们所有人都应享有的权利。”^[13]

UBI的附带益处

虽然在经济学家争论UBI对工作激励的影响的过程中，两个方向都存在可接受的案例，但这一想法的捍卫者已经能够用一些不同的、有时甚至离奇的论点加以反驳。

在漫长而辉煌的职业生涯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从反对UBI转向支持UBI。他并没有因其可能会减少劳动力供给而退却。他以典型的加尔布雷思风格写道：“除了富人，让我们也接受穷人对休闲的一些诉求吧。”^[14]

UBI的一些主张者认为，UBI的益处之一是能提高低收入家庭中成员的结婚率，同时也使双亲中的一方留在家里照顾幼儿的方式更为可行。一些支持者还认为，UBI让年轻人更容易为自身的培训和教育投资，或者接受低薪实习和学徒训练。同样，他们表示，UBI使得雇主更容易为雇员提供这些机会，因为雇员依靠政府提供基本收入来生活，不需要花雇主很多钱。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如果UBI能起到抑制努力和降低GDP的作用，那将不是一件坏事。可以说，在现代西方社会，人们受到竞争的驱使，付出了超出自身利益的努力。因此，抑制竞争本能和抑制工作的东西是受欢迎的。如果你认为无论是通过资源枯竭、污染还是通过气候变化，人类的经济努力强度正在破坏地球，那这一论点就更有说服力了。^[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