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经济：机器人时代的工作、财富和社会福利（被科技洪流裹挟的每个人，都需要在AI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

不过，这样做的成本最终肯定会高得异乎寻常。当然，替代较低福利所节省的总成本将达到GDP的1/4，可谓数额巨大，但净成本的数额依然相当可观。

话虽如此，设计一个能够实现财政中立的UBI转换方案还是有可能的。这只需要将UBI设定为——刚好用完取消所有其他福利而节省下来的钱。

在没有反补贴措施的情况下，如果将目前花在基于经济状况调查或资格限制的福利上的同样数额的钱转用于UBI，结果将与预期相反。因为每个人都会获得UBI，包括那些当下根本没有得到任何福利的人，甚至亿万富豪。所以，平均而言，那些当前获得福利的人的处境会更加糟糕。而且由于这些人通常处于收入层级的底端，结果将是加剧不平等。

当然，为了抵消这种影响，可以提高对较富裕社会成员的税率。不过这样做也有缺点。机器人时代可能是一个超级过剩的时代，但至少在机器人和AI接管一切工作、我们全都过上休闲生活之前，激励依然重要。如果为了向慷慨的UBI提供资金，将目前的边际税率水平大幅提高，那么有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抑制效应。

这才是真正对劳动力供给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根源，而不是对低收入工作者通过工作确保更好生活的抑制作用。问题在于，为了能够提供可让人们靠其生活下去的UBI，税收将不得不显著升高。这将要求提高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的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他们或许会（诚然，并非一定）以减少劳动力供给作为回应。

这是一种避免成本的方法吗

有一种潜在的方法可避免UBI因给公共财政带来的成本而遭到反对。我在第3章中讲到，AI经济可能存在总需求不足的趋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反击方法是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就是说，刻意让预算赤字维持在高位，以便为较高的政府支出和/或较低的税收提供资金。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与UBI的引入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花费额外的公共资金将不必导向提高税收。

这具有潜在的吸引力，甚至是诱人的前景。但它确实有很多缺点和限制条件。

●原则。非常不平等的经济体也会倾向于需求不足，这远非不可 避免。

●时机。无法保证收入分配需要调整的时间和宏观经济需要财政刺 激的时间必然会一致。

●规模。即便时间一致，依然没有理由假定这两项政策所需的规模会匹配。若财政赤字增量达到GDP的5%，则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刺激作用，而5%的GDP只能为最低水平的UBI提供资金，不足以做其他事情。

●可持续性。正如第3章所讨论的，长期持续的财政赤字会导致公共债务高企，从而造成各种各样的宏观经济问题。因此，靠赤字融资支撑UBI只能是暂时的。但是，如果你接受该论点，这种需求将是永久的。

其结果是，要避免通过大幅增税来为合理水平的UBI提供资金，采用赤字融资的方法并不可行。

更多的复杂性

对右翼思想者来说，UBI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其表面上的简单性，能够废除由低效福利构成的复杂网络，以及与之相伴的盘根错节的官僚体系，对激励结构和行政成本产生有益影响。但是，由于将UBI设置在足够高的水平上，以使政府能够取消所有其他形式的福利所产生的一定财政后果，所以，可能的情况是，如果任何发达国家引入UBI，它将不得不设定在较低的水平。这肯定意味着，其他福利形式将继续存在。

因此，其结果或许不是简化现有的过于复杂的福利体系，而是增加了一层复杂性和公共开支。可以肯定的是，政策制定者将无法抵御对UBI修修补补的冲动，就像他们对所有其他福利体系元素所做的那样。毕竟，你可以想想最初支撑国家福利的保险原则的情形。现在，违反该原则比遵守它更受尊敬。正如上面指出的，尽管很多国家在继续强制征收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险”，但实际上，它们相当于另一种名称的税收。

我完全可以想象，从政者把UBI的规模改来改去瞎摆弄，同时强加一些新的资格条件，并且改变UBI与其他福利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从一开始就破坏了UBI背后的原始理念。我们不久就会以将一个体系搞得一团糟而告终。

有什么可以挽救吗

这将UBI想法留在了什么样的位置上？在讨论了上述的所有反对观点和问题之后，我们仍然可能想象，在现有的一系列政府提供的福利之外，还可以加上很低的基本收入。对某些边缘情况来说，这可能具有一定的价值，能使人们获得一点点钱来维持一段生活，而不必经历繁复的官僚程序。在目前以经济状况调查或“资格限制”为基础的体系下，他们必须经历这些程序才能获得各种形式的国家福利。

但对于确保这种适度收益的问题，这样的方案会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方法。这与右翼UBI倡导者的设想相去甚远，他们设想UBI能替代所有其他福利，从而在加强工作激励的同时降低供给成本。它也远远不是左翼UBI支持者对前景的展望，他们设想UBI能为很多人提供在不工作的情况下的合理生存手段。

经济学家约翰·凯（John Kay）对该问题的描述简洁有力：“要么基本收入的水平低得令人无法接受，要么提供基本收入的成本高得令人无法接受。而且，不管它基于的哲理、原则有多吸引人，这基本上就是该问题的结局。”^[23]不得不说，我同意他的说法。

应对不平等的另一种方法

我在本书中论述过，AI革命将加剧不平等的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而且，如果不平等确实会加剧，那它的规模也可能不会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更多的理由来采取反不平等措施（当然，你可以认为，当前的不平等程度完全不可接受，需要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

不过，还有另一种应对不平等的可能方法，即与之共存。这听上去可能麻木不仁、冷酷无情，但是并不荒谬可笑。的确，这种方法会有其倡导者和支持者。正如我前文所阐述的，没有唯一公平的收入分配方式。另外，现在我们全都富有多了，而且还会变得更加富裕，不平等已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

当然，这仍然让人耿耿于怀，看到巨大的财富、奢华与贫穷紧挨在一起，这对任何自然的公平感都是一种冒犯。但是如今，发达国家几乎不存在绝对贫困，至少没有我们过去了解的贫困。不平等加剧并不意味着人们会挨饿或生活在没有住所和温暖的环境中（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的情况则迥然不同，但由AI诱发的不平等不太可能成为问题）。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说，反不平等运动表达的一些愤怒基于误解。他指出，在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我在第6章讨论过）中，相对和绝对之间似乎存在混淆的情况。皮凯蒂说：“今天的穷人和过去一样穷，和1910年一样，他们在2010年的财富只占总财富的5%。”^[24]但平克指出，因为2010年的财富要比100年前的大得多，如果较贫穷的一半人口拥有相同比例的财富，那么他们实际上要富有得多。^[25]

平克还痛斥了这样的观点——越不平等的社会因而越不成功、越不幸福。在某种程度上，只要平等与经济上的成功和幸福之间存在关联，因果关系就可能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或者两者都要归因于第三个因素或因素组。

一般而言，人们受不平等本身的困扰程度也不明显。不过，他们会因感知到的不公平而烦恼。人们绝不会总是把不平等和不公平联系在一起。这取决于如何获得更多的财富（或收入）。

例如，对于数字以亿万计的富豪的财富，人们似乎并没有普遍感到不安。而且，数字世界的超级巨星积累的巨额财富很可能会消散。毕竟，在以往的财富激增过程中，这种事情发生得相当频繁。事实上，很多超级富豪可能会借助慈善事业来消散自己的财富。沃伦·巴菲特曾表示，他无意将大量遗产留给自己的孩子。比尔·盖茨已经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捐赠了巨额资金。

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规模。在不破坏社会凝聚力的情况下，人们或许会接受相对较小程度的不平等加剧。但是，如果AI革命的效应是为少数幸运者创造不计其数的财富，而同时让大量的普通人陷入贫困，那么接受不平等加剧的理由就站不住脚了。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然而，它并不一定是政策专家想出的任何陈旧的东西。

小结

有一种关于我们未来的愿景，呼吁采取激进的公共政策，以防止机器人和AI应用的普及所带来的人类灾难。

该愿景包含四个关键要素：

●机器人和AI的影响将是革命性的。

●这将意味着，人类可获得的工作数量将大大减少，且/或处于收入 分配底层的人能得到的收入将急剧降低，无论他们是否有工作。

●对抗这种影响的唯一方法是制定彻底的收入再分配政策。

●鉴于当前的再分配体系存在不足之处，我们需要引入起根本作用的新体系，将钱分发给所有人，而不考虑其是否需要或是否应得。

这个愿景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至少它是始终如一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是令人信服的。在本书中，我就这四个论点中的三个提出了异议。我并不质疑机器人和AI革命意义重大。如果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就不会有灵感写这本书了。但我不认为它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驱使我们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不一致。无数的工作岗位将被创造出来，替代那些遭毁掉的工作岗位。再有，对于其一定会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这一点，我们还完全不清楚。

但是，即使我关于AI革命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看法是错的，也不能由此认为，采用UBI这样激进的干预措施要么是有必要的，要么是可取的。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正如第1章所讨论的，尽管技术进步对人类的福祉至关重要，但假如没有合适的激励结构和有利于工作与资本积累的政治、法律体系，那么技术进步也不足以确保经济进步。

AI极客和技术专家普遍认为，如果什么也不做，机器人和AI主导的未来将葬送我们所了解的民主，原因就是权力倾向于跟随金钱，而金钱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有些人认为专制和技术官僚统治可能会带来更好的政府。然而，大多数人看到，这是某种形式的独裁，具有威胁性。为了预先阻止这些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许多人主张限制AI的发展，抑制大幅增加税收和政府开支的行为。然而，这些事情还预示着政府权力的大力扩张，而这些人声称对其感到恐惧。

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处处都能看到问题、解决方案就摆在自己眼前的政策书呆子。他们显然对未来充满信心，与之相比，我们完全无法确定事情在AI经济中会发展出怎样的结果。在我们的经济表现即将被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显著发展提升的时候，我们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实施激进的新福利计划来破坏这些进步，同时增加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