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经济：机器人时代的工作、财富和社会福利（被科技洪流裹挟的每个人，都需要在AI时代做出自己的选择）

此外，整个经济呈现出明显的波动。对某些贸易种类、地区和国家来说，这种波动甚至更大。当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很早的时候，财富也存在波动。《圣经》里有“七年丰裕”和“七年匮乏”的故事。这种波动通常由收成变化引起，疾病、自然灾害、战争和内乱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但是，除这些财富方面变幻无常的因素外，从18世纪开始占主导地位的新市场交换经济也受到总需求和消费力波动的影响。结果在某些时期出现了大量失业者。在此期间，即使工作者的技能不多余，市场也没有足够的需求提供给他们。货币交换经济的这一特征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体现为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大规模失业（更多信息将在第3章中讨论）。

再有，支撑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破坏了许多个人和群体的生计。这并不是不幸而偶然的附带事件，而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固有的现象，旧的技能和职业变得多余，新的取而代之。伟大的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 ） 称 这 个 过 程 为 “ 创 造 性 破 坏 ” （ creativedestruction）。

诚然，即便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也存在一些技术冗余的情况。例如，在几个世纪内，威尼斯的造船工人一直靠建造带固定帆的桨划船和帆船谋生，这些船只跨越地中海进行贸易往来。而当配备可调帆的远洋船只开始主宰国际贸易时，他们便开始面临失业。对他们来说，单单学习如何制造这些不同类型的船只也非易事。主要贸易路线也发生了变化，亚欧贸易不再跨越陆地进入地中海东部，进而到达威尼斯，而是通过海上绕过非洲。不久，由临大西洋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英国）参与组织的跨大西洋贸易的重要性也急剧上升。由此，这些威尼斯造船工人的路被阻断了。

然而，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进行和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技术变革和/或需求下滑导致失业和/或贫困的可能性急剧增加。大多数人此时专门从事某种贸易，他们的食物、衣服、住所都能够靠出售自己的劳动果实而获取。这让他们处于弱势，易受伤害，因为由于技术进步（或一些新的商业发展），他们获得的特定技能，甚至仅有的无技能蛮力，都可能变得多余。

纵观历史，技术进步一直遭到那些生计受到其损害的人的抵制。这是可以理解的。远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在15世纪，荷兰的纺织工人就将自己的木屐（木鞋）扔进纺织机，以此攻击它们。这些鞋子被称为“sabots”（木鞋），单词“saboteur”（破坏者）很可能源自它。

因此，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初几年中，目睹工人群体抵制新技术和方法不足为奇，他们明白自己的生计受到了威胁。19世纪早期的英国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工人群体聚集在一起砸毁机器，他们认为是这些机器威胁到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后来人们称其为“卢德派”（Luddites），因为据说有个叫奈德·卢德（Ned Ludd）［或许源自爱德华·卢德兰（EdwardLudlam）］的人于1779年毁掉了两台机械针织机（KnittingFrames）。这种态度和行为引发的回响贯穿了整个19世纪，实际上甚至一直持续到现在。如今，反对技术发展的人还常常会被贴上“卢德派”的标签。

对技术进步的反对也不仅限于那些直接因技术进步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The Principles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第三版于1821年出版，该书作者、伟大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其中增加了新的一章《论机器》（On Machinery）。^[18]他说道：“我深信，用机器代替人力往往会大大损害劳动者阶层的利益。”在随后的整整200年间，这一想法频频引起共鸣。

工作岗位增加了而非减少了

虽然李嘉图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事实证明，他的悲观想法是不合理的。尽管很多个体工作者因为技术进步而失业或收入减少，但这并非在整体经济层面发生的故事。某些领域或行业失去的工作被其他地方创造的新工作替代了。机械化对工作影响最大的领域可能是农业。1900年，农业类工作占美国就业的40%；到1950年，该比例为12%；而如今的数字是2%。在英国，相应的数据分别为9%、5%、1%。

结果证明，农业相对重要性的降低和该活动中就业机会的减少对人类是好消息。不过至少在数量方面，这对马不是好消息。1915年，美国的马匹总量约为2,600万匹，这被称为“马匹巅峰”（Peak Horse）期。如今美国的马匹总量为1,000万匹左右。这种改变不仅仅是数量上的问题：1915年，几乎所有马匹都是生产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如今，它们几乎都用于某种休闲活动。^[19]

一些悲观的评论者抓住人类与马匹的相似性，提出可将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视为“人类巅峰”（Peak Human）期。如果他们是对的，我想人类的生存也会受驱于休闲活动，就像那些剩下的马一样（此预测是否会变为现实，这是后续章节的主题）。

当农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萎缩而有利于制造业后，类似的事情在制造业中也发生了，其份额下降，而服务业得到了发展。在1901年的英国，制造业人数几乎占总就业数的40%，而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只略多一点。而现在的英国，制造业岗位占所有工作岗位的比例下降到8%，服务业则占83%。 [20]

另外，在诸如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范围较大的就业类别中，也存在类似的故事——现有岗位被消灭，新的岗位被创造了出来。在1971年前的100年里，电话、电报操作员的人数增加了40倍，而1971年之后，随着自动交换机、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的相继出现，此类人的就业机会则大幅减少。

相比之下，在过去的35年中，英国信息技术管理者的人数已增加了6倍多，程序员和软件开发人员的数量增加了近3倍。[21]

即便在经历改进过程的行业中，生产率提高这种变化有时也会扩大就业。亨利·福特（Henry Ford）采用装配线生产方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09年，生产一辆汽车需要耗费400多个工作小时。20年后，这个时长降到少于50小时。然而，汽车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猛增。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转化为更低的价格，再加上其他因素，导致人们对汽车的需求大大增加了。

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生产率迅速提高的行业中的就业数量会出现萎缩。但是这些行业生产的商品价格下降了，从而提高了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并导致需求扩大——不仅对这些已经降价的商品，还有种类繁多的其他商品和服务，从而使得生产、提供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行业中的就业机会增加了。

其结果是，事实证明，那些认为技术变革毁掉了大量工作岗位，甚至威胁到整体就业的人（有很多）错了。总体就业人数一直没有减少的趋势。恰恰相反，事实上，不但整体就业人数持续增长，而且在英国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中，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最近也在持续上升。

另外，工资和薪金也大幅上涨。自1750年至今，尽管有过一些停顿和逆转，尽管最近的形势也许有点变化，但工资和薪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体上一直没变。这意味着，在劳动提供者（工作者）和资本所有者（资本家）之间，生产率增长带来的收益或多或少得到了平均分配。实际平均工资和薪金的不断增加使平均生活水平的相应改善成为可能。^[22]

但是，我们都明白平均是怎么回事。要想攻克技术变革强加给人们的难题，人们必须使自己适应发展——学习新技能和/或变换岗位。很多个体确实设法这么做了，但有些则没有。因此，在这一“进步”期间，许许多多的人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生产率增长的动因远不止发明和技术

当我们的目光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转向更近的时代之前，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技术变革。经济史上的发明不计其数，比如蒸汽机、“珍妮纺纱机”（Spinning Jennies）等。关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史类书籍更是汗牛充栋。这都没错，但它是片面的，而且可能会误导人。的确，提高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当然也是人均产出增长的关键，而后者是生活水平的最终决定因素。

但生产率增长的动因远不止发明和技术。如果社会将部分产出用于实际投资，其数量超过因年久破败、持续使用或战时损毁而有必要更换的东西的量，那么假以时日，人们就能享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持久的实际净投资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者工作必须使用的资本数量将会增加，即使没有技术进步，也会带来更高的人均产出。

此外，有时即便没有新发明或更多资本带来的益处，人均产出也可能增加。从根本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及其组织（家庭、企业、政府）会循序渐进地学着一点一点把事情做得更好。在经济学文献中，这被称为“边做边学/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这可以提高产出和生产率。

有时候，贸易和商业会引发经济发展的巨大飞跃。这可能是借助消除内部贸易壁垒而实现的，就像19世纪中期德意志联邦各邦国间的关税同盟；也可能因发现并继而开发新陆地而发生，比如美洲和澳洲的发现和开发。在美洲和澳洲发展的早期，商业的扩展没有任何新技术的辅助。当然得承认，19世纪后期，汽轮和制冷技术的出现大大促进了这一过程。

当时，伟大的发明和技术上的飞跃时常出现，非常具有独立性，起初它们与国际贸易和商业并没有关联。

在不同时期，这些多方面的因素会存在不同的平衡关系。第一次工业革命见证了所有因素的结合。这些益处会相互作用，因为贸易量的增长使市场的扩张成为可能，从而使生产规模经济得以开发——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所讲述的那样。

经济发展从整个19世纪持续到20世纪。但因为有其他因素的干扰， 20世纪的经济表现最初并没有呈现出全面的收益。两次世界大战大规模地摧毁了资本，并将资源转移到了战争生产中，这使得20世纪上半叶经济发展伤痕累累。而且如三明治一般，这两次毁灭性的冲突之间夹着大萧条，大多数发达国家在此期间的产出均大幅下降。在美国，GDP下跌了30%，失业率达到25%的峰值。尽管如此，一切都已结束，包括糟糕的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的登场搭好了舞台。

战后繁荣

在我们的历史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3年（即欧佩克石油价格首次猛涨的那一年）是一段非凡的时期。上面讨论的几种经济增长来源同时出现：

●战争造成破坏之后，战后重建成为迫切需求。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提供的财政援助极大地协助了这一工作。

●20世纪30年代和战争年代遗留的一些发明和开发成果，未曾完全被用于商业用途。这一点加上新进步的点滴注入，带来了技术改进的稳步、持续发展。

●经济运行在非常高的总需求和高就业水平上。

●多亏了上述因素和低利率，投资量很大。

●国际贸易体系逐渐自由化，结果是带来了国际贸易的腾飞，从而实现了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所称赞的专业化分工收益。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对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是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从1950年到1973年，西方大多数国家都享受到了史上最棒的经济扩张期。在这些年里，世界总体GDP年均增长4.8%。即使因每年近2%的人口增长而做调整后，人均GDP平增长率仍有2.8%。这一平均值包括了很多根本没有多少增长的国家。而且，从所有国家平均水平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一些国家的增长率要高得多。在此期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