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那么，现代社会阻碍共鸣轴的建立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呢？罗萨认为，就是加速社会造就的“提升逻辑”（Steigerungslogik），以及提升逻辑下的“增长社会”（Wachstumsgesellschaft）。所谓的提升逻辑和增长社会，简单来说，就是由于社会不断加速、不断变动，因此现代社会开始出现了一种“不进则退”的思维方式，以至于任何事都以“量”作为基准在追求提升。就像今天社会不断在追求GDP的增长，要是今年的GDP增长量少于前一年，这个社会仿佛就要步入地狱一般。或是今天每个大学无不在追求排名，要是排名下降，这个大学仿佛就要完蛋了似的。虽然提升逻辑和增长社会破坏了共鸣轴的建立，但罗萨并不认为因此就要否定这一切，因为这一切的确让现代社会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美好生活的基础。只是罗萨认为，我们今天应该要引入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范式，他将之称作“后增长社会”（Postwachstumsgesellschaft）。后增长社会概念内涵的充实与扩展，于是就成为罗萨下一步的研究主题。“后增长社会”的基本理念，是认为人们今天不应该再病态地追求增长，而是必须要在既有的增长逻辑上追求“质”的提升。 ^[13] 后增长社会的理念其实对于当今中国不再盲目追求GDP增长，而是开始重视创新和质量提升的社会发展方向来说，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罗萨接下来的研究工作与中国的发展方向之间，想必也可以产生莫大的“共鸣”。

不过，读者至此可能会有一些疑问，例如从增长社会到后增长社会之间的转换除了从“追求量的提升”到“追求质的提升”这种老实说并没有什么太多新意的主旨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更具启发性的内涵？这一点罗萨目前也没有给出答案，因为这是他正在进行、尚未完成的研究工作。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明显的问题是，为什么加速社会会造成破坏共鸣轴的持续异化？加速与异化、共鸣之间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罗萨的两大理论主轴“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和“共鸣理论”之间的转折点或联结点究竟是什么？如果罗萨的社会理论既是当代少有的原创性社会诊断理论，又是第四代批判理论的重要版本之一，那么这个转折点的回答就非常重要。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新异化的诞生》的内容。也就是说，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的《新异化的诞生》，虽然其生动活泼的用字遣词让它足以成为一本面向一般大众的文化生活类书籍，但事实上这本书也是当代重要的社会理论家的一个理论思想转折点，当中罗萨详细交代了他如何从加速理论构思出共鸣理论。《加速》这本书已经让罗萨获得巨大的成功；而《共鸣》由于庞大的篇幅使得英译本进度缓慢，导致英译本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才会面市，所以其影响力目前主要还只局限在德语学界。^[14] 因此，若读者对国际上最前沿的社会理论感兴趣的话，那么在《共鸣》的英译本，乃至中译本出版之前，这本《新异化的诞生》就是继《加速》之后相当值得一读的衔接著作。相信各位读者可以从这本书当中，得到丰富的共鸣。

[1]这本书在2015年已出版中译本。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搭配本书来阅读。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 Grigull, Sophia（2017）, Hartmut Rosa und Zygmunt Bauman im Vergleich : Zur Konzeptualisierung von Autonomie spätmoderner Subjekte , Münster: LIT Verlag; Kläden, Tobias et al.（2017）, Zu schnell für Gott? : Theologische Kontroversen zu Beschleunigung und Resonanz , Freiburg im Breisgau: Verlag Herder; Peters, Christian H. & Schulz, Peter（2017）, Resonanzen und Dissonanzen : Hartmut Rosas kritische Theorie in der Diskussion , Bielefeld: transcript.

[3] 另外比较详细的二手文献，可参阅郑作彧：《驾驭速度（?）的理论：评哈穆特·罗沙〈加速：现代时间结构的改变〉》，《文化研究》2008年第7期，第244—257页；郑作彧；《社会速度研究：当代主要理论轴线》，《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第108—118页。

[4] Rosa, Hartmut（2016）, Resonanz :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 , Berlin: Suhrkamp, p. 20.

[5] Rosa（2016）, Resonanz :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 , Berlin: Suhrkamp, p. 298.

[6] Rosa（2016）, Resonanz :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 Berlin: Suhrkamp, p. 53.

[7] Ibid., pp. 297, 341—514.

[8]当然，学校与学生之间不一定会产生共鸣。许多学生在学校里头可能感受到的更多是异化。所以罗萨也对学校教育进行了共鸣关系与异 化关系的比较分析。见：Rosa（2016）, Resonanz ，p.409; Rosa, Hartmut & Endres, Wolfgang（2016）, Resonanzpädagogik : Wenn es im Klassenzimmer knistert , Weinheim: Beltz Juventa Verlag; Rosa, Hartmut et al.（2017）, Resonanz im Klassenzimmer : 48 Impulskarten zur Pädagogik mit 16-seitigem Booklet , Weinheim: Beltz Juventa Verlag。也正是因为对角共鸣轴的洞见，所以罗萨的 共鸣理论一提出之后，大受教育学领域的青睐，马上就有学者迫不及待地运用共鸣理论来进行教育学的分析研究，例如：Beljan, Jens（2017）, Schule als Resonanzraum und Entfremdungszone : Eine neue Perspektive auf Bildung , Weinheim: Beltz Juventa Verlag。

[9] Jaeggi, Rahel（2016）, Entfremdung : Zur Aktualität eines sozialphilosophischen Problems , Berlin: Suhrkamp.

[10] Rosa（2016）, Resonanz , p.305.

[11] 如果霍耐特的学生们可以被视作批判理论第四代的话，那么某种程度上第四代的批判理论已经慢慢形成了两个互补的主轴。一个是耶基，基于“异化”这个负面的世界关系对美好生活的社会条件进行批判［最新的重要成果即是她在2013年出版的《生活形式批判》。参阅：Jaeggi, Rahel（2013）, Kritik von Lebensformen , Berlin: Suhrkamp］，另一个主轴就是罗萨，基于“共鸣”这个正面的世界关系对美好生活的社会条件进行分析。

[12] Rosa（2016）, Resonanz , p.317.

[13] Rosa（2016）, Resonanz , p.725.

[14] 但英语学界当中较注意欧陆理论的学者，也已开始探讨共鸣理论了。例如与哈贝马斯齐名的加拿大哲学大师泰勒，就对罗萨的共鸣理论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可见：Taylor, Charles（2017）, “Resonance and the romantic era: A comment on Rosa's conception of goodlife”, in Hartmut Rosa & Christoph Henning（eds.）, The Good Life Beyond Growth : New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导论

本书要讨论的是现代生活。这本书不会像一篇科学论文或哲学著作那样非常严谨、完整，而是仅旨在提出一种“正确的”问题，让社会哲学和社会学能够再次为人们在晚期现代社会当中的社会体验提供一些见解。本书的基本想法是，社会科学必须要去问一些在“人类生活周遭”发生的问题，问一些能激发学生，进而激发经验研究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觉得今天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常常在相互辩论或汲汲营营于一些科研项目，但这些辩论或科研项目的主题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很无趣。我们只是在库恩（Thomas Kuhn）所谓的“范式”当中玩解谜游戏而已，其结果便是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没有办法为一般大众提供什么有内容的东西。因此，我认为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危险，亦即在很浮泛地滥用一些声称、假设和理论，而这些却本来应该可以为晚期现代文化，以及为那些对我们社会的命运与未来有兴趣的学生、艺术家或任何人，提供启发和挑战。

因此，在这本书当中我想要回到一个对我们人类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以及，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不美好（就我至今简单的体会，“我们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当中许多方面都很需要改善”这件事，似乎是一个很常见的说法）？因为我们都知道，就“什么是美好的生活”这个问题而言我们几乎不可能给出答案，所以我从“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不美好”这个问题来着手讨论。事实上，我相信这个问题，是所有版本与所有世代的批判理论的核心问题。它无疑是阿多诺（Adorno）的问题，但也是本雅明（Benjamin）、马尔库塞（Marcuse）、晚近的哈贝马斯（Habermas）和霍耐特（Honneth）的问题。此外，它也激发了撰写巴黎早期手稿的青年马克思。因此，通过此书，我想试着复兴批判理论的传统。更直接地说，我想提出的论点是，若想要检视我们生活的结构与质量，就必须聚焦于我们的时间模式。这不只是说，我们对生活的几乎所有面向都可以从时间观点着手来提出一些洞见，而是说我还认为，社会的微观面向与宏观面向乃是通过各种时间结构而联结起来的。也即我们的行动与取向，会通过时间规范、截止期限与时间规章，来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需求”进行协调和兼容。现代社会是由一种严密的时间体制所管制、协调与支配的，而且这种时间体制完全不具有什么伦理观念。人们常会认为现代主体不怎么被伦理角色与伦理惩裁所约束，也因此是最“自由”的；但他们其实被一个巨大而不可见的时间体制管制、支配与压迫，而且这种时间体制并不是政治性的，所以至今都不被人们讨论、强调，也缺乏理论来加以分析和描述。这种时间体制事实上可以用一个一贯的概念来加以分析，这个概念即“社会加速逻辑”。所以，我将在本书的第一章指出，各种现代时间结构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命定般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些时间结构是被加速逻辑所支配的，而且这种加速逻辑与现代性的概念与本质有着几乎尚未被人发现的关联。由于我已经在我的其他著作里头一再且充分地表述了这个说法（Rosa 2005a, 2003; Rosa/Scheuerman 2009），所以我在此书当中对社会加速理论仅作简短的概述。在第二章，我会试图指出，了解与批判地分析时间规范如何以我们至今几乎没有察觉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不只对于批判理论的初衷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于最流行的批判理论的当代版本来说也是一样的。因此，如果我们同意霍耐特的说法，认为承认结构的扭曲阻碍了我们迈向美好的生活，或是同意哈贝马斯的说法，认为沟通结构的扭曲阻碍了我们迈向美好的生活，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检视承认与（政治）沟通的时间性，来更好地了解这些扭曲的本质是怎么回事。对此，我将试着呈现社会加速如何，以及为何对于晚期现代的承认结构批判与沟通结构批判来说，是最重要的。然而，我更大的目标是重建一个由马克思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所发展出来的，但却被霍耐特和哈贝马斯放弃的批判理论概念：异化。因此，我将会指出当前异化的“极权主义”形式。也即我将会指出，社会加速如何导致了严重的、可以凭经验观察到的社会异化形式。同时还会指出，对于在晚期现代社会当中实现“美好的生活”的理想来说，这种社会异化形式会是一个主要的障碍。因此，在第三章（也是最重要的章节），我将会试着以异化作为核心的概念工具，简要勾勒出“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概念的轮廓，并重新诠释与复苏意识形态与虚假需求概念。

不过，最后，我想我终究还是无法回避一个基本的问题：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所认为的美好生活，即便可能难以言喻，但到底是什么？在本书的最后几页，我将会试着反向处理这个问题，亦即指出，既然我用了“异化”这个概念当作美好生活的对立面，那么美好生活是什么的问题就可以改成：什么叫做没有异化？非异化的生活是什么？异化批判理论长久以来正确地指出，有些异化形式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所有人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异化形式还是人们想要的。任何想把异化斩草除根的理论或政策，都必然是危险的且潜在地是极权的。因此，本书的结尾，并没有去建立一个完整的非异化生活的理念，而是去捕捉生活经验当中一些非异化的时刻。我也希望这些时刻可以提供一个新的标准，以此来衡量人类生活质量。如果这样太乐观，那至少可以为批判理论提供一个基础，以此指出是什么趋势和结构，破坏了非异化的时刻。

若没有很多朋友的帮助，本书是无法完成的。我尤其要感谢以下朋友：延斯·贝尔杨（Jens Beljan），罗伯特·迪特里希（Robert Dietrich），西格丽德·恩格尔哈特（Sigrid Engelhardt），克劳斯·克罗格霍姆（Claus Krogholm），阿斯格·泽伦森（Asger Soerensen），安德烈·西格勒（André Siegler），斯蒂芬·兰根汉（Stephan Langenhan），罗宾·西利凯特斯（Robin Celikates）。

第一章社会加速理论

一、何谓社会加速？

现代性的方方面面所牵涉的是什么？我认为社会学与社会哲学可以被视作对现代化体验的回应。 ^[1] 各式各样的社会思想都涉及在其所处的世界当中，人们所体验到的生活遽变，而且尤其涉及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在关于现代性与现代化的一般文献当中，这些改变被广泛地探讨且诠释为理性化 的过程［如韦伯（Weber）和哈贝马斯就是这样］，或（功能）分化 ［如涂尔干（Durkheim）和卢曼（Luhmann）的理论所论证的］，或个体化 ［如齐美尔（Georg Simmel）和贝克（Ulrich Beck）现在所声称的］，或，最后，驯化 或商品化，如同从马克思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Horkheimer）这些尤其集中关注人类生产力与工具理性的兴起的理论家们所声称的。有无数的定义、书籍和讨论都在对这些概念分别进行探讨。

不过，如果我们暂时离开一般的社会学，去检视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各式各样的文化理论，就会发现上述的社会学讨论都忽略了一件事：社会加速。从莎士比亚到卢梭，从马克思到马里涅提（Marinetti），从波特莱尔到歌德、普鲁斯特或托马斯·曼（Thomas Mann） ^[2] ，许多的作家和思想家，几乎都自始至终地关注着（而且总是带着讶异的态度而极度关心着）社会生活的加速，以及实际上的物质世界、社会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加速转变。事实上，我们现代人可以时刻体会到周遭的世界在不断地加速。因此，葛莱克（JamesGleick）在他1999年的著作《再快一点》中观察到“加速牵涉所有事”（这也是该著作的副标题），同时卡普兰（Douglas Coupland）早于葛莱克几年，也在他知名著作《X世代》的副标题上写明，“一个加速文化的传说”。于是，孔拉德（Peter Conrad）在他大部头的文化历史著作当中声称“现代性所牵涉的，就是时间的加速”（1999: 9），艾利克森（Thomas H. Eriksen）也直截了当地界定“现代性就是速度”（2001: 159）。

但社会学对此能提供什么建议吗？事实上，关于时间结构显著改变的感受，在“古典”的社会学理论当中就已经存在。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便声称，在资本主义当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而齐美尔认为生活越来越紧张、社会体验的变迁速度，是大都会生活的（也因此是现代性的）核心特质；涂尔干则认为失序（anomia）的发生，肇因于社会变迁发展得太快了，以至于来不及发展出新的道德和连带形式；或是，最后，韦伯援引了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将新教伦理视为严密的时间规训伦理，也就是认为浪费时间是最罪大恶极的（Weber，2004：183）。这些古典社会学家的思考都非常明显的是被（或至少部分被）他们在现代性当中所目睹的生动的加速过程所激发的。但在他们之后，社会学转向了相当非时间的、恒定的概念，常常简单地把前现代与现代截然剥离开来，仿佛社会是突然在某一天转变成现代社会，之后就再也不会改变似的。

因此，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系统性的理论与一个严谨的社会加速概念。这即是我在本书中要提出的。

这样一种理论首先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到底现代社会中在加速的是什么 ？但这个问题意外地很难回答。事实上，当我们回顾相关的社会学文献时，会发现它们众说纷纭、混乱不堪。我们可以发现对加速的讨论牵涉生活的速度、历史、文化、政治生活、社会，甚至是时间本身（例如Gurvitch, 1963;Schmied, 1985：86—90）。有些观察者直接声称，现代性当中所有事 都加速了。但很显然的，时间 无法有实质意义上的加速，而且也不是社会生活里所有的过程都在加速。不论我们是不是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但一小时就是一小时、一天就是一天。而且怀孕、生病、四季和教育时间显然并没有加速。还有值得商榷的是，我们是否真的可以说有一种 单一的社会加速过程。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加速现象，可能许多彼此之间毫无关联，例如体育竞赛、时尚、影片剪接、交通运输、换工作和一些社会减速 现象或僵固现象。关于社会加速，最终还有一个概念上的困难之处，是它与社会本身的范畴关系：我们能说有一种社会本身的 加速吗？还是这不过是种在（或多或少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中 的加速过程？

以下，我将呈现一个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至少原则上允许一个在理论方面是清楚的、经验上是合理的（或至少是可以讨论的）定义，以界定社会加速的概念内涵，以及界定可以将西方社会理解为加速社会的方式。

显然的，并没有一个单一、普世的加速模式提升了所有事物 的速度。相反的，许多事物是减速的，比如塞车情况下的交通。同时还有其他一些事物，顽强地反抗加速，比如感冒病毒就不会希望身体加快康复的速度。不过，的确有许多社会现象是适用于加速概念的。运动员想要跑得更快、游得更快，快餐，快速约会，小睡养神，似乎都证明了我们一心想提升日常行动的步调的速度。计算机的指令周期越来越快，运输与传播沟通相比于一个世纪以前只需要很少的时间，人们的睡眠似乎越来越少［有些科学家发现，自19世纪以来，睡眠时间平均减少了两个小时，自从1970年以来减少了30分钟（Garhammer, 1999: 378）］。甚至，我们同一层公寓的隔壁也越来越常搬进搬出新的邻居。

但即便我们可以论证这些改变不是偶然的，而是遵循着一个系统性的模式，难道就可以说这些截然不同的过程，可以一并用一种社会加速概念来进行探讨吗？我会说，不直接是如此。而是，当我们更加切近地观察这一连串的现象时，就会发现，我们显然可以区分出三个在分析上以及在经验上都相当不同的范畴，亦即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以下，我首先将呈现这三种加速范畴。在接下来的段落，我将会解释这些不同的加速领域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背后的机制或动力。在第二节与第三节，我将会讨论关于“加速社会”的社会学分析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起因于我们必须考虑到许多仍维持不变，甚至是减速的社会现象。

（一）科技加速

首先，最明显、也是最能够测量的加速形式，就是关于运输、传播沟通与生产的目标导向（zielgerichtet）过程的有意的速度提升，这可以定义为科技加速 。更有甚者，意图提升运作速度的新的组织管理形式，也因为它是一种根据目标导向而有意的加速，所以同样可以视作此处所定义的科技加速的一个例子。虽然这些过程的平均速度（比起最大化的速度，平均速度对于分析加速造成的社会冲击来说更为重要）不一定都容易测量，但这个范畴当中的加速趋势却是无可否认的。所以，有学者用一个自己创造的标尺，说传播沟通的速度已增加到他标尺上的107，个人运输的速度增加到102，数据运算的速度增加到1010（参阅Geiβler, 1999: 89）。

这个加速面向，显然就是维希留（Paul Virilio）的“竞速学”（dromologie）理论的核心。维希留的竞速学认为加速的历史是一个从运输革命、传播输送，最后再到生物科技所描绘的即将可能出现的“移植”过程（Virilio, 2002: 9—19）。科技加速对社会现实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尤其是，这完全改变了社会的“时空体制”，也就是说，改变了社会生活的空间和时间的知觉与组织。于是，原本人类知觉因为受我们的知觉器官和受地球重力的影响，通常可以马上区分出上、下，前、后，而不是早先、稍晚，但人类知觉里空间优先

于时间的“自然的”（亦即人类学的）优先性，似乎已被翻转了。在全球化与时空扭曲的互联网时代，时间越来越被认为压缩了，或甚至消弭了空间（参阅Harvey, 1990: 201—210）。空间似乎可以说被运输和传播沟通的速度给缩小了。于是，若用时间来衡量比如从伦敦到纽约的距离，从船只航行的前工业时代到喷气飞机的时代，空间萎缩到了原本大小的60分之一，也就是从花费三周变成只需要八小时。

在此过程当中，就许多方面来说，空间在晚期现代世界失去了它的重要性。运作与发展不再定位于某处，并且实际的地点，像是旅馆、银行、大学，越来越变成一种“非地点”（non-lieux），亦即一种没有历史、特殊性或关联性的地方（参阅Augé,1992）。^[3]

（二）社会变迁的加速

当小说家、科学家、记者和一般老百姓自18世纪以来观察到西方文化、社会或历史有一种动态性的时候，他们通常关心的速度并不在于科技进步方面，而是多半在于社会变迁方面。他们发现社会事务、社会结构，以及行动模式和行动方针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短暂易逝，并对此感到困惑不已。正是社会组织团体与实践形式模式的转变，以及（特别重要相关的）知识内涵的转变，界定出了第二个加速的范畴：社会变迁的加速。

若说上述第一个加速范畴现象（科技加速）是在社会当中 的加速过程，那么第二个社会变迁的范畴则不同，可以被归类为社会本身的 加速。也即变迁的速率本身改变了，使得态度和价值，时尚和生活风格，社会关系与义务，团体、阶级、环境、社会语汇、实践与惯习（habitus）的形式，都在以持续增加的速率发生改变。这也让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认为，社会世界不再能够以符号的形态固定坐落在地图上，而是变成由闪烁的液晶屏幕所再现的文化流，只能点状地结晶化成“种族景观、科技景观、金融景观、媒体景观和意识景观”（Appadurai, 1990）。

然而，“经验性地测量社会变迁的速率”这件事还是个尚未解决的挑战，因为社会学界对于变迁的重要指标为何，以及社会什么时候的改变或变化实际构成了真正的、或“基础性”的社会变迁，还没有达成共识[4] 。因此我建议，为了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加速的社会学，我们可以援用“当下时态的萎缩”（Gegenwartsschrumpfung）这个概念，当作经验性地测量变迁速率的准绳。这是由哲学家吕柏（Hermann Lübbe）所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西方社会所体验到的一种基于文化和社会创新率的加速，造成了“当下”这个时态不断地萎缩得越来越短暂 （Lübbe, 1998）。他的判断标准，简单且有启发性：对吕柏来说，过去 意指不再存在/不再有效 ，未来 则意指还没存在/还没有效 。而当下，是经验范围和期待范围正重叠发生［这是借用自寇瑟列克（Reinhart Koselleck, 2008）所提出的概念］的时间区间。只有在这段相对稳定的时间区间当中，我们才能描绘我们过去的经验，以此来引导我们的行动，并且从过去的结论推导未来。换句话说，加速可以定义为经验与期待的可信赖度的衰退速率不断增加，同时被界定为“当下”的时间区间不断在萎缩 。现在，显然的，我们可以把这套关于稳定性与变迁的判断标准，用于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以及所有类型的实践：政治、职业、科技、美学、规范方面和科学或认知方面，以及文化方面或结构方面。就实际经验来看，读者们只要简单想想自己日常实践知识的衰退速率就知道了。比如朋友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卖场的营业时间、办公室的值班时间、电信费率、当红电视明星、政党政客、工作、情侣关系……这些事物的稳定不变的时间区间，会是多久呢？

但我们要如何经验地证实这种当下萎缩呢？我认为，我们可以将生产与再生产制度当作出发点，因为它们会形成基本的社会结构。对西方社会来说，在早期现代阶段，这些制度包含了家庭和职业系统。事实上，许多社会变迁研究，除了政治制度和科技之外，正是聚焦在家庭与职业领域。我稍后会再回来探讨科技变迁与社会变迁，以及科技加速和社会变迁的加速，是如何相互关联的。现在，我认为这两个领域——家庭与工作——的变迁，在早期现代是以数个世代 的步调来改变，然后在“古典”现代是每个世代 的改变，到晚期现代，已经是在世代之内 就产生了改变。因此，在农业社会当中，理念型意义上的家庭结构，经历了数个世纪都还会保持不变，过了数个世代其基本结构都还是相当完整的。在古典现代（大约是1850年到1970年），这种结构可能只维持一个世代。由一对夫妇组织起来的家庭结构，可能等到这对夫妇逝世之后就会随之解体。到了晚期现代，有一种趋势是，一个家庭的生命循环，可能比一个人的生命阶段还要短。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越来越高的离婚率与再婚率（Laslett, 1988: 33）。类似的，在劳动世界当中，在前现代与早期现代社会，父亲的职业会传承给儿子，而且同样的，会持续几个世代。在古典现代，职业结构倾向是每个世代都会改变。儿子（之后也包括女儿）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职业，但他们通常只会选择一次，亦即一个工作就做一辈子。相比之下，在晚期现代，单一的职业不再会跨越整个工作生涯了。换工作的速率比换世代还要快得多。于是，根据桑内特（Richard Sennett）的说法，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工薪阶层，一辈子大约会换11次工作（Sennett, 1998: 25）。所以，如同科恩（Daniel Cohen）所总结的，“在微软公司开始职业生涯的人，绝不会认为他们真的会在这里工作到退休。但一开始就在福特公司或雷诺工作的人，却几乎可以确定会在公司终老”（转引自Bauman 2003: 73）。在这个意义上，若要提出更概括的论点的话，可以说社会制度的稳定程度和实践的稳定程度可以当作一个判断社会变迁加速（或减速）的准绳。对于瓦格纳（Wagner）、鲍曼（Zygmun Bauman）、桑内特、贝克、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拉什（ScottLash）等学者来说，关于在晚期现代当中制度稳定程度的普遍下降，在理论方面和经验方面都可以找到证据。以此而言，整个关于“后现代”和偶然性的论述，都与这个观念有关。不过对于本书来说，这仅是未来的经验研究的出发点，而非定论。

（三）生活步调的加速

也许社会加速最紧迫与最惊人的方面，就是现代（西方）社会那种壮观且广泛散布的“时间匮乏”。现代的社会行动者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时间常流逝殆尽，他们极度缺乏时间。时间仿佛像是石油一般被消耗的原材料，越来越珍贵，所以其短缺越来越让人感到恐慌。这种对时间的认知，是西方社会第三种加速类型的核心，但不论从逻辑来看还是从因果关系来看，都不是由前两种加速所造成的。相反的，至少乍看之下，这种时间匮乏跟科技加速似乎是相矛盾的。这第三种范畴，是（社会）生活步调的加速。在现代化过程当中，不断有学者提出了这种加速范畴［例如齐美尔（Georg Simmel, 1989: 698 f., 1995），或是最近的勒范恩（Robert Levine, 1997）］。这种加速可以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单位当中行动事件量或体验事件量的增加 。也就是说，这是因为想要或觉得必须在更少的时间内做更多事 。就这点来说，这是大部分对文化加速的讨论以及要求减速的呼吁的核心焦点。

但是我们如何测量生活步调？ ^[5] 就我看来，达此目标，有“主观”和“客观”两种途径，最好是结合两者。主观方面，生活速度（对比其自身）的加快 ，可能在个人的时间体验上有可观察到的效应：它会让人们觉得时间很匮乏，觉得很忙碌，感受到紧迫与压力。最典型的，就是人们会觉得时间比以前流逝得还要快，然后会抱怨“所有事情”都太快了；他们会担心无法跟上社会生活的步调。从18世纪开始，这种抱怨就伴随着现代性而出现。虽然这无法 证明生活一直都如此高速，也无法确认说生活有速度可言，但这却暗指了一种日益的加速 。如我们所预料的，经验研究指出西方社会的人们实际上的确 感受到沉重的时间压力，也的确会抱怨时间的匮乏。这种感觉似乎在这几十年间不断增加（参阅Geiβler, 1999: 92, Garhammer, 1999:

448—455, Levinw, 1997: 196 f.） ^[6] 。这种说法还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地方，在于人们认为这种社会加速是由数字革命和全球化过程所造成的。

在“客观”方面，生活速度的加速有两种测量方式。第一种，是测量可界定出来的行动所耗费的时间区间或“单位”的缩短，比方测量吃饭、睡觉、散步、娱乐、家庭谈心，等等。因为加速意指我们得在更短 的时间内做更多 的事。这方面，调查“人们如何运用时间”的研究具有高度重要性。而且事实上，许多研究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比如，有一种清楚的趋势是，比起我们上一辈，我们吃饭吃得更快，睡得更少，更少跟家人谈心。 ^[7] 不过，对这种研究结果要小心，因为，首先，这种为期很长的时间运用研究的数据是非常有限的。其次，我们始终无法确认这些研究发现的真正重要性，因为我们总是会发现反例（例如，至少在西方社会的某些地方，父亲花在陪伴孩子上的时间，是明显逐年增加的）。最后，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推动了 这种可测量的加速（比如尽管我们的睡眠时间比上一辈减少，但不能说这是因为长辈们老了所以在生理上无法太操劳地工作）。

第二种“客观地”研究生活步调的加速方式，是去测量行动时间与体验时间的“压缩”，像是在一定时间段当中，通过减少休息或间隔时间，而做得更多或体验到更多，以及/或是同时做更多事，比如同时下厨、看电视和打电话。当然，同时做很多事，就是今天常说的“多任务”（multi-tasking）（参阅Benthaus-Apel,1995）。

现在，如果我们同意“生活步调”牵涉日常生活中行动与体验的压缩速度，那么可能就会很难看到这与科技加速之间的关系。科技加速可以定义为每个时间单位当中的“输出”的增加，比如每小时的公里数，每分钟的计算机字节数，或是每天生产的车辆数（见图1）。

因此，若任务量与行动量不变的话，科技加速必然会减少日常过程当中生产与再生产、传播、运输所需的时间（见图2）。

如此一来，科技加速在逻辑上应该是会增加 自由时间的，亦即应该会让生活步调变慢 ，消除或至少减轻时间匮乏。因为科技加速意味着我们可以借此用更少的时间完成更多手边的任务，所以我们的时间应该变得更充裕。如果，相反的，现代社会当中人们却越来越觉得时间很短缺，并因此感到恐慌，那么这种矛盾效果就会需要社会学的解释。^[8]

如果我们去思考所期待的时间充裕或减速的前提条件的话，也许可以找到答案。如同上述提到的，如果我们的任务总量是不变的 ，用来满足我们日常生活的任务所需的时间资源，就可以显著缩短。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想想电子邮件科技的发明对我们的时间预算所带来的后果吧。我们可以假定，写一封电子邮件远比写一封传统邮件还要快。再进一步想一下，1990年时，我们一个工作日平均花两个小时收发十封邮件。如果需要收发的邮件总量不变，那么在新科技发明后，我们每天就只需要花一小时来回复邮件，然后就可以赢得一个小时的自由时间来做其他事。但事实上会是这样吗？我敢说绝对不是。事实上，要是我们需要收发的信件多了一倍，那么我们每天要花在上面的时间就依然不变。 ^[9] 而且我怀疑，我们今天可能每天要收发的，是40—50封，甚至是70封电子邮件。所以，比起网络世界发明之前，我们需要花在沟通事务上的时间，更多了。而且事实上，同样的事在一个世纪之前，当汽车和稍后的洗衣机被发明的时候，就发生过了。当然，如果所跨越的空间距离维持不变、或洗衣服的周期维持不变，那么我们可以借此获得更多自由时间，但其实我们并没有。我们以前的生活范围可能只涵盖了区区几公里，但现在我们会为了工作或旅游，驾驶或飞行成千上万公里。还有我们现在每天都会换洗衣服，不像一个世纪以前我们可能一个月（或更久）才换洗一次。

图3清楚显示出加速与成长量之间的关系。它以几乎与图2相同的形式，呈现出自工业时代以来所有科技的发明史。事务量成长率超过了科技加速率，因此面对科技加速时，时间仍然越来越匮乏。因此，我们可以把现代社会定义为“加速社会”，就是因为生活步调不断在加快（或是时间越来越短缺），尽管 科技加速令人如此赞叹。但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在下一节简短检视一下现代社会加速的推动机制。

图2

科技加速时代中（请参照图1），行动量（例如跨越十公里，复制一本书，或是回复十条简讯）的执行所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