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二、社会加速的推动机制

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事务成长量与科技加速命中注定般地结合在一起。如同我在上节呈现的，与一般假设大相径庭的是，科技加速并不是社会加速的肇因。这可以从上面所举的电子邮件的例子来看：这个科技并没有迫使或诱使人们每天去读写更多的邮件；不过很明显的，科技提供了 让事务量得以增加的条件。但这也可以从历史上的迹象来看，工业时代的科技革命和数字化本身，似乎就是由现代社会的时间短缺所驱动的，它们就是在回应时间匮乏不断加剧的问题。因此，早在蒸汽机和电报发明之前，更不用说在火车和汽车引入生活之前，人们在早期现代当中就想加快运输、生产、传播的过程。比如，以前人们在传送消息时，会通过频繁替换拉车的马匹来维持送信马车的速度，或是运用各种不需要休息和睡眠的可传递信息的动物或工具（Koselleck, 2000; Virilio, 1980）。所以，我们必须从别处找寻加速的动力。以下，关于现代性如何卷入不断加速的过程的问题，我将给出三个答案。这些答案虽然在经验上是彼此有关联的，但在分析上彼此是有区别的。

（一）社会动力：竞争

当人们要去寻找现代社会中加速的推动机制，以及将加速与事务量成长联结在一起的机制时，可能会去猜想，资本主义经济中基本的获利原则与法则，是不是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我们在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名言当中所看到的时间与金钱之间的简单等号，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都是有道理的。首先，由于工作时间是生产当中的一个根本要素，因此节省时间就是节省成本和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最简单而直接的手段。其次，存贷和利益的原则，会迫使投资者想办法提高报酬和资本循环的速度。如此一来，所加速的就不只是生产本身，还有循环与消费。最后，不论在过程方面还是生产方面，利用创新来暂时领先其他竞争者，是获得额外收益的必要手段；这无可避免地让企业家会想办法加速创新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于是，逻辑上来看，一般的社会加速，以及特别是科技加速，是充满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后果。

然而，在现代社会，竞争原则显然不只存在于（以成长为导向的）经济领域而已。事实上，这种原则支配了现代生活所有领域的分配，而且也因此，如同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告诉我们的，它是界定现代性的核心原则（Parsons, 1985）。

诚然，所有社会都必须找出正当的方式，以分配资源、物产、财富，乃至分配特权、地位、社会身份。在前现代社会和非现代社会，我们可以找到各种分配方式。那时最常见的分配模式，是由团体归属所预先决定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生而为王、为农夫、或为骑士，那么这个人所会获得的承认，所能够使用的特权、权利，以及财货，一出生就或多或少被决定好了。然而，从西方现代性的观点出发，就这种分配方式的功能性来看，它并没有效率，而且从正义统治原则的立场来说，也不公正。现代社会的生活当中，几乎所有领域最主要的分配原则，都是竞争逻辑。在经济领域或体育领域，这已无须多做解释；但这同样适用于政治（特权与权力地位被赋予在选举竞争当中获胜的人或政党）、科学（教授或研究员的职位，以及执行研究项目所需的资源，是通过竞争而获取的）、艺术（人们必须靠卖出更多的票、书、唱片，也就是靠在自由市场的畅销，或靠感动评审，来击败竞争对手），甚至也适用于宗教（宗派与教派必须为信仰而竞争）。

从历史上来看，1648年建立威斯特法伦和约之后，民族国家之间的军事竞争与政治竞争，可说是欧洲科技、经济、建设、科学创新的速度增加的主因（Rosa, 2005a: 311—332）。进一步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教育程度、工作地位、收入、炫耀性消费的财物、子女的成就，乃至于婚姻与人脉的获得和维持，这一切无不是在竞争。这也难怪，在报纸上的汽车广告、招聘广告、手机广告中间，我们竟然还可以看到征婚启事。我们也都知道，在社会关系的竞争中，我们很容易失去我们的“竞争力”。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够友善、风趣、幽默、大方，我们的朋友、亲戚很快就不会再跟我们联络了。最明显的，在晚期现代，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一些怪诞的社会竞争形式，比如脸书（Facebook），聚友网（myspace），推特（twitter），人们可能都在数自己有多少好友，然后竞相用照片来展现（身体上的）吸引力。所以，在现代社会当中所占据的地位，已不是按照出身来预先决定的，在（成人的）生命历程当中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永远的竞争协商。

然而，由于在竞争当中的判决与区分原则是成就 ，因此，时间，甚至是加速逻辑，就直接处于现代性分配模式的核心当中。成就被定义为每个时间单位当中的劳动或工作 （成就=工作除以时间，像物理学的公式所做的那样），所以，提升速度或节省时间就直接与竞争优势的获得有关。或是，有的人不求有功，只求保持原本的地位。社会竞争的逻辑是，必须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以维持竞争力。维持竞争力，不只是一种让人们能更自主地规划人生的手段而已，而且它本身就是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唯一目的（参阅Rosa, 2006）。我们可以在无数观察当中看到（而且在定性的经验研究访谈当中我们可以得到重复且一致的回答），我们必须“在原地舞得越来越快”（Conrad, 1996: 6），或是“我们要跑得尽可能的快，才能留在原地”（Robinson and Godbey, 1999: 33）。民间智者常会洞烛先机地警告“竞争者是从不睡觉的”。唯一不 被竞争原则所统治的分配领域，是福利国家的分配模式与措施（详细的讨论可见Nullmeier, 2000）。所以也难怪，每当福利政策减少了一部分，或是将部分福利取消，交给市场自由竞争时，人们就会特别强烈地感受到社会加速。

因此，我想指出，社会加速的推动力主要就是竞争逻辑。

（二）文化动力：永恒的应许

不过，现代社会行动者在面对无法掌控的加速动力时，并不只是无助的受害者而已。他们并不单纯仅是被迫去适应他们毫无筹码的加速赌局。相反的，我想指出，加速的推动机制也会由文化应许赋予力量。在现代世俗社会当中，加速的功能等同于永恒生命 的（宗教）应许。

这个想法背后的论据是：现代社会是世俗的，因为从文化的观点来看，现代社会的重点都在于此世的世界，而不是死后的世界。不论人们是否拥有宗教信仰，他们的抱负、欲求、渴望，一般都指向此世的贡献、选择、财富。现在，根据西方现代性的主要文化逻辑，生活的富裕、满足和质量，都由一生的历程当中所拥有的体验的总和与深度来测量。于是，在这样的生命观当中，好的生活 就是丰富的生活 ，也就是有丰富的体验与能够充分自我实现的生活（Blumenberg, 1986; Cronemeyer, 1996; Schulze, 1994）。 ^[10] 这样的观念，让我们不会再去期待死后会有个“极乐世界”，而是宁愿坚持在此世的诸多可能性当中，尽可能实现各种选择。去体验人生各种复杂的高低起伏 ，已是现代人的主要抱负了。^[11]

但事实上可惜的是，在短暂的人生当中，这个世界可提供的事物似乎永远比能够体验到的事物还多。在个人的一生当中可以实现的事物，总是比不上这个世界所提供的选项数量的增长速度；或是用布鲁门贝尔格（Hans Blumenberg）的话来说，所知觉到的世界时间（Weltzeit），与个人的生命时间

（Lebenszeit），在现代社会当中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张力。在这种情况下，生活步调的加速 自然就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如果我们“加倍快”地过生活，如果我们只用一半的时间来实现行动、目标与体验，我们就可以加倍体验的“总量”，也因此加倍了“生活”的总量。我们所能享有的，或是“成效”，亦即实际实现 的选项与潜在可实现 的选项之间的比例，也因此可以加倍。在这种文化逻辑下，事务成长量的动力也就跟加速密不可分了。

现在，在这样的思路中，如果我们持续提升生活的速度，我们也许就可以在只有一次的人生当中，实现所有可实现的选项，让生活过得更多样化，甚至可以让生活过得无穷尽 。加速因此成为一种消除世界时间与我们生命时间之间差异的策略。现代加速的幸福应许，是一种（不言而喻的）观念，它认为“生活步调”的加速，是我们在面对有限与死亡的问题时，所作出的 （亦即是现代性的）回答 。无需赘言，可惜这种应许最终并不能实现。节省时间的技巧往往带来非常多的世界选项。无论我们变得多快，我们在世界当中所能享有的，亦即选项的可实现与体验的比例，相比于所错过的 ，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了。 ^[12]我想，这是现代人的一种悲哀。人们觉得自己像是在滚轮中不停奔跑的小仓鼠，然而对生命和世界的渴望不但没有因此被满足，反而却更加渴望、倍感挫折。

（三）加速循环

至此我已经定义了两种主要的不断推动加速转轮的“外在的”驱动力，而且这种加速在早期现代就已经在运转了。此外，劳动分工的内在逻辑，或社会的功能分化，也是这种驱动力的额外要素，因为这两者会促进社会进程的加速，也需要社会进程的加速（Rosa, 2005a: 295—310）。然而我想指出，社会加速在晚期现代已经转变成一种不再需要外在驱动力的自我推动系统。上述三个范畴，亦即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以及生活步调的加速，已经形成一种环环相扣、不断自我驱动的反馈系统。

如同我上面已试图指出的，事务量的成长和加速不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因果上都没有内在的相互关联。唯有当运输过程、传播沟通过程和生产过程本身产生变动，而事务量维持恒定时，加速才会带来相应的效率增长。之所以加速这些过程，通常是因为人们期待能缩短过程。所以，我上面会说，人们期待一种科技加速与生活步调之间的反转关系，也就是希望通过科技加速来释放出大量的时间资源，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 能自由分配。

然而可惜的是，生活步调的加速与科技加速以相反的方式相互联结在一起了。如我最初所论证的，科技加速可以视为是社会对时间匮乏问题，亦即“生活步调”加速时的回应。当我们检视三个社会加速领域的因果关系时，会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反馈循环：科技加速，通常意指新科技（像是蒸汽机、火车、汽车、电报、计算机，或是互联网），几乎必然会造成生活实践、沟通传播结构与相应的生活形式当中的全面改变。例如互联网不只会增加沟通交流的速度以及经济过程与生产过程的“虚拟化”，它还会形成新的职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沟通传播结构，开启新的社会互动模式，甚至是新的社会身份认同形式（参阅Turkle,1998）。因此可以轻易看到，科技加速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倾向于和以改变社会的结构与模式、行动导向与行动演化作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更有甚者，如果社会变迁造就了上述讨论意义中的“当下时态的萎缩”，这自然也会带来“生活步调”的加速。这个说法，也可以用以解释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当中广为人知的竞争社会的“滑坡”现象。资本家不能中断或休息，不能停止竞赛或安于其位，因为他不进则退。就像马克思和韦伯所说的那样，进退之间没有平衡点，因为维持原状 就等于落后 。

同样的，在生活所有领域的社会变迁都加速了的竞争社会当中，个人总会觉得自己站在“滑坡”上：人们的体验、知识、设备、穿着，甚至是生活方式和日常用语，只要稍微喘口气，就马上会变得落后过时。^[13] 若读者想从日常生活当中思考如何解释这种症候群，不妨想想你的电子邮箱。好不容易读完了全部的重要邮件，回完了全部的重要邮件，但只要转身做一下别的事，回头再看，马上邮件又淹没了我们。等到一天要结束了，电子邮箱里还是堆积着比我们之前任何阅读、回复的时刻还要多的电子邮件。电子邮件一次又一次默默地塞满邮箱，我们就好像希腊神话里，被惩罚要在冥土不断重复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Sisyphus）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被逼迫着要不断追赶他们在社会世界与科技世界当中所感受到的变迁速度，以免失去任何有潜在联系价值的可能性，并保持竞争机会。这个问题的更加麻烦之处还在于，在剧烈变迁的世界当中，越来越难说哪个 选项最后可以被证明是有价值的。于是，加速了的社会变迁，会再进而造就“生活步调”的加速。最后，就像我们开头已经知道的，科技加速对于增加生产过程与日常生活的速度来说，就是必要的了。于是，“加速循环”就变成一个封闭、自我驱动的系统。

图4 加速循环

三、什么是社会加速？

分析至此，已经有足够的论据界定出三个不同，但又环环相扣的社会加速范畴领域。但即便如此，这还不足以声称现代性的确带来了社会自身的加速，也还无法正当地声称现代化事实上就是加速。因为，很容易想见的是，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除了可以找出许多加速的过程之外，也可以找出社会生活当中的减速范畴。总的来说，这两种对立的力量也许可以带来一种平衡。因此，若说现代性事关社会生活的加速 ，那么就不能只谈到各种加速形式。社会生活的加速在概念上要能站得住脚，还必须要证明加速的力量系统性地胜过减速的力量。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观点，我将会简短检视所有可观察到的亘古不变的形式以及/或是社会减速的形式，希望以此呈现在加速社会当中常被人们忽略掉的相关现象。

在以下分析当中，我想指出有五个不同的、可以具体指认出来的减速形式或亘古不变的形式。这些形式贯穿了第一节所界定出来的所有加速领域。

（一）自然的速度极限

首先，显然有自然的 和人类学的速度极限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过程原则上是无法加速的，否则就会解体或造成严重的质变。例如我们大脑和身体的知觉与运作速度，或是自然资源再生产的时间等这些物理过程，皆属此类。同样的，尽管我们可以控制某些依循昼夜循环或四季循环模式的过程，比如我们可以人工造出23小时为一循环的明暗 模式，来诱使母鸡下更多的蛋，但一天或一年本身是根据天体运行规律而界定的，无法提升速度。还有，人们也无法加快感冒、流感或怀孕的过程。然而，总体来说，现代性已经证明自身已成功克服大量几乎是不可改变的（“自然的”）时间限制范围。上述讨论过的运输、沟通传播、生产等领域，就提供了最令人感到惊叹的例子。同样的，生物基因科技事实上也常令人哗然地加速了应是不易改变的耕种养殖形式。

（二）减速绿洲

其次，有些地区性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角落”、孤岛或绿洲，还没有被现代化动力和加速动力所染指。尽管它们原则上 是可以加速的，但它们还是单纯（整体或部分）地免于加速过程。在这样的地方或环境，人们会说时间似乎“静止下来”了，像是海洋中被遗忘的小岛，被社会排挤在外的群体，像孟诺教派这样遗世独立的宗教教派，或是特殊的传统社会实践形式（比如宣称坚持古法酿造的杰克丹尼商业威士忌）。事实上，很多商业产品都会刻意生产“古法商品”，也就是以传统方式来养殖，或是以纯传统手工来生产的消费性商品，以承诺或让人想象减速、亘古、恒久。

不过，大部分这些减速绿洲，都已遭受与日俱增的晚期现代侵蚀的压力，除非是刻意进行保护以免于加速，但这也就会落入（以下会谈到的）刻意减速范畴了。

（三）因社会加速的失调而来的减速

第三种范畴，是因加速过程和动力化过程的非预期性后果而造成的变慢现象 。

这时常造成失调的 和病态的 减速形式。最为人所知的失调减速形式，就是当每个人都想求快时，会形成交通堵塞 这种反而完全静止的现象。而关于病态减速形式，按照近来科学研究结果，有些抑郁症，就是因个人面对过大的加速压力，而引发的（减速的）反应（参阅Levine, 1997; Psychologie Heute, 1999;Ehrenberg, 2008; Baier, 2000: 147ff.）。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十年的全球化脉络下，所有现代社会当中越来越多的人罹患了抑郁和过劳的疾病（参阅Rosa,2009,2011a）。

同属于这种范畴的，可能还有因为无法保持现代西方经济体系所要求的弹性和速度，而被生产领域结构性地排挤在外的劳工。这群劳工因为无法保持竞争力而“被减速”了。（长期）失业就是这种极端减速的形式（Sennett, 1998: 159 ff.; Jahoda，1988）。进而，经济不景气，或是在英语世界中所谓的经济趋缓 ，也可以诠释为同属此种减速形式。

（四）刻意减速

不同于上述非预期性的变慢形式，第四种范畴是经过考虑而有意采取的（社会）减速形式，包括反抗现代性的加速过程及其影响的意识形态运动。这种意识形态运动或多或少是伴随着现代加速历史的新阶段，尤其是科技加速 而来的。蒸汽机、铁道系统、电话、计算机，以及新生物科技，同样也都会遭受这种减速运动的质疑与敌意。不过，最终这些反对加速的减速运动都是失败的（Levine, 1997; Schivelbusch,2000）。因此在这第四种范畴当中，我们还必须区分两种有意为之的减速形式。

1．功能（加速的）减速

一方面，有一些有限或暂时的减速形式，意在休养生息，以便在加速系统当中继续运作或进一步再加速。在个人层面上，我们可以发现减速的加速 形式 ，例如太过紧张疲劳的经理或老师，会暂停 工作，去灵修或上瑜伽课程，而这是为了“在竞赛中稍事休息”，好能够之后在加速的社会系统中成功地走更长远的路。同样的，有些生活丛书的作家会建议，只有在学习或工作的过程中慢下来，才能增加 全面的学习量或既定时间内的工作量，或是建议休息一下，好增加创新的能力与创造力。^[14]

除此之外，在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也有一些学者会建议或发起不同的“暂停”形式，以解决在现代化革新过程的道路上产生的某些科技、政治、法律、环保或社会等问题或障碍（参阅Eberling,1996）。

2．意识形态上（反抗性的）减速

另外一方面，还有各种多样的且常是原教旨主义的社会运动，追求（激进的）减速，这经常也带着反现代性的性质。这不令人意外，因为加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现代性原则之一。这些社会运动包括激进宗教、“深层生态学”、政治极端保守主义或是无政府主义。因此，对于德国著名的政治家兼学者葛洛茨（Peter Glotz）来说，若人们关注现代化的受害者时，减速就会成为一种反现代的意识形态（Glotz,1998）。

然而我认为，把呼吁减速单纯当作一种意识形态来看，是太过简化且危险的做法，因为当代意图减速的论点当中比较重要的，都依循着一种功能减速 的思路。当中的核心观点认为，现代社会的大量加速过程，都是由一些稳定与保守的现代制度，像是法律、民主、工业劳动体制，以及现代生命历程与家庭制度的标准化与“制度化”形式，所引导与造就的（Rosa, 2001; Kohli, 1990; Bonus, 1998）。只有在由这些制度所形成的稳定框架中，我们才能发现长时间计划与投资，以及长时间加速的必要前提（参阅Harvey, 1999;Dörre, 2009）。

更有甚者，比如吕柏就认为，加速社会中的文化再生产的前提是，大范围的弹性化只有在稳定与不变的文化方针和制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以此来看，在制度方面和个人方面，或是说，在结构方面和文化方面，某些极度的弹性化和动态化，在晚期现代有侵蚀制度稳定性的危险，因为这让制度的稳定性逐渐下降（参阅 ）。因此，非常有可能的是，不是激进的反现代主义者，而是成功且无所不在的加速，掏空、侵蚀了未来的加速的前提与加速社会的稳定性。可想而知，最近的经济危机正好就是一个例子，显示了晚期现代在倾向于废除所有能保证计划与投资的长时间（例如基础建设的）稳定性的制度与规则时，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一般的金融资本主义和特殊的投资银行的逻辑，都相当短视与急功近利。这种逻辑瞄准的是在所有价格上加快资本成交的速度，于是这就侵害了策略性的、长时间的、“真正的”、生产性的经济投资的前提（参阅Dörre,2009）。

以此而言，经济减速和政治减速从某些方面来看，可以证明应是加速社会的基本必需功能，而不是对加速的意识形态反应。

（五）社会加速的反面：结构惰性与文化惰性

最后，也许是最让人惊讶的是，我们可以在晚期现代当中，发现一些奇妙的过程，或至少是经验，这些过程和经验与广泛的加速趋势和弹性化趋势完全相反（尤其如果认为加速和弹性化创造了关于未来的完全偶然性、超随意性和无限开放性的话），使得有些人认为现代社会似乎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真正的”改变了。现代社会系统已经封闭起来了，历史走向了终结，形成如地球自转轴南北极的极点一样，充满疾速旋转，却又毫无位移的“疾速的静止”（rasender Stillstand），或曰“极点惰性”（polar inertia）。对晚期现代的“加速社会”下如此诊断的倡导者，主要是维希留（Paul Virilio），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以及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们都宣称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有新的观点和能量了（而最值得注意的便是“乌托邦能量”的耗尽），事件变化的急遽速度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仅掩盖了我们所处时代最深层的文化惰性与结构惰性。 ^[15] 尤其是竞争、事务量成长、加速三者的环环相扣，形成了一种“三角结构”，这更清楚地明确了一件事，即所有对文化变迁与政治变迁所怀抱的希望，都会落空。因此，一个加速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必然需要交代这种概念框架当中可能的（极端）无力感。^[16]

四、为什么要谈加速而不是减速？

在描绘了社会加速与社会减速之间的关系本质之后，有个基本问题会浮现出来。上述曾提到，有两种一般的可能性是可以想见的。第一，加速力与减速力大致上处于平衡状态，所以我们会发现社会时间模式当中加速力与减速力这两者，没有哪一个会清楚且持续地压过另一个。第二，系统地来看，加速显得比减速还重要，所以这两者的平衡，实际上是更倾向于加速的力量。如果将减速范畴视为社会加速的额外部分，或是对加速的回应 ，那么这两者就更有可能是不对称的。现在，我在本书中想论证第二种观点才是正确的，即便很难经验地证明这种观点。

我的论点基于以下两个假设：第一，上述所列举的减速范畴对于所有当代重要的社会现象来说并不是都那么重要。第二，在所有的减速形式当中，没有一个能跟现代加速趋势有真正且结构性的不分轩轾的抗衡之力。让我们来仔细检视第二个假设。

上述范畴（一）和范畴（二）的减速现象，表示的是社会加速的（抑制性）限制，而完全不是反抗社会加速的力量。范畴（三）的减速仅仅是加速的副作用 ，是加速力的派生物、从属于加速力。范畴（四·1）仔细来看，所指出的是加速过程本身的要素，或是（进一步）让加速过程得以可能成立 的条件。对生活速度的提升的有意抵抗，以及减速意识形态［亦即上述的（四·2）减速范畴］，显然是对加速压力的回应 。如前文所指出的，所有现代性的主要趋势，都会遭到有意的抵抗，而且现在的主要趋势在未来也不见得还会存在，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反抗形式都被证明只是昙花一现，且最终徒劳无功。因此，唯一不属于派生的或残余性的减速形式，就是范畴（五）所描述的那种。不过实际上这个减速面向似乎内在于现代加速当中，与加速是互补的。它是所有具有现代化特质的进程都会产生的矛盾。就像个体化 让人们害怕大众文化 与大众社会 ，因为大众文化与大众社会根绝了“真正的”个体性。征服自然 的同时人们害怕会毁灭自然 （或被自然毁灭 ），理性化 让人们害怕整体非理性 或铁笼 的增长，以及最后社会分化 让人们害怕社会的解体 （参阅Rosa, 2005a: 105ff.; van der Loo/van Reijin, 1997）。以此而言，“极点惰性”（Virilio,2002）并不是加速的对立趋势，只是加速的内在性质 。

伴随着现代社会而来的，还有人们会害怕在高速社会当中原地踏步。这种对于在高速社会中的原地踏步所感到的恐惧，会造成一些文化疾病，例如冷淡漠然、抑郁、厌世、神经衰弱 ，或当今各种压力 形式。我认为，之所以产生或强化了这种对原地踏步的恐惧，是因为个体生活或社会世界（亦即个体的或集体的历史 ）当中的变迁与动力，已经不再是有意义的、有方向的发展性要素，亦即不再是进程的要素，而是无头苍蝇般“狂乱的”变化。一般讲到动态变迁 ，是指变迁的各阶段集结成一个成长的、进程的，或历史的（叙事）故事。而之所以会说原地踏步，则是因为各个变化、转型、转变的阶段彼此之间令人感觉像无头苍蝇般随机、断裂。这样一来，人们会感觉到事物虽然改变了，但是并没有“朝向任何地方”发展。因此，在个人层次上会造成压力疾病的，也会在集体文化时间感知层次上带来“（朝向）历史的终结”的感觉。就我的观点来看，所谓“古典”现代性已经转变成“晚期”现代性，主要就是意指人们体验到文化已经从有目标方向的变迁（进程），转变成狂乱片段的单纯改变（参阅Rosa,2005a:428ff,Rosa,2007）。

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确定，减速力量的状态、重要性、功能，在面对主流的社会加速力时都是次要的。现代社会中，加速与减速之间有无可否认的结构性不对称，现代化的确可以被诠释为一种朝向社会加速的过程。

五、重要之处何在？加速与我们“在世存有”的变化

如果到目前为止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现代社会学理论需要关注加速，理由就显而易见了。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时间模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改变，那么我们对现代性与现代化过程的理解就是不充分的。更有甚者，如果我们一直忘了加速动力就是现代社会的核心，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现代性到底关涉什么事。但是，为什么社会加速对于社会哲学，亦即对于规范条件、现代生活的质量与潜在病状的分析来说，是如此重要呢？

我会说，这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第一，现代社会不是通过显著的规范准则，而是通过时间规范的隐性规范力 ，来进行调节与相互合作，像是截止日期、日程表、期限等形式。况且，就如我将在第九节呈现的，加速力就算是自然给定的，且不是那么清晰，也完全与政治化无关，但仍然会对现代社会主体施以持续的压力，使得这种力量某种程度上可谓是一种加速极权主义。

第二，现代加速体制大部分都隐藏在行动者背后，转变了我们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亦即改变了我们与伙伴、与社会（社会世界 ）、与时间空间，以及与自然、与无生命对象的世界（客体世界 ），最终与人类主体形式（主体世界 ）、与我们“在世存有”等等之间的关系（请参照图5对科技加速 的转型力量的图解）。在全部这些情况当中，诸种关系产生了改变，甚至让速度在提升之后造成许多问题。但如果现代性和启蒙给予我们的承诺与计划，是在人类思考与确认“什么是人类”的过程当中，以及在向个体与集体承诺人人都应享有自主性的过程当中不断积累起来的，那么社会哲学当然就需要关注这个越来越自成一格的过程。然而有许多学者，虽然也是整天在思考生活质量、正义社会原则、现代生活病状，但都忽略了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