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封建主义"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300328508" library_document_id: "06dd97ec-cce5-45df-9acf-40e36f07dab3" source_sha256: "cebce734a172a173bbb0e6f9c6a8a2a062d789d7e4a624a3f5df4b046d7ec13e"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259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5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06dd97ec-cce5-45df-9acf-40e36f07dab3?start=5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06dd97ec-cce5-45df-9acf-40e36f07dab3.md?start=5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06dd97ec-cce5-45df-9acf-40e36f07dab3.md?start=4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06dd97ec-cce5-45df-9acf-40e36f07dab3.md?start=60&limit=10" --- # [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封建主义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0 | PRINTED_PAGE=010 技术封建主义 种世界观结合了激进的个人自主权追求与每个人在全球范围内分享的创造力，而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授权或从属。这项壮举解释了为什么当时参与另类社区媒体或计算机俱乐部被视为参与同一场争取真正民主的斗争。这种解读框架也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加州对信息通信技术的狂热似乎延续了之前十年学生们大规模参与的社会运动。这是将以社会为基础、反对权威的反主流文化理想投射到全球层面，赋予技术增强型个体摆脱大企业和大政府的能力。 斯图尔特·布兰特：从《全球概览》到全球商业网络。到了2010年代中期，60年代的技术自由主义的理想还零星地存在着，像化石一样。当谷歌（Google）高管声称，数字技术将“把权力从国家和制度分散到个人手中”时，他们只是重复了麦克卢汉五十年前做出的承诺。①但他们所处的世界与当时那个追求解放的时代已经截然不同。如今，技术乐观主义常常与右翼的政治动机联系在一起。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州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的部分精神通过几座“桥梁”重振了保守的思想。其中，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的轨迹具有代表性。②他出生于 ① Eric SCHMIDT et Jared COHEN, The New Digital Age. Reshaping the Future of People, Nations and Business, Murray, Londres, 2014, p. 6. ② Stewart BRAND, «Bio ... », sb. longnow. org (site personnel); Fred TURNER,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Stewart Brand ,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2010. 010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1 | PRINTED_PAGE=011 1938年，1960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生物系，随后去服兵役，之后回到旧金山学习设计和摄影。在那里，他组织了1966年1月令人难忘的特里普斯音乐节。成千上万的人涌向音乐节活动现场，参加“酸测试”\*，观看“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乐队的摇滚表演和迷幻电影等多媒体盛会。1968年，布兰德参加了后来被称为“所有演示之母”的计算机演示活动，这次活动由斯坦福研究所的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主持，其间演示了后来构成个人电脑基础的主要设备，包括鼠标、文字处理机、浏览器窗口、超文本链接等。 布兰德还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从太空拍到的整个地球的照片，以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在一次前往嬉皮士社群的公路旅行中，他出版了《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ue)，列出了他认为有用的所有物品以及获得这些物品的方法。这本书大获成功，成为当时“自己动手”(do-it-yourself)精神的象征。在创办了其他出版物之后，1985年，布兰德与他人共同创办了最早的在线论坛之一“全球电子链路”（Whole Earth‘Lectronic Link，WELL)，并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ediaLab）的客座研究员，还为壳牌公司(Shell）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等大型跨国公司举办了一系列讲座。1987年，他成为全球商业网络（Global Business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酸测试”是指20世纪60年代中期主要在旧金山湾区举办的一系列迷幻文化派对，它们以迷幻剂（如LSD）为主题，将其作为一种实验性的心灵和社会文化探索工具。直到1966年10月6日，ISD迷幻剂在加州才被认定为非法。——译者注 01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2 | PRINTED_PAGE=012 Network）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一家位于伯克利的咨询公司，旨在帮助企业抓住技术和社会变革带来的机遇，实现“可持续增长，共创美好未来”①。从那时起，他就致力于长线思维的会议和出版物，并在其中普及了支持地球工程和核能的论点。 斯图尔特·布兰德的生平生动地说明了从嬉皮士社群到支持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推动变革的转变，这一转变在20世纪90年代初呈现出有机特征，其背景是加州政治结构性问题的“右转”②。正是在1993—1995年间，以《连线》（Wired）杂志、进步与自由基金会（Progress &Freedom Foundation） 及共和党政治家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为核心的反主流文化技术爱好者网络与商界和共和党新右翼之间结成了真正的联盟。③由此，便形成了一种对新计算机文化潜力的保守解读。 保守的结晶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形势一片灰暗。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出版了一本名为《期望越来越低的时代》(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 的书，他在书中得出了一个令人失望的结论。④美国的经济不再像前几代人那样取得理所当然的进步。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已成为常态，购买力下降往往成为现实。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造成这种悲观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低下。确实，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有句名言：“计算机无处不在，除了统计数据中。”然而，资本市场却出现了复苏的迹象。自1992年以来，首次公开募股数量和初创企业筹集的资金大幅增加。①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构成了正在发生的意识形态转变的背景。 技术封建主义 ① Global BUSINESS NETWORK, «GBN: where we started», en ligne. ② Richard WALKER, «California rages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New Left Review, n° 209, 1995, p. 42. ③ Fred TURNER, From Counter Culture to Cyberculture, op. cit., chapitre VII. ④ Paul R. KRUGMAN, 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 US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90s, MIT Press, Cambridge, 1990. 01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3 | PRINTED_PAGE=013 从1993年成立到2010年解散，进步与自由基金会是与数字革命相关的右翼意识形态结晶的关键参与者。该组织由微软（Microsof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索尼(Sony)、甲骨文（Oracle)、威望迪（Vivendi)、谷歌和雅虎（Ya-hoo!）等大型信息、通信和媒体公司资助，它的使命是结合经典保守主义观点和对数字革命的热情赞美，影响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舆论对技术问题的看法。②1994年8月23日至24日，进步与自由基金会在亚特兰大举办了一次题为“网络空间与美国梦”（Cyber-space and the American Dream）的会议，并发布了《知识时代的大宪章》(A Magna Carta for the Knowledge Age，简称《大宪章》)。埃斯特·戴森（Esther Dyson）、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和乔治·基沃思（GeorgeKey-worth）是这份文件的共同起草者。前三位都拥有评论家和投资者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Benedict EVANS, «US tech funding», blog, 2015, fig. 19. ② « The Progress & Freedom Foundation», présentation en ligne. 01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4 | PRINTED_PAGE=014 技术封建主义 的双重身份，他们游走在科技界和商界之间，偶尔还会出现在《连线》杂志上。和进步与自由基金会一样，《连线》杂志创办于1993年，它从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探讨新技术。它是普及加州意识形态的主要新闻媒体。第四位作者乔治·基沃思曾经担任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an）的科学顾问，彼时正为基金会工作。他们共同起草了这份被视为真正宣言的文本，并将产生重大影响。以下是该文本的内容。① 《大宪章》一开始就采纳了几十年来流行的观点，即信息时代将取代农业和工业时代。②因此，20世纪的主要事件就是“物质的衰落”： 在技术、经济、国家政策领域，物质意义上的财富已经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在任何地方，心灵的力量都会战胜物的蛮力。 ① 除非另有说明，本节其余部分的所有引文均摘自：Esther DYSON et al.，«Ie cyberspace et le rêve américain: une Magna Carta pour l'ère de la connaissance. Une vision du futur» [1996], trad. Michel Bourdeau et Stéphane Marchand, Cahiers philosophiques, vol. 2, n° 141, 2015, p. 111-129。 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作者预测新的信息时代即将来临。参见：Alain TOURAINE, La Société post-industrielle , Denoël, Paris, 1969; Zbigniew BRZEZINSKI, Between Two Ages. 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 The Viking Press, New York, 1970;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Basic Books. New York, 1973; Alvin TOFFLER. The Third Wave, William Morrow & Compagny, Londres, 1980; Simon NORA et Alain MINC, The Computerisation of Society,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1980; Ithiel DE SOLA POOL, Technologies of Freedom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3。 014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5 | PRINTED_PAGE=015 潜在的动荡巨大，因为“网络空间就像一个真实普遍的电子生态系统”。我们的思想被软件主导，它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土，一片人人都能探索的“知识的领土”。 然而，为了让新的知识时代兑现承诺，必须放弃过去的态度。“它还赋予先进民主国家领导人一项特殊责任，要促进、加速和解释这一转变。”这样也好，因为《大宪章》的目的正是为他们提供完成这一使命的指导方针。《大宪章》在描述性和规定性之间表现出反复矛盾的心理。它同时分析并要求国家的退出、竞争的加剧和伟大的企业家队伍，为人类的紧迫问题也更直接地为美国的困难带来技术解决方案。这让我们想起让-皮埃尔·利奥德（Jean-Pierre Léaud）在菲利普·加瑞尔（Philippe Garrel）的影片《爱情诞生》(La Naissance de l’amour）中的台词： 实际上，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只知道你想要什么发生，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1917年，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并没有说：“我们要进行革命，因为我们想要革命。”他们说：“革命的所有条件都具备了，革命不可避免。”他们发动了革命，如果没有他们，革命就不会发生，如果他们没有认为革命不可避免，仅仅因为他们想要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①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Philippe GARREL, La Naissance de l'amour, 1983. 01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6 | PRINTED_PAGE=016 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大宪章》的作者以同样的姿态做出宣布和规定。他们的第一条“法令”涉及现代生活的核心机构—官僚组织的消亡。近一个世纪以来，热爱自由的人们一直遭受着与大批量工业社会相关的从众霸权的困扰，如今他们要复仇：“新的信息技术意味着多样性的经济成本（无论是对产品还是对人）趋近于零，从而使我们的机构和文化‘分众化’。”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都无法驾驭”新社会世界的复杂性。除了废除计划，国家还应大规模退出。《大宪章》预测：“第三次浪潮中的政府将比现在的政府小得多（也许缩小50%或更多）——这是从工业时代的中央集权结构向第三次浪潮分散的、去中心化的机构转变的必然结果。” 这四位作者探讨了相当原始的技术决定论。早在19世纪末，许多人就认为电力的出现将使手工业重新受到青睐。由于可以获得分布式能源，手工业将再次与拥有自己能源的大型工业单位竞争。①1993年，在接受《连线》杂志采访时，乔治·吉尔德将互联网视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的“自发秩序”的隐喻。他认为，网络表明，“在没有纪律控制制度的情况下，也能形成一个密集的服务网络。当所有端点都有大量智能时，网络本身就会非常简单”②。 技术封建主义 ① Philippe DOCKÈS et Bernard ROSIER, L'Histoire ambiguë. Croissance et développement en question, PUF, «Économie en liberté», Paris, 1988. ② Kevin KELLY, «George Gilder: when bandwidth is free», Wired, 1er avril 1993. 01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7 | PRINTED_PAGE=017 在《大宪章》中，除了这种直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网络空间由不断变化的市场组成。技术进步的影响产生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使我们成为赢家或输家。他以美国的计算机行业为例。1980年，该行业由少数几家大公司主导。十年后，从IBM开始，它们的市场份额出现了惊人的崩溃。这场动荡最初被认为是美国衰落的征兆，但事实上却预示着相反的结果。随着个人电脑的出现，面对亚洲和欧洲的竞争对手，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开始复苏： 随着从大型计算机到个人电脑的转变，一个巨大的新市场诞生了。该市场的特点是激烈的竞争，准入门槛低。数十家初创企业与成熟的大公司展开竞争，最终获胜。 教训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之所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是因为它能够在国内市场上保持充满活力的竞争。因此，“如果要制定‘知识时代的产业政策’，就必须消除竞争壁垒，大规模放松对电信和计算机产业的管制，使其不断发展壮大”。从而，政府的主要目标必须是允许这种充满活力的竞争蓬勃发展，甚至是刺激这种竞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保持惰性状态。为了展开第三个层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017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8 | PRINTED_PAGE=018 技术封建主义 面的论证，作者们请出了自由主义偶像安·兰德（AynRand)。①政府必须创造明确且可执行的产权，这是市场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创造新的网络空间环境意味着创造一种新的财产形式，即创造使人们受益的商品（包括思想）的新方法。”知识产权、电磁频率和基础设施网络都是需要纳入财产网络的新对象。他们解释说，底线是“人民所有权的关键原则私有财产应推动所有讨论。网络空间不属于政府，而是属于人民”。换句话说，只有私有财产才有权获取网络空间，但这需要政府采取积极行动来界定这些新权利。 对安·兰德的提及意义重大。她是讽刺小说家，1982年去世，她的著作销量达数千万册，其思想在美国极具影响力。这些思想的主旨是将精神领袖与大众追随者对立起来。②当《大宪章》的作者谈到要建立新的财产权时，他们指的是网络空间这个新的“黄金之国”的“精神领袖”的财产权。硅谷的企业家们乐于用兰德式英雄的镜子照出自己。①他们看到了令人兴奋、光荣优越的景象。他们珍视的“颠覆”概念与兰德珍视的一切紧密相关，是敢于冒险、领先他人、完全依靠自己的直觉塑造未来的能力。秉持着熊彼特式的创新精神，“颠覆”概念的破坏性一面被完全忽略了，因为它意味着为了创新而颠覆既有规则。从谷歌到优步（Uber）和脸书，硅谷公司毫不犹豫地在一切法律框架之外行事，甚至违背现有规则，以既成事实的方式强加自己的创新。② ①来自兰德的引文很有意思，尽管它发表于1964年，那时还没有新公司理论的主要成果，但它预见到了这些理论帮助建立的、《大宪章》所主张的所有权意识形态：“政府有责任保护个人的权利，特别是制定法律来确立和仲裁这些权利。政府有责任界定个人权利如何适用于特定的活动领域—是界定（即确定），而不是创造、发明、给予或征用。在石油权、领空权等问题上，经常出现如何界定财产权适用范围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政府都遵循适当的原则，它寻求保护所有相关的个人权利，而不是废除这些权利。”载于： «Le statut de la propriété des ondes aériennes»，Objectivist Newsletter，avril 1964。 ② Slavoj ŽIŽEK, «The actuality of Ayn Rand», The Journal of Ayn Rand Studies, vol. 3, n° 2, 2002, p. 222. 018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59 | PRINTED_PAGE=019 乔治·蒙比亚特（Georges Montbiot）一针见血地指出，安·兰德的哲学是“战后时期最糟糕的哲学之一。它宣扬自私是善，利他是恶，移情和同情是非理性的、具有破坏性的。穷人应该死，富人应该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①。正是这种哲学启发了加州许多企业家的意识形态，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大宪章》概述的历史使命———创造一个基于“美国理念”永恒真理的新文明。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2015年，优步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用安·兰德的畅销书之一《源泉》（The Fountainhead）的封面作为自己的推特头像。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称，彼得·蒂尔（PeterThiel）公开表达过他对安·兰德和史蒂夫·乔布斯的钦佩，认为《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是指导他一生的一本书。参见： Jonathan FREEDLAND, «The new age of Ayn Rand: how she won overTrump and Silicon Valley»，The Guardian，10 avril 2017。在亚当·柯蒂斯(Adam Cur-tis)的纪录片《一切都被慈爱的机器注视着》(All Watched Over by Machines of LovingGrace）中，约翰·麦卡斯基（John McCaskey）谈到了他20世纪90年代在加州作为计算机企业家的经历：“我真的感觉自己像一位安兰德式的英雄，我是其中一位。我正在建造天堂。我独立思考，我很理性，我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自豪。”另参见：DianeAN-DERSON, «Tech titans turn to "The Fountainhead" for comfort», CNN. com, 13 juin2000。 ②该论点的核心是，在新的数字世界中，由于竞争本身会淘汰劣质参与者，因此完全不需要法律法规来监管服务（例如酒店规定、食品安全、出租车等）。公众唯一需要的保护就是自由市场。参见：Paul Bradley CARR，«Travis shrugged：the creepy，dan-gerous ideology behind Silicon Valley's cult of disruption», Pando. com, 24 octobre 2012. 019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06dd97ec-cce5-45df-9acf-40e36f07dab3.md?start=6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