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封建主义

显然，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也不能用去金融化的脱虚向实的解释来理解高科技公司已超越金融公司，让资本主义经济转向了实体经济，而资本主义的巨大泡沫危机已经化解，可以在数字实体经济的地面上平稳着陆。对于这个问题，迪朗没有继续在金融化问题上纠缠，而是转向了一个新的领域。他看到了在金融化后期，随着虚拟资本的增加，诞生了一种无形资产，而新的资本主义形式正是在这种无形资产的基础上增殖和获利的。不过，如果我们要从理论上理解无形资产的问题，我们需要回到一个历史现象，即加州意识形态和“硅谷共识”的诞生。

什么是加州意识形态？按照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Barbrook）和安迪·卡梅伦（Andy Cameron）的说法：“这种意识形态是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反主流文化（本身植根于政治激进主义的沃土）与加州新企业家对自由市场原则的热情拥护相结合的产物。”①那么，从这个表述可以看出，加州意识形态一开始是作为一种反抗精神出现的，这种精神出现在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所提出的“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身上，他们用一种颓废和虚无的精神即嬉皮士（hipster，意为爵士乐迷）精神抵抗工商业资本主义和科层官僚制的统治，带有牙买加黑人色彩的雷鬼音乐、披头士的摇滚乐、朋克文化都成了他们的精神象征。用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学者迪克·赫伯迪格（DickHebdige）的话来说就是：“为了重构朋克亚文化的真实文本，追溯其颠覆性实践的源头，我们必须首先找出致使亚文化呈现怪异气质的‘生产性意识形态’。……这些亚文化都是对一整套商品、价值、常识态度的奇观式改造。某些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青年群体，正是通过这些文化改造形式重申了对主流价值观与主流体制的反抗。”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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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流的西方青年亚文化类似，加州青年也侵染了这种亚文化的氛围，而且当时加州尤其是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城市，就是“垮掉的一代”的青年亚文化集中地，不过与欧洲的亚文化走向文学和艺术不同，加州的青年亚文化，尤其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为代表，走向了科技精英的创新型文化。迪朗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即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Brand)。布兰德出生于1938年，1960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生物系，随后去服兵役，之后回到旧金山学习设计和摄影。布兰德的贡献包括参加了后来被称为“所有演示之母”的计算机演示活动以及出版了《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ue)。他在《全球概览》中列出了他认为有用的所有物品以及获得这些物品的方法，该书成为当时“自己动手”（DIY）精神的象征。1985年布兰德与他人共同创办了最早的在线论坛之一WELL，并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客座研究员，还为壳牌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大型跨国公司举办了一系列讲座。1987年，他成为全球商业网络（Global Business Network） 的创始人之一。布兰德可谓美国科技精英中的精英，他从反抗主流文化的“垮掉的一代”中走出来，成为科技创新型人才的象征，并在80年代成为科技创新企业的明星。用迪朗的话来说：“斯图尔特·布兰德的生平生动地说明了从嬉皮士社群到支持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推动变革的转变。”也就是说，对于加州的60年代的青年亚文化来说，当时具有反抗精神的嬉皮士一跃成为20世纪末的科技新贵，并成为另一种新的“保守”力量。

推荐序 技术封建主义假说及其悖谬

① Richard Barbrook and Andy Cameron,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Science as Culture, vol. 6, no. 1, 1996, pp. 44 – 72.

② 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修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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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代表着，美国60年代的加州青年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嬉皮士精神和朋克精神，在本质上就是精英青年的反抗，他们反抗的是当时凯恩斯主义下的工业资本主义贵族和官僚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用所谓的朋克文化解构了总体化的资本主义治理模式。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曾经反抗资本主义的朋克青年，在80年代之后，迅速拥抱了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面以哈耶克、米塞斯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文学领域，他们更为欣赏的作者是从俄罗斯流亡美国的作者安·兰德（AynRand)。在那个年代安·兰德的小说中的男主角都带有一种特定的模式，即英武帅气，有责任感，有开拓精神。换言之，安·兰德用她的小说塑造了一种“精英男士”的形象，成为80年代美国新自由主义文化精神的象征。可以说，无论是布兰德，还是安·兰德笔下的“精英男士”，都成了后来加州意识形态神话的重要蓝本，我们可以从乔布斯、比尔·盖茨、贝索斯、马斯克、扎克伯格等人的传记和报道中看到安·兰德“精英男士”的影子。所谓60年代的加州意识形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直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成功创业型精英的标准配置。他们一般都是从名校理工类专业毕业，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拥有一家创新型企业（独角兽企业），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神话。一旦这个神话结晶成型，他们便成为新的保守派，表面上他们代表着革新和创造，但实际上他们成了普通人甚至是传统资本家不可跨越的阶层。他们在湾区，在硅谷，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经营着他们的神话。他们集精英科技学者、创业型企业家、文化明星于一身，成为全世界各地科技人才向往的目标，从东京、香港到巴黎，从孟买到约翰内斯堡，几乎所有国家的新型科技人才都将这种带有加州意识形态的形象的神话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换言之，当年那个从工人阶级努力奋斗获得成功的古铜色的“美国梦”，已经被置换成科技精英的闪耀着钻石般光芒的加州版“美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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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优步的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Kalanick）用安·兰德的畅销书之一《源泉》（TheFountainhead）的封面作为自己推特头像的原因吧，因为这种“精英男士”形象已经成为全世界企业家和新贵的象征。这种精神象征的集合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硅谷共识”，它已经取代工业文明时代的“华盛顿共识”。今天，无论是韩国的首尔、印度的班加罗尔还是埃及的开罗都在建设自己的硅谷，这也足以说明加州意识形态和“硅谷共识”神话的巨大全球影响力。不过，我们不要忘了，正如迪朗所说，加州意识形态和“硅谷共识”其实都是保守的资本主义思想，在这些精英人士的奋斗期，代表着对之前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反抗，一旦他们登上了“王座”，他们就变成了这个世界最保守的力量。正如迪朗所看到的：“硅谷共识”背后的驱动力在于，在利用加州经验的感召力的同时，赋予数字技术的应用以意义。硅谷—或者说被施了魔法的硅谷表象—是新资本主义的展示窗口。”简单来说，“硅谷共识”和加州意识形态只是一种遮蔽了真实资本主义运动的魔法，这种魔法本身不会赚钱，就像魔术师不可能真的变出一只不存在的鸽子。那么，我们要洞悉今天资本主义的奥秘，就不能追随加州意识形态的神话，而是需要扯开其背后的幕布，看一看数字技术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经营的，即它们一本万利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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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形资产租金与掠夺式积累

对于那些加州科技新贵和所谓的科技新创公司，我们不能从所谓的加州意识形态和“硅谷共识”角度来认识他们的成功，因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诞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将这些加州高科技公司的创业者的成功描绘为他们依赖于自己的高科技教育、创新精神和独特人格魅力缔造了诸如马斯克、贝索斯、卡兰尼克、比尔·盖茨、乔布斯等神话，仿佛一旦具有了这些人格特质，一个人就自动地具有创建上亿美元资产公司的先决条件。但人格魅力不会自动获得利润，神话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利益和回报。因此，这些在21世纪最初二十年里登上《福布斯》排行榜前列的高科技公司真正的收益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了。

那么他们究竟如何获得收益？在迪朗的《技术封建主义》出版之前，斯洛文尼亚的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就曾经指出这些高科技新贵获利的奥秘。齐泽克指出：“通过公有财产私有化而出现的新巨型公司（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证明，我们今天正在目睹新封建主义、封建资本主义的崛起。通过控制我们的公共资源，新领主（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的行为类似于封建主。……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雇佣工人通过生产商品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领主则不同，他们通过垄断、胁迫和地租攫取价值。…数字平台是新的水磨坊，亿万富翁是新的领主，成千上万的工人和数十亿用户是新的农奴。这就是苹果、微软、脸书和谷歌的运作方式。我们保留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但选择的范围则由将我们公共资源的特定部分私有化的公司决定：我们通过谷歌搜索我们需要的任何信息，我们通过脸书自由决定我们的公共身份，等等。这些巨型公司试图将我们的未来殖民化（盖茨经常提出组织我们未来生活的计划），甚至将外层空间殖民化（马斯克拥有许多卫星，并计划在火星上建造定居点）。”①换言之，人们发现，这些科技新贵之所以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并不在于他们进行了科技创新，也不在于他们开拓了人类的未来，而是在于他们占据了新的领地，不断从中收取租金。这也是后来雅尼斯·瓦鲁法基斯和约迪·迪恩对当代高科技新贵的判断，认为他们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进行“新圈地运动”的封建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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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塞德里克·迪朗采用了另一种解释方式，他对技术封建主义的关心，并不在于一种高科技产业缔造出来的新领地，例如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提出的“领云”②。迪朗采用的是无形资产分析，迪朗对无形资产的界定是，无形资产“是计算机代码、设计、数据库或程序，可以无限复制而不失其内在品质。这些都是非竞争性资产”。在前数字时代，无形资产主要表现为各种出版物、文化产品以及知识产权之类的产品。但数字化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让无形资产嵌入社会体制的程度和广度大幅度提升，今天的无形资产已经不限于在有限范围传播的文化产品和知识产权，而是一整套陪伴我们学习、生活、生产、创新的无形环境。例如，当我们想看某个影片的时候，会点开网飞或优酷的界面，而在需要玩游戏的时候，会打开Steam的应用。与之对应的是，如果一个动画设计师和游戏设计师想开发一个新游戏，就离不开 Unreal Engine、Processing等虚拟引擎和开发工具，而人工智能的工具开发也离不开一系列AIGC工具。现在的问题是，今天我们在网络世界中的所有活动都不得不依赖于各种工具和应用来进行，当然，这些工具和应用都不是免费的，我们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这些费用并不是购买软件的费用，而是租金，我们相当于向工具和应用拥有方缴纳类似于封建时代的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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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lavoj Žižek, Heaven in Disorder. New York: OR Books, 2021, p. 122.

② 对于本杰明·布拉顿提出的“领云”的更详细分析，可以参见：蓝江.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哲学反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169-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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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基础上，迪朗进一步将无形资产的租金划分成了四种不同的形式：

（1）知识产权租金。这是最容易理解的租金形式，在数字化和网络时代之前，就存在着这种租金形式。一家开发公司不会用自己发明的专利去生产产品，于是将专利许可给他人使用，而其他愿意生产产品的企业则需要向这家公司缴纳专利费，专利费就是知识产权租金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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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垄断租金。迪朗所说的“自然垄断”这个词的核心在于垄断，而不是自然。原因在于，互联网时代对空间的重组让更多资源和无形资产被垄断在少数平台企业手中，因此，对应这种垄断，自然就形成了租金机制。其中，迪朗举的例子是美国的铁路网，“即市场结构本身是三种要素作用的结果网络互补性、规模经济和沉没投资。以铁路网为例，铁路网的覆盖面越广，作用就越大（网络互补性）；然而，铁路网的组织涉及固定成本（规模经济)；最后，铁路线一旦建成，就不可能再收回投资（沉没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由一家公司管理比开放竞争的市场更经济实惠”。铁路这种投资具有垄断的规模效应，与之类似的还有全球的物流系统和物联网体系，并且这些投资都是沉没投资，不可能在市场上反复交易这些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唯一的获利方式就是对使用这些基础设施的单位收取租金。但是在数字时代，从铁路网到物流网，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自然垄断租金，即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租金。各国的通信公司经营着各种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例如海底电缆），使得通信网络实现从4G到5G甚至到6G的升级。要知道，未来的人工智能产业以及元宇宙、智能驾驶、智能家居等智能化产业都需要依赖于这些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因此像美国电话电报公司、T-Mobile等公司自然地向所有使用这些设施的企业和个人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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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垄断租金。

（3）无形资产的级差地租。级差地租是源自威廉·配第、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后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讨论。级差地租的来源是，土地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每一片土地由于肥沃程度和地理位置的差别而会呈现出收益上的级差。因此，地主自然会对收益更高的土地收取更高的地租，对次级土地则征收相对较少的地租。这种更肥沃的土地被马克思定义为“第Ⅰ级土地”，第Ⅰ级土地之所以能产生级差地租，是因为它们会产生相对于其他土地的“超额利润”。马克思对级差地租的描述是：“在配第的著作中，我们也看到关于级差地租的最初概念。他不是从同样大小地段的不同肥力引出级差地租，而是从同等肥力的地段的不同位置、从它们对市场的不同距离引出级差地租，大家知道，后者是级差地租的一个要素。”①迪朗之所以在《技术封建主义》一书中提及级差地租，就是因为在数字时代的产业链和生产中，也存在着巨大的“超额利润”。例如，一家公司如果能加入苹果公司的产业链，就意味着其在业界地位的提升，也意味着其产品具有质量保障和信用保障，因此，这家公司将获得更高的市场收益。换句话说，在不在苹果公司的产业链之内，会产生收益的级差，自然，苹果公司就会向进入苹果公司产业链的企业收取所谓的无形资产的级差地租。同样的例子还有TikTok的直播平台，在TikTok上直播和在其他平台上直播，主播获得的关注度和粉丝量是不一样的，那么TikTok就可以向在其平台上直播的主播收取相应的使用平台的级差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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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卷.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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