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封建主义

技术封建主义

① 2023 年2 月 Similarweb的“最受欢迎网站排名”，参见维基百科：«List of mostpopular Websites», Wikipédia, 6 avri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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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强烈地感受到了美国新经济的繁荣。随着单一市场的建成和单一货币的发行，精英们意识到，专门从事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产业活动的欧洲经济正在远离技术前沿，美国则在拉近与技术前沿的距离。在大多数国家当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的领导下，“里斯本议程”获得通过。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方面结合了市场自由化改革（包括劳动力市场）以及正统的预算政策，另一方面又明确表达了支持研究、教育和培训的愿望。然而，前者很快占据了上风，创新政策从属于新自由主义框架。对于参与讨论的进步经济学家来说，无疑被泼了一盆冷水。由于没有社会力量被动员起来捍卫自己的立场，政治博弈使大公司自然偏爱劳动力的灵活性，偏爱国家不干预它们的投资政策。①埃利·科恩（ElieCohen）认为，正是这种转变解释了欧洲相对的技术滞后：

2000年代，欧洲大力推行放松管制和自由化的计划，导致欧洲国家的冠军企业（阿尔卡特、西门子、诺基亚、飞利浦、意法半导体、英国电信、德国电信、意大利电信等）被削弱。与此同时，中国从零开始建立了强大的电信、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业。韩国通过政府对网络的大力投资和工业参与者的持续努力，成为全球移动多媒体领域的领导者之一。美国则不断重塑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在互联网（谷歌和脸书）、信息技术服务（IBM）、个人电脑（苹果）和软件（微软、甲骨文）等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①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监管主义者本杰明·科里亚特（Benjamin Coriat）和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以及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家之一吕克·索特（Luc Soete)。关于批判性的陈述，参见：Bruno AMABLE，Structural Crisi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Modern Capitalism. French Capitalism in Transition, First/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Oxford, 2017, p. 11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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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竞争的狂风，欧盟拒绝进行任何行业干预，也无法对科研和教育进行足够的投资。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几十年来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产业优势逐渐消散，却没有新的优势取而代之。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上的新兴力量正在采取战略性政策，加速在创新领域的技能积累。这与同期欧洲发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欧洲，人们选择让企业独自掌握创新的主动权，并禁止国家干预改变竞争的力量。然而，这意味着，一方面，对研究的公共资助必须保持在市场应用的上游；另一方面，对创新的支持必须是无差别的—所谓的“横向政策”。

以法国为例。当局不得不放弃建立部门和重大项目的逻辑，在此之前，这一直是法国创新体系的核心。诚然，这导致了一些明显的失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启动的旨在创建法国计算机工业的“计算”计划，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重重的成功，比如核工业。但是，如果没有它，法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在20世纪70年代迎头赶上。做研发可以抵免税收，这是新方法的典型工具。这一通用制度让企业可以完全控制支出类型，目的仅仅是支持和鼓励企业自发的研发工作，由公共机构承担部分费用，从而鼓励企业提高研发支出水平。这种手段的成本极高，2008一2014年间，法国每年的成本约为50亿欧元，而且会产生暴利效应，企业会别出心裁地将本应由它承担的支出算作创新支出。大多数实证研究表明，该计划其实不会对研发产生任何连锁效应，也不会增加专利申请数量。①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项缺乏战略思维的公共资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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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Élie COHEN, «Stratégie de Lisbonne: l'’avenir d'un échec», Regards croisés sur l'économie, vol. 11, n° 1, 2012, p. 12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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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欧洲创新支持政策背后的新理念，并把握所犯的判断错误，我们必须回到1994年。当时，在大西洋彼岸形成的加州意识形态以一份题为《欧洲与全球信息社会》的报告形式在欧洲大陆传播。该报告由当时的内部市场和工业专员马丁·班格曼（MartinBangemann）指导撰写，并得到了十八家大公司董事的帮助。报告描述了一场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它希望欧盟相信市场机制能够进入这个新时代：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Evens SALIES, «Études d'impact du crédit d'impôt recherche (CIR) : une revue de la littérature», Rapport à l'attention de Monsieur Thierry Mandon, secrétaire d'État chargé de l'E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t de la Recherche , MENESR/OFCE, 2017. Voir également Jean-Pierre MOGA,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pour 2023: recherche et enseignement supérieur, rapport fait au nom de la commission des affaires économiques du Sénat, déposé le 17 novembr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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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部门的特点是发展迅速。市场将发挥主导作用，决定赢家和输家。鉴于相关技术的力量及其普遍性，市场只能是普遍的。政府的首要职责是维护竞争力量，创造有利于信息社会发展的长期政治氛围，从而使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需求能够推动增长。①

与信息技术相关的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由于它具有直接的普遍性，因此不能容忍民族国家任何形式的限制。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该报告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有利于竞争的积极行动建立适当的管理框架、努力实现标准化、实行内部和外部自由化，并加强知识产权。该报告反对任何“国家干预或保护主义”，并坚持认为必须由私人部门主动提供资金，因为公共部门被认为没有能力应对正在进行的变革。

事后看来，这个立场似乎很幼稚。中国、韩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不仅能够利用公共于预来支持它们进入数字时代，而且最重要的是，美国的领军地位绝不是自发市场力量的结果，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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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tin BANGEMANN, L'Europe et la société de l'information planétaire. Recommandations au Conseil européen ,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Bruxelles, 1994,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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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

硅谷的历史，乃至美国技术发展的历史与公共干预密不可分首先是军工综合体的干预，其次是航空航天领域的干预，艾姆斯研究中心就设在山景城，这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主要研究中心之一。在这个故事中，斯坦福大学的领导者在获得军事研究合同方面的想象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惠普、利顿（Litton）和瓦里安（Varian）等公司因军方订单而起飞，它们的电子仪器被用来制造雷达。20世纪60年代，军方仍然购买大部分新开发的半导体产品。①虽然随着20世纪70年代大众消费市场的发展，电子工业部分摆脱了政府订单的影响，但随着里根“星球大战”计划的实施，政府的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回升，同时，由于日本计算机的成功，政府采取了半保护主义措施。时至今日，国家通过有针对性的研究计划或军事命令进行干预，仍是美国创新活力的重要因素。在2013年出版的《创业型国家》（TheEn-trepreneurial State）一书中，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展示了公共项目在近几十年来所有重大创新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从互联网和基因组测序到触摸屏和地理定位。②该书揭开了创业者在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AnnaLee SAXENIAN,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 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4, p. 20-27. Ann R. MARKUSEN et al., The Rise of the Gunbelt. The Military Remapping of Industrial America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1.

② Mariana MAZZUCATO,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Anthem Press, New York,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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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过程中的神秘面纱，举例说明了苹果公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公共支出。最重要的是，这本书把战略思维问题重新置于创新经济学的核心，表明这不仅是研发支出的数额问题，将支出分配给机会最大的行业才是关键。这是对欧洲盛行理论的明确否定。欧洲领导人对硅谷神话信以为真，有意削弱了国家的创业职能，从而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旧大陆的社会和经济困难。

综上所述，对硅谷的广泛提及揭示了它本身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创业精神”让位于私人垄断的掠夺。对自主和个人创造力的颂扬，导致了计算机化的管理工具，加剧了工资隶属关系。地域两极分化、收益集中在少数“赢家”手中以及知识流通的障碍正在助长边缘化的动力，这既阻碍了创新，也妨碍了人们享受创新带来的潜在好处。随着发展，硅谷和更广泛的创新世界已经成为与最初取得成功的原则相悖的现实。这种演变如此明显，以至于背后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这使得今天对这一神话的政治动员完全不合时宜。乔纳森·哈斯凯尔(Jonathan Haskel） 和斯蒂安·韦斯特莱克（Stian Westlake）沮丧地指出，从那个时代继承下来的创新支持政策最终陷入了恶性循环：

为使经济蓬勃发展，决策者将努力创造信任和强有力的制度，鼓励开放机会，缓解社会冲突，防止有实力的企业沉溺于食利行为。但与此同时，高效的无形经济似乎会加剧所有这些问题，造成极具争议的不平等形式，威胁到社会资本，并催生出以保护无形资产为已任的强势企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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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共识”的裂痕证明了这一点。与人们的预测相反，伴随着数字技术崛起而加速的社会经济变革并没有催生新的资本主义青年。相反，不断积累的证据表明，这种生产方式正在退化。

重塑公共领域

经济重视增长、效率、选择和消极自由，政治则注重公共利益、平等公民权、民主合法性和人民主权。

$$
\begin{array} { r l r } & { } & { \frac { 1 } { 1 2 } , \frac { 1 } { 4 0 } , \frac { 1 } { 5 } , \frac { 1 } { 1 2 } , \frac { 1 } { 1 2 } , } \end{array}
$$

20世纪90年代的自由主义乐观态度承诺，民主将在开放市场之后蓬勃发展，但现在也失败了。三十年后，现在的民主明显陷入低迷。①这是两种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以非民主形式管理资本主义的激增。欧洲和美国的威权主义领导人的胜选表明，在西方，极不民主的政治方案也能上台。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Jonathan HASKEL et Stian WESTLAKE,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 op. cit., p. 257.

② Nancy FRASER, «Legitimation crisis? On the 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of financialized capitalism», Critical Historical Studies, vol. 2, n° 2, 2015, p.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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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看，硅谷公司对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的蔑视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记得麦克卢汉曾经预言，信息技术将粉碎等级结构，也记得谷歌领导层有信心为“将权力从国家和机构下放并转移给个人”做出贡献。这些承诺与增长前景不符。

在明目张胆的威权主义之外，西方老牌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受到了更为隐蔽的侵蚀。温迪·布朗（WendyBrown）谈到了“消解民主”一词，以表明新自由主义政策正在从民主生活中榨取实质内容，而民主生活正处于公共辩论日渐平淡、民众对关键经济问题的影响日渐减弱的困境之中。②

这些殊途同归的趋势让人们对20世纪中叶以来所谓“自由民主”的脆弱性提出疑问，并促使人们重新认真思考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于1962年提出的“重新塑造公共领域”的假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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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teven LEVITSKY et Daniel ZIBLATT, How Democracies Die, The Viking Press, New York, 2018; Roberto S. FOA et Yascha MOUNK, «The danger of de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7, n° 3, 2016, p. 5-17; Roberto S. FOA et Yascha MOUNK, «The end of the consolidation paradigm, a response to our critics», Journal of Democracy-Web Exchange, 28 avril 2017; Robert KUTTNER, Can Democracy Survive Global Capitalism ?, Norton, New York, 2018, p. XVII; Yascha MOUNK, The People vs. Democracy. Why our Freedom is in Danger and How to Save I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2018.这些著作由让-法比安·斯皮茨（Jean-Fabien Spitz）用法语简 述。参见：Jean-Fabien SPITZ, «Le capita-lisme démocratique. La fin d'une exception historique?», laviedesidées. fr, 10 juillet 2018。

② Wendy BROWN, Undoing the Demos.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 Zone Books, New York,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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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贝马斯看来，大众传媒进入家庭的中心是家庭消费主义转型的决定性因素。公共领域让位于文化消费，“在这个空间里，在超级家庭中重新发现了一种氛围，不再是亲密关系，而是纯粹的混乱”②。个人沦为公共谈话的消费者，公共谈话则变成了一种大众产品，其主要目的是吸引受众，以便通过出售广告版面进行宣传。“沦为单纯的‘事务’，讨论变得形式化……提出问题的方式变成了礼节问题，过去在公开争论中解决的冲突变成了个人摩擦。”③这种转变正在深刻改变公共辩论的质量。信息和辩论的目的是建立共识，或者说，我们可以称之为主观性的认知汇聚中心。这些认同点体现在个性中，而不是明确表达的观点中。

从年轻的哈贝马斯的角度来看，这些发展破坏了对公共事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参见哈贝马斯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Öffentlichkeit)，法译本《公共空间：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构成层面的广告考古学》（L'Espacepublic.Archéologie de la publicité comme dimension constitutive de la société bourgeoise, Payot,Paris，2003）由马克·B. 德·劳奈（Marc B. de Launay）译自德文版，该论点的摘要及其各方面的批判性论述参见：Craig J. CALHOUN，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MIT Press，Cambridge，1992。斯塔西斯·库韦拉基斯（Stathis Kouvélakis)表明，这一论断植根于两种悲观主义观点—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Adorno）和霍克海默(Horkheimer)的观点，以及保守的社会学家的观点。参见：Stathis KOUVÉLAKIS，La Critique défaite. Émergence et domestication de la théorie critique: Horkheimer,Habermas, Honneth, Amsterdam, Paris, 2019, p. 304-307。

② Jürgen HABERMAS, L'Espace public, op. cit., p. 70.

③ Jürgen HABERMAS, L'Espace public, op. cit., p.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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