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封建主义

技术封建主义

务进行批判和理性讨论的潜在条件。早在21世纪之前，公共讨论质量的下降就产生了一种“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这可以从双重意义上理解。首先，在意见趋同的过程中，领袖人物背后政治取向的奇观化和人格化与封建权力的化身和代表相呼应，在这种情况下，理性标准就不复存在①：

公共领域成了公众面前的法庭，威望在此上演而不是在公众中展开批判。②

其次，大众娱乐与广告的融合导致了封建主义所特有的各种流派的混杂，国家本身也不能幸免：

由于私人公司在做出关于消费者的决定时会给顾客留下他们是以公民身份行事的印象，因此国家有义务将其公民作为消费者来“对待”。这也是公共机构从宣传中获益的方式。③

哈贝马斯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往往会破坏历史上与之相伴的政治结构，削弱其民主潜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体系的内部动力绝不是线性的，而是会产生起伏，并带有封建主义的幽灵。

① Jürgen HABERMAS, L'Espace public, op. cit., p. 203-204.

② Jürgen HABERMAS, L'Espace public, op. cit., p. 209.

③ Jürgen HABERMAS, L'Espace public, op. cit., p.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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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分析强调了自由主义骗局的政治维度，该骗局声称将资本主义纳入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建立在平等交换的基础上。这个神话由19世纪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提出，至今仍存在于政治家的咆哮之中，他们像20世纪90年代拥护硅谷意识形态的纽特·金里奇一样，承诺建立小业主资本主义。但是，当初创企业创始人之间的公开竞争导致新的垄断统治时，会发生什么？或者更笼统地说，当社会在生产资料所有者和无产阶级化的社会阶级之间产生两极分化时，以及像今天一样，不平等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以利于极少数超级富豪的利益时，会发生什么？这些情况表明了经济权力的根本不对称，破坏了就普遍利益进行理性民主讨论的任何可能性。由于这种两极分化，国家干预经济利益斗争的方式垄断了大部分公众辩论。被削弱的部门要求采取纠正行动，最强大的部门则极力反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不平等，尤其是它在当代的加剧，使得私人领域和公共行动无法区分，同时也消除了普遍利益的范畴。

批判性理性辩论的空间被控制资源的另外两种权力（金钱和行政权力）的交织所扼杀。战后福利国家的崛起使一些人希望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将被一种公共元领域（public meta-sphere）所取代，这种公共元领域有能力组织各组织之间的辩论，而这些组织的内部生活本应受到丰富的民主辩论的滋养。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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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封建主义

这显然不是四十年来所遵循的道路。南希·弗雷泽总结道：

民主在各个层面都毫无意义。无论是外部法令（“市场”的要求、“新宪政”）还是内部收编（商业游说集团的控制、分包、新自由主义理性的传播)，政治议程处处受到限制。曾经被认为完全属于民主政治行动范围内的事务，如今却被“市场”左右着。①

与此同时，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解体、广告轰炸的加剧，导致日常生活日益商品化。这往往产生原子化的主体性，局限于社会生活的被动消费者角色，沉迷于个人表现。

电子通信的广泛使用给公共领域带来的变化并没有抵消这种衰退。人们希望互联网能够促进民主复兴的想法似乎得到了证实。例如，在法国，2005年就欧洲宪法草案举行全民公决前的宣传活动时，网络的巨大影响力推动了公众讨论。这种潜力真实存在，但也有强烈的对立动力在起作用。我们知道，社交网络互动机制的复杂性限制了多元化对话的可能性，致使形成了很大程度上自主且彼此无关的循环，脸书鼓励这种现象，它按优先顺序排列发布内容的系统使用了用户的个人信息。①最后，大公司和政府安全机构对数据的大规模侵占威胁着民主的存在。更重要的是，随着数字版权管理（DRM）的发展和网络中立原则的削弱，互联网的民主潜力如今受到该行业大公司野心的威胁。最后，大公司和政府安全机构大量盗用数据，对个人和集体自由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参照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再封建化的概念，“数字封建主义”这一概念在文化与传媒研究领域得到了传播。②

① Nancy FRASER, «Legitimation crisis? On the 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of financialized capitalism», loc. cit., p.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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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值得进一步探讨。为此，我接下来要研究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与控制之间的关系监视、依赖、捕获、垄断、新租金……在细微之处，除了回忆封建主义的某个方面之外，还有一种唤起封建主义逻辑整体的结构。换言之，这就是技术封建主义的契机。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2018年1月11日，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一篇文章宣布了新政策在算法中的作用：“你会注意到的第一个变化是在动态消息中，可以看到来自朋友、家人和团体的更多内容。随着这些变化的推出，你会看到更少的公共内容，比如来自企业、品牌和媒体的帖子。”

② Sascha D. MEINRATH, James W. LOSEY et Victor W. PICKARD, «Digital feudalism: enclosures and erasures from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to the digital divide», Advances in Com puters, vol. 81, 2011, p. 23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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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数字统治

征服的时代

数字平台通常被描述为虚拟庄园，因此被比作发现了一个郁郁葱葱的新边疆。……用经典的狂野西部术语来说，……租金归开拓者所有，他们将无情地守卫和保护这些领地…所有这一切听起来都非常中世纪，因为现在的情况恰恰与那段历史相呼应。唯一真正的区别在于景观的数字化。另一方面，征收税款的领主性质如出一辙。①

——印迪·乔哈尔(Indy Johar）

这是一种仪式。亚马逊在年度报告中系统地重复了创始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在1997年首次公开募股时致股东的信。确实，无论从项目还是所遵循的战略来看，前后具有值得注意的一致性。贝索斯在该文件中解释说，亚马逊的使命不仅仅是为客户节省时间和金钱：“通过个性化，电子商务将加速发现过程本身。”①通过个性化，即积累个人和语境化数据，亚马逊将自己定位在消费者选择的上游。这是为了预测需求，甚至通过相关建议来激发需求。

① Indy JOHAR, « The sharing economy will go Medieval on you» . Financial Times . 21 mai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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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亚马逊的核心业务不是销售图书，而是通过语境化改变获取商品的认知条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将竞争，尤其是市场竞争视为一种“发现程序”②，一种生产知识的手段。贝索斯将亚马逊的系统置于同样的框架中，它实施了一种生产知识的方法，并使用数据来指导市场商品和服务的获取。亚马逊的通用性就在于这种通用的社会经济功能。亚马逊“发展可持续业务，包括在成熟的大型市场发展业务”的最初雄心，建立在一项激进的创新之上通过大量收集数字数据来指导经济交易。③

亚马逊并非一家将不同业务拼凑在一起的企业集团，这种

第二章 数字统治

① AMAZON, Amazon Annual Report 2017, 2018, en ligne.

② Friedrich A. von HAYEK, «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 [1968], trad. Marcellus S. Snow.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vol. 5, n° 3, 2002, p. 9.

③谷歌或优步等其他平台扮演的这种协调角色，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由算法所构建的定价系统性质的争论，一些人认为，算法所生成的知识类型可以与中央计划系统及其认知极限相媲美。参见：Pip THORNTON et John DANAHER. «On the wisdom of al-gorithmic markets: governance by algorithmic price», SSRN, 2018, en li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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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封建主义

组合可能会导致滥用统治地位。相反，它是一家通用型专业公司。这种看似矛盾的描述源于它的专业领域在复杂社会中普遍不可或缺的地位。亚马逊提供经济协调服务一以最优惠的价格提供合适的产品，并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提供产品。为了比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更敏捷、更精确地履行这一职能，亚马逊需要数据，因此需要增长。这种对增长的渴望是数据积累的先决条件，也是贝索斯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建立长期领导地位的原因：

我们相信，衡量我们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是我们为股东创造的长期价值。这种价值将是我们扩大和巩固市场领导地位这一能力的直接结果。我们的市场领导力越强，我们的业务模式就越强大。市场领导地位直接转化为更高的收入、更强的盈利能力、更快的资本周转速度，从而带来更高的投资资本回报。①

对长期发展的坚持为贝索斯赢得了金融资本主义最激烈批评者之一比尔·拉佐尼克（BillLazonick）的赞誉。②拉佐尼克是金融化方面的专家，也是股东价值分配方面的专家。过去二十年来，他和他的团队一直在研究公司高管如何以分红和股票回购的形式向金融市场分配利润，而不是将利润再投资于公司发展。他们认为，这种分配利润的偏好是导致经济停滞和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亚马逊并不是一家金融化的公司。它是为数不多的保留利润的美国大公司之一。上市二十年来，亚马逊从未向股东支付过股息。在2012一2017年期间，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公司支付了98%的利润，亚马逊却在以极快的速度投资、创新和扩大业务范围。

① AMAZON, Amazon Annual Report 2017, op. cit.

② William LAZONICK, «Opinion. The secret of Amazon's success», The New York Times , 23 Nov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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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领土的网络空间

要理解这种投资背后的逻辑和强调保留领导权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回到《大宪章》的一个直觉，将网络空间与西方的征服进行类比：

网络空间是美国最后的疆域。…必须坚持自由的基本原则，因为我们正在进入新的领域，在那里还没有规则——就像1620年美洲大陆没有规则，1787年美国西北地区没有规则一样。①

《大宪章》的作者首先关心在数字网络开辟的人类活动新领

第二章 数字统治

① Esther DYSON et al., «Cyberspace and the American dream», loc.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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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封建主义

域与先前存在的政治想象（即个人主义和小农经济）之间建立意识形态的连续性。这就是他们使用“征服”这一隐喻的原因。但很快，这一形象就有了其他含义，首先是战略含义，然后是地质学含义。早在2009年，美军新闻处就解释说：

网络行动是美军的另一个战区，国防部必须像对待其他战区一样，对它进行严格的分析并投入同样的资源。①

《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MIT Technological Review）在2016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认为，数字网络打开了通往“新底土”的通道，其中蕴藏着大量有待开采的资源：

从数据生产的角度来看，活动就像等待被发现的土地。谁先到达并控制了它，谁就能获得它所包含的资源—在这里，就是丰富的数据。②

这片有待征服的新土地涵盖了一切可以数字化的东西视频监控的图像、收据历史记录、联网设备（移动电话、联网扬声器、冰箱、烟雾探测器、恒温器、“智能”电表）的使用数据、数字网络上的交易和互动（在线表格、电子银行服务、社交网络上的帖子)、网页浏览数据、位置数据、内置物体传感器的测量（工业设备上的传感器、公共交通通行证）、电子护照、DNA样本等等。对这些数据富矿区的殖民源于各种技术和法律手段，但所有情况下的共同点都是某种形式的领土占有，它涉及在任何可以提取数据的地方创建标记。这是大数据形成过程中的一种“提取主义”，即捕获数据源。例如，这种提取主义逻辑在安卓操作系统的传播中发挥了作用。谷歌免费将此操作系统提供给手机制造商，以便在市场上占据战略地位，该操作系统可绕过苹果公司的软件生态系统，成为智能手机的默认互联网入口。到2023年，超过70%的智能手机运行安卓系统，谷歌应用程序也将成为使用最广泛的应用程序之一。《政客》（Polit-ico）杂志使用土地的隐喻写道，正是得益于通过操作系统进军移动领域，谷歌才建立了一个“线上庄园帝国”①，为这家位于山景城的公司带来了广告收入的增长动力。

① Jim GARAMONE, «Questions abound in cyber theater of operations», American Forces Press Service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9 juin 2009.

② MIT TECHNOLOGY REVIEW INSIGHTS et ORACLE, «The rise of data capital», MIT Technology Review, 21 mar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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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同

加速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尼克·斯尼切克（NickSrnicek）认为，数字平台对数据的强烈渴望是解释它增长的核心，具体而言：“并购并不是为了增加某一特定领域的市场力量而进行横向

第二章 数字统治

① Mark SCOTT, «What's really at stake in Google's Android antitrust case», Politico, 15 juille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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