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封建主义

“集体潜能”正是被捕获的“材料”，是被捕获的“事物”……。可以说，制度本身就是被捕获的“事实”。制度的权威、规范化权力和使我们以某种方式行事、做某事的实际权力都来源于集体的力量，而制度通过一种固化的形式来捕获这种力量—制度是集体潜能的结晶体。①

用“大数据”取代“制度”，你就会知道“大他者”是什么了。或者说，在大数据中看到的不是技术事实，而是制度事实。正如制度主义之父约翰·R.康芒斯（JohnR. Commons）所言，“控制、解放和促进个体行动的扩张”②。

在猎取数据的向上运动中，所捕获的根本不是数据本身，而是数据包含的社会力量。在向下的运动中，这种力量被投入到个人身上，通过为他们配备集体力量的认知资源来扩展他们的行动能力。但是，这种社会权力的回归在现有权力的帝国之下运作。因此，个体因算法归还的社会权力而增强，同时又因归还模式而削弱了个体自主性。这种双重运动是一种统治形式，因为制度性的捕获由追求自身目的的公司组织，与受影响的社会的目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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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a transcendance immanente est précisément ce supplément qui naît des synergies affectives sur de grands nombres, là où les petits nombres, satisfaisant la condition synoptique, peuvent espérer conserver la pleine maîtrise de leurs productions collectives ». Frédéric LORDON, Imperium , op. cit., p. 221.

② John R. COMMONS,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ts Place in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Transaction Publishers, Londres, 1990, p. 73-74; Marie-Claire VILLEVAL, «Une théorie économique des institutions». in Robert BOYER et Yves SAILLARD (dir.), Théorie de la régulation. L'état des savoirs, La Découverte, Paris, 1995, p. 479-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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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是一种特殊的内在超越性的产物，受资本和数字公司的统治。集体权力自下而上的象征性结晶过程以权力的形式反作用于追求自身目的的组织对个人行使的权力。这才是系统的核心，祖博夫的监控资本主义概念只是片面地触及了这一点。

作为堡垒的平台

数字时代的“增强人类”与社会化的“人”一样，都无法逃脱算法帝国的控制。云端的社会过剩结晶渗透到个人生活中，就像农奴曾经被束缚在领主势力范围内的土地上一样。这种来自人类社会并塑造个体的社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大数据中。我们需要将它视为一种新的生产资料、一种21世纪主体性关注的经验领域。

我们彼此之间的互补性现在体现在少数具有强大吸引力的霸权信息技术设备上。今天，微软的Word软件仍然占据着一席之地，这从根本上说明了这一机制。Word之所以对我有用，是因为它为我提供了一种书写和格式化工作的方法，但最重要的是，我的编辑、同事、合著者、学生、大学管理部门以及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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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以上的潜在通信者①都在使用这个软件，它保证了我要发送或接收的文件的完整性。我们花精力去了解Office的软件界面、我们学会Office的常规操作方法、我们同意传输给软件发行商的用户数据，这些都将我们置于由微软控制的社会技术生态系统中，而离开它的成本很高昂。更重要的是，目前还没有一种简单的协调机制，能让所有使用Word的人同时使用其他软件。归根结底，Word之所以能继续存在，是因为它自1983年推出第一个版本以来逐步推广并产生了一种“路径限制”，即锁定效应。②

即使存在强大的免费替代品，也很难放弃微软的Office套件，这是网络互补性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另一面。对于这家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公司来说，这是一笔与其产品内在质量关系不大的意外之财。公司鼓励用户使用Office套件来确保业务的连续性。这需要激活一个特定的代码，这是微软的知识产权，每年为微软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收入。③

然而，与其他数字巨头的生态系统产生的吸引力相比，人们对Office套件的依恋非常轻微。谷歌已经成为大多数西方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助手。谷歌地图能够为我提供最佳路线，因为它拥有其他终端使用其程序提供的实时地理位置数据。通过分析我的电子邮件或日历，谷歌知道我的目的地，并在我询问之前将我的路线告知我。他甚至可以自发地向我提供我前一天研究过的一场比赛的结果。

① 约翰·卡拉汉姆（John Callaham）提供的 2016 年 3 月 Office 套件的用户数量(Windows Central, 31 mars 2016, en ligne).

②经济学家们谈论收益递增和网络效应导致的“锁定”。指出初始优势在技术发展的历史动力中作用的经典文章是：W. Brian ARTHUR，«Competing technologies，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99,n°394, 1989, p. 116-131。

③ 2016 年，Office 套件的销售额为 260 亿美元。参见：Todd BISHOP，«This isthe new Microsoft: Windows slips to No. 3 amid shift to the cloud», GeekWire. com, 2aoû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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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我们、测试我们，平台对我们产生了强大而有效的影响。我们互补性的力量回到了我们身上。我们已经见识了这种影响力的强度。2014年夏天，在美国的多个地方脸书瘫痪了数小时，紧急服务部门因接听电话呼叫而不堪重负。①平台已变得至关重要，必须被视为基础设施②，就像电力、铁路或电信网络一样。它们的管理所涉及的问题类型与关键基础设施管理所涉问题相同。它们的社会重要性有多大，取决于当它们发生故障时可能导致的问题有多严重。

这些数字基础设施的架构围绕三个关键要素进行组织：具有低可变性的中央组件、具有高可变性的互补组件以及中央组件和互补组件之间的模块管理接口。这种架构方式在确保基础稳健性的同时，还能实现良好的扩展性。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负责中央组件的参与者、从事互补元素工作的参与者以及链条末端的用户之间的彻底不对称，这些用户可以在模块之间穿越，但仍然依附于他们委托的平台。他们被它俘虏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经沉积了一组使他们与众不同的元素—他们的熟人网络、他们的浏览习惯、他们的搜索历史、他们的兴趣中心、他们的密码、他们的地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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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911 calls about Facebook outage angers L. A. county sheriff's officials», Los Angeles Times, 1er août 2014.

② Jean-Christophe PLANTIN et al., «Infrastructure studies meet platform studies in the age of Google and Facebook», New Media & Society, vol. 20, n° 1, 2018, p. 293-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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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于封闭平台的应用生态系统的发展标志着与万维网最初设计的组织原则根本决裂。一方面，万维网基于一个分散的架构，其中，通用的交易协议（http）和统一的标识符格式（URI/URL）创造了一个“扁平”的内容空间，人类和计算机代理可以统一访问该空间，不需要中介。另一方面，平台则再造了中介，它建立了反馈循环，使交互变得更加密集。这种分层架构的技术基础是平台所拥有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一方面，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主要平台为嵌入其中的应用程序提供发展所需的基本数据；另一方面，平台访问它们生成的额外信息。随着生态系统的发展，平台会积累越来越多的数据。谷歌地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05年，谷歌推出了谷歌地图，并几乎立即提供了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允许第三方在谷歌的基础地图上添加或覆盖其他数据，从而创建地图“覆盖层”。换句话说，谷歌将地图变成了可编程对象，并以谷歌地图为平台。随着大多数谷歌产品都增加了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类似的例子也成倍增加。与脸书一样，谷歌的主要收益来自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返回的用户活动数据及其无处不在的品牌界面，与谷歌平台相连的无数应用程序则因能够利用谷歌提供的数据而受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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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络的开放、水平架构到平台的分层结构，这种转变与云端社会数字过剩的积累相一致。这些集体资源可以立即获取，并针对个体进行定制，这导致了我们个体生命和社会生活的剧变。随着人们永不断线，我们的“人机融合”正变得愈发紧密。为了让我们摆脱认知活动中最机械的事情②，算法为我们每个角色提供了对我们共同优势的直接和持续的支持。随着这些干预措施的增加，我们的生活与云端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这种植根于平台数字层的形式由公司的盈利策略决定。随着用户产生更多数据，平台提供的服务质量随着利润的提高而提高。因此，平台有兴趣通过限制与竞争对手的互用性来将用户封闭在自己的生态系统中。③因此，它们的权力崛起伴随着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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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ean-Christophe PLANTIN et al., «Infrastructure studies meet platform studiesin the age of Google and Facebook», New Media & Society, vol. 20, n° 1, 2018, p. 293-310. 这也妨碍了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的工作，他们不得不专注于一个平台或维护同一产品的多个版本。

② Dominique CARDON, À quoi rêvent les algorithmes. Nos vies à l'heure des Big Data , Seuil, Paris, 2015.

③ Jean-Christophe Platin et al., «Infrastructure studies meet platform studies in the age of Google and Facebook», loc. cit., p. 29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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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碎片化的逻辑。

平台正在成为领地。除了垄断原始数据来源的地域逻辑之外，数字服务中固有的反馈循环也为主体创造了一种依赖性。这不仅因为以观察我们的实践为基础的算法正在成为平常生存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还因为个人在平台上的注册因界面的个性化和较高的退出成本而产生了锁定效应，这种效应产生了永久性。①

最终，平台组织的数字领域被分割成相对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基础设施。谁控制了这些基础设施，谁就集中了对参与其中的人的政治和经济支配权。算法治理特有的监控逻辑的另一面，就是主体对“数字土地”的依恋。

虚幻的自主权

在算法管理时代，移动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关联性质问题引发了有关雇佣关系的重大争议。优步的案例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截至2018年12月31日，在该平台上注册的390万名司机面临着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他们是如优步所称，与优步自由签约的自雇工人，还是应该被视为平台的雇员，并因此享受受薪就业提供的保护？

从法律角度来看，答案仍不确定，尤其这个问题因地方和国家背景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述。例如，2019年，加州立法机构做出了支持第二种解释的裁决，指出平台工人是雇员，因此平台必须承担其作为雇主在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工资税收、工人赔偿范围和遵守最低工资规定方面的责任。在瑞士，联邦法院于2023年2月确认司机与优步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并责令该公司缴纳社会保险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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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dam CANDEUB, «Behavioral economics, Internet search, and antitrust», I/ S. A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vol. 9, 2014, p.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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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法国当局接受平台的论调，优步这样的平台否认自己是传统服务公司，而将自己定位为连接消费者和个人创业者的技术公司。2016年以来，法国采取了一系列立法措施，以“保障平台模式”。②

归根结底，问题主要出在报酬上。优步如此坚持司机独立性，是因为将他们重新归类为雇员会带来非常可观的额外成本，在美国，这一额外成本为20%～30%。③优步的商业模式在财务上很脆弱，可行性依赖于对廉价劳动力的调动，这些劳动力的时薪与餐饮和零售行业的低工资相当①，并且优步无须承担雇主义务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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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RIBUNAL FÉDÉRAL SUISSE, «Sociétés néerlandaises tenues de payer les cotisations AVS pour les chauffeurs Uber», communiqué de press du 23 mars 2023, Lausanne.相反，在加州，平台司机和送货司机将继续被视为个体经营者，因为第22号提案 通过了公民投票，使他们的个体经营者身份合法化。Miriam A. CHERRY，«Dispatch United States: “Proposition 22: a vote on gig worker status in California"», Saint Louis University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 2021-03。

②为了限制此类合同被重新归类为雇佣合同，决定诉诸平台的社会责任概念。参 见： Yves STRUILLOU, «De nouvelles dispositions législatives pour“réguler socialement"les plateformes de mobilité et sécuriser leur modèle économique», contribution de la Direc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au rapport 2019 du groupe d'experts sur le Smic, 2019, en ligne, p. 144- 148; Coralie LARRAZET, «Régime des plateformes numériques, du non-salariat au projet de charte sociale», Droit social, vol. 2, 2019, p. 167-176。

③ Kate CONGER et Noam SCHEIBER, «California bill makes app-based companies treat workers as employees», The New York Times, 11 septembr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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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合同安排的理由基于一个主要论点自主权。司机使用自己的车辆，选择工作日和时间，并保留随时切换到另一个平台的选择。不可否认，这种灵活性构成了这种关系的重要方面，这一点从对相关人员进行的调查中确实可以看出。纽约的一位优步司机总结道：“你是你自己的老板。如果你愿意，你就工作；如果你不愿意，你就待在家里。这取决于你。”②为了强调这一点，包括为优步工作的经济学家在内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实证建模，以量化这种灵活性的价值，他们估计这种灵活性的价值占司机收入的40%。③在优步和零工经济（gig economy）模式的狂热者看来，这种灵活性及其为司机带来的机会意味着不存在隶属关系，而且通过互惠，雇佣关系也具有非工资性质。

尽管这种隶属关系问题产生的原因与传统雇佣关系情况下并不完全相同，但从信息系统和法律分析的角度来看，工人与平台之间的关系显然建立在一种根本的不对称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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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首次公开募股的相关文件中，优步承认了司机对低薪酬的不满，并预计这种不满情绪将会增加：“我们的目标是提供与零售、批发、餐饮或类似行业相当的收入机会，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司机对我们的平台感到不满。由于我们计划减少司机激励措施以改善财务业绩，我们预计他们的不满情绪将会增加。”参见：«Uber technologies，inc.，form s-1-Registration statement under the Securities Act of 1933», United States Securitiesand Exchange Commission, 11 avril 2019, p. 30。

② Mareike MÖHLMANN et Lior ZALMANSON, «Hands on the wheel: navigating algorithmic management and Uber drivers' autonom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ICIS),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 2017, p. 7.

③ M Keith CHEN, Judith A. CHEVALIER, Peter E. ROSSI et Emily OEHLSEN, «The value of flexible work: evidence from Uber driver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7, n°6, 2019, p. 2735-2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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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专家将“算法管理”定义为远程部署和使用软件设备进行监控、指导和控制的实践。①这种管理形式涉及“对工人行为和绩效的持续监控和评估，以及决策的自动执行”。因此，这些代理人不是与人类监督员互动，而主要是与一个僵化的、不太透明的系统互动。对优步司机来说，这导致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局面，对自主权的渴望与平台对这一活动的极强控制权相互冲突。②软件架构中存在的严重不对称极大地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使平台提供简单中介功能的谎言不攻自破。③

然而，优步公司的董事们正在倾尽全力维持这一现状。当法律于2020年初在加州生效时，这家旧金山公司面临着将现有架构大规模重新归类为雇佣合同的威胁。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该公司重新配置了加州应用软件的运行参数，给予司机更大的自主权。现在，司机可以提前了解平台所提供行程的时间、距离、目的地和预计价格。他们还可以拒绝请求，而不会面临被处罚的风险。最后，优步公司在一些城市还试验性地引入了反向报价机制，他们可以自己设定价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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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eike MÖHLMANN et Lior ZALMANSON, «Hands on the wheel: navigating algorithmic management and Uber drivers' autonomy», loc. cit., p. 3.

② Lawrence MISHEL et Celine MCNICHOLAS, «Uber drivers are not entrepreneurs: NLRB General Counsel ignores the realities of driving for Uber»,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Report, 20 septembre 2019, en ligne.

③ 关于这个主题，参见欧盟法院的解释：Barbara GOMES，«Les plateformes en droit social; l'apport de l’arrêt “Elite Taxi contre Uber"», Revue de droit du travail , vol. 2, 2018, p. 150-156; Vassilis HATZOPOULOS, « After Uber Spain: the EU's approach on the sharing economy in need of review», European Law Review, vol. 44, n° 1, 2019, p. 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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