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封建主义

（4）动态创新租金。事实上，在迪朗给出的无形资产的四种租金中，最难以理解的就是动态创新租金。迪朗很敏锐地观察到今天的创新已经不再单纯依赖于某些天才的聪明才智，也不依赖于神奇人物的灵光乍现，而是依赖于广大的数据库。迪朗说：“数据积累是互联网巨头商业模式的核心。用户产生的数据使这些公司能够改善用户体验、设计有针对性的广告或销售个性化服务。但数据在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性并不仅限于这些公司。…工业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尤其是在预测性维护领域，是设备制造商与其客户之间激烈谈判的知识产权问题的主体。原因很简单，也很关键，因为这些数据是研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投入。”这些数据产品就是下一代产业创新不可或缺的利器。例如，网飞公司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得知什么颜色、大小和形状的广告不会引起用户反感，甚至可以提高关注度和点击率。在TikTok和 YouTube的短视频中，后台的数据算法会告诉你哪种装扮会吸引什么样的人群，哪种说话方式更能让观众驻足观赏。同样，开发智能驾驶应用的工程师，需要在真实驾驶的汽车司机的基础上，分析智能驾驶策略，从而提供更优化的智能驾驶方案。可见，在数字时代和智能时代，一方面，任何创新和开发都离不开广泛的数据产品，但另一方面，这些数据产品都不是免费的，需要缴纳一定的租金后才能使用，也就是说，未来的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动态创新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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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形资产的租金是否像有形资产的剩余价值一样，可以通过一个严格的计算公式来判断这些数字时代的新领主们向广大用户和企业收取的租金是否合理？对于这个问题，迪朗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也是他认为在这里存在一个技术封建主义假说的原因所在。工人的剩余价值是可以计算的，因为资本家的利润就是工人在超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时间中创造的价值。在这里，迪朗并没有沿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分析前进，而是转向了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Veblen）的《有闲阶级论》中关于掠夺的分析。例如，凡勃伦强调：“当他进入掠夺文化阶段以后，比较狭义的利己主义成为主要特征，但上述性格不仅没有跟他分离，而且是决定他的生活方式时普遍存在的特征。这时构成经济的基本动机的仍然是贪图成就，厌恶徒劳。性格的变化，只是在于其表现的形态方面，在于男子的活动所指向的直接目的物方面。在个体所有制下，明确地达到一种目的的最有效方法，是由财物的取得和累积所提供的。当人与人之间利己性的对立达到了进一步的自觉形态时，希图有所成就的倾向作业的本能就逐步发展成为在金钱成就上胜过别人的努力。这时个人的相对成就，在彼此之间歧视性的金钱的对比下受到考验的，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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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动的习惯目标。在一般理解下，凡是与别人作对比时可以占有优势的成就，就是努力的正当目的。”①凡勃伦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当有闲阶级（他们总是以某种特殊方式彰显他们相对于其他阶级的优势地位）出现时，他们需要从其他阶级那里掠夺，来表明自己的优势地位。掠夺的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它是地位的象征。

换言之，在今天的数字资本时代，高科技产业和平台企业的特殊之处不在于它们可以创造新的产业，而是在于它们形成了全新的“有闲阶级”，它们需要不断地掠夺普通人来彰显它们的价值，它们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地位恰恰是对普通人和生产企业无限掠夺的结果。这种掠夺建立在普通用户对数字平台或者说无形资产的高度依赖性的基础上，而数字平台这种领地就是新领主的象征，因此迪朗才明确指出：“在数字政治经济学中，将掠夺而不是生产视为主要模式会引发更多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从宏观经济动态的角度来看，这表明用于保护和扩大数字地租控制权的投资优先于生产性投资。这清楚地表明了新兴生产方式的反动性。”迪朗所说的“新兴生产方式的反动性”就是技术封建主义的掠夺性，意味着封建式掠夺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租金的无序性取代了利润的有序性，这就是所谓的技术封建主义假说。

①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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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封建主义假说与共产主义的可能性

什么是技术封建主义假说？迪朗在书中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不过，另一位谈论“技术封建主义”的经济学家雅尼斯·瓦鲁法基斯在一次访谈中对技术封建主义假说给出了明确的界定：

资本日益强大，但资本主义正在消亡。一个新的体系正在取代资本主义，在这个体系中，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拥有并掌管着作为资本主义润滑剂的国家货币（而不是利润)，以及极少数人让多数人为其工作的新的非市场领域。资本主义利润（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理解的企业利润）正在消失，而新形式的租金正在控制国家和数字领地的新技术领主的账户中积累，在这些领地中，无偿或不稳定的工作由大众完成——他们开始类似于技术农民。①

与此同时，齐泽克在2024年最新出版的《基督教的无神论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Christian Atheism：How to Bea Real Materialist?）中谈道：“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正在从全球资本主义的废墟中崛起，这种秩序被称为技术封建主义或云资本主义，它使真正的资本家及其剥削的工人从属于由我们的新封建主（贝索斯、马斯克、比尔·盖茨……）控制的垄断数字公地。市场交换越来越多地以数字平台为中介（亚马逊的图书等），而资本家（这里指图书出版商）则是向封建主支付租金以销售其产品的附庸（如果一家出版商被排除在亚马逊之外，它实际上就无法生存)。而我们这些买家则是农奴，无偿地为云服务（上网并通过每次点击提供数据）。因此，通过自我学习和自我完善的算法运行的数字云是最新的神圣’实体，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其创造者的控制，甚至摆脱了创造它们的程序员的控制。这些调节我们实际生活的神圣’数字云的问题在于，它们加大了阶级斗争：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的老式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资本家从剥削无产者的过程中攫取利益，但新的封建阶级对整个领域（包括资本家）的剥削是对这种阶级斗争的补充，新的封建阶级从我们身上榨取租金，以换取我们对私有化公地的永久使用权。”①从瓦鲁法基斯和齐泽克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技术封建主义假说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日益衰落，但不至于消亡，在今天的数字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不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而是数字化平台和垄断造成的租金模式，这就是新封建主义。

推荐序 技术封建主义假说及其悖谬

① Yanis Varoufakis and Evgeny Morozov in dialogue, “Yanis Varoufakis on Crypto, the Left, and Techno-Feudalism", The Crypto Syllabus, 26 Januar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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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朗显然将技术封建主义的诞生与数字技术和智能社会的来临联系起来，在《技术封建主义》的最后一章“技术封建主义假说”中，他显然认为技术封建主义之所以出现，原因就在于数据资源的垄断性和稀缺性。迪朗说：“征服网络空间的战略包括控制数据流接入我们的电话和电脑、机床和车辆的传感器、我们家中的传感器等。就像油井一样，个人和组织活动产生的数据并不是无穷无尽可以捕捉的。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方面也是如此。因此，原始数据存在绝对稀缺性。”迪朗对于数字社会的判断，直接来自英国信息理论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ctorMayer-Schönberger） 和肯尼思·库克耶（KennethCukier）在《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中的观点：“无处不在的数据化，像其他基础设施那样，会给社会带来根本性的变革。”①显然，舍恩伯格和库克耶关于数字化的未来是十分乐观的，在他们撰写这部著作十多年后，人们发现数字化技术不仅没有带来舍恩伯格和库克耶所说的更灿烂的明天，相反，所有人作为用户已经高度地被裹挟在大数据平台和数字资本的云领地之中，它们将数据流和光纤插在人们身上，源源不断地从这些普通用户和寻常的企业身上获得租金和活力，人们成了数字化时代的农奴，成为高度依附于云封地的存在物。一旦人们脱离了这些云封地，脱离了数字化空间和数据，便会堕落为这个时代的赤裸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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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lavoj Žižek, Christian Atheism : How to Be a Real Materialist. London: Bloombury Academic, 2024, p.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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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技术封建主义假说及其悖谬

①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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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封建主义假说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的确在21世纪20年代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贝索斯、库克、马斯克、扎克伯格等科技新贵们富可敌国，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关注，带来了未来科技色彩的创新光环，另一方面是依附于数字平台的用户（或者可以称为云农奴）日益恶化的生活，他们债台高筑，收入甚至无法支付利息，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走向破产的边缘。按照叶夫根尼·莫罗佐夫的说法就是：“简单地说，我们被困在科技公司的围墙里，我们的数据被精心提取、编目和货币化，使我们永远与科技公司绑定在一起。这削弱了市场竞争的生产力诱导效应，让那些控制无形资产的人无须参与生产，就能获得令人印象深刻的价值。”①但迪朗关心的是，如果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则关键在于数字化的生产方式是否改变了既有的生产关系。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澳大利亚左翼思想家麦肯齐·瓦克（McKenzieWark）就曾经提出在数字化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已经出现了根本性转变，新的阶级关系不是农民与地主、无产者与资本家的对立关系，而是黑客阶级与“向量阶级”（vectorialist class)②的对立关系。瓦克的意思是，黑客阶级生产数据和信息，但无法将之价值化，而向量阶级拥有大量的平台，这些平台拥有可以将数据价值化的物质条件，黑客阶级的获利完全依赖于向量阶级。但黑客阶级与向量阶级的对立，并不是数字化时代的全部内容，它顶多只是少数数字科技精英中存在的状况。因此，在迪朗看来，真正分析技术封建主义假说，仍然需要回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的在社会生活和生产中形成的那些确定的、必然的和独立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生产关系。但按照迪朗的理解，这种生产关系告诉我们，一旦我们真正思考无形资产的获利方式，它们就只能是租金和地租。迪朗说：“一旦我们认真对待地租问题，数字技术的政治经济学就变成了一种技术封建主义逻辑。如今，数字地租的概念非常普遍。”迪朗在《技术封建主义》中看到的生产关系事实是，无形资产的地租或租金已经成为数字技术下最基本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这种生产关系并没有排斥资产阶级与雇佣阶层的生产关系，但是，雇佣生产关系必须以这种地租或租金为基础，拥有无形资产的新领主无疑已经成为生产关系的绝对主导者，生产的竞争性和利润已经成为地租或租金的附庸。在这个基础上，迪朗得出了技术封建主义假说的一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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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vgeny Morozov, "Critique of Techno-Feudal Reason", New Left Review, 2022, vol. 133 – 134. p. 116.

②关于向量阶级的说法，可以参见麦肯齐·瓦克的《资本已死》一书：McKenzieWark, Capital Is Dead, London: Verso, 2019. p.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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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形资产的崛起正在颠覆这一传统逻辑。随着数字资产与其用户变得密不可分，个人和组织的流动性受到阻碍。这种依附性打破了竞争态势，使那些控制无形资产的人比竞争对手更具优势，无须真正投入生产即可获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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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种捕获关系占据着统治地位。在这种状况下，投资的目的不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发展掠夺的力量。

在数字科技新贵成为这个时代的新领主的同时，在生产关系的另一边，是工人和无产阶级的坠落。原先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下稳定的生产关系，即工人可以通过在一段固定时间内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来赚得薪资，或者说，在后来的劳动法的保障下，工人可以得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福利待遇，在技术封建主义的冲击下日益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零工经济，工人没有失业，他们只是失去稳定的工作，他们要活下去，就得把自己变成老板，或者变成天天物色不同工作的“朝不保夕的人”，或者说“流众”（precariat)。①这些从事零工经济的底层流众，可以白天当服务员和保洁员，中午送外卖，晚上开网约车，他们倒是发展了各种能力，特别像是马克思曾经提到的“全面发展的人”，比起在大机器面前只能从事单一化工作的工人看起来要强许多。或许，正是这种不断从事着各种零工、不断发展自己多样性能力的流众形象，启迪了塞德里克·迪朗。尽管迪朗在《技术封建主义》的结论部分看到了数字化的技术封建领主日益奢靡，不断从用户和附庸产业中掠夺租金的一面，让处于底层的朝不保夕的流众根本看不到任何解放的希望，但他随后笔锋一转，写道：“在山脊的另一边，欢笑的溪流和郁郁葱葱的山谷散发着解放的希望。在马克思看来，积累的历史规律在某些方面有利于个人的发展。”迪朗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如果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的描述，就不会为此感到困惑。马克思的原话是：“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于这事，明天于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①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消除了个体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中片面化发展的状态，从而消除了个体的异化，马克思认为消除这种异化的前提条件是“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②。这不正是塞德里克·迪朗期待的时刻吗？技术封建主义假说一方面将人重新从片面的异化变成“全面的发展”，而另一方面，这种“全面发展”的人恰恰是技术封建主义下“没有财产的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如同蝼蚁一样活着，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这岂不是表现为资本主义或技术封建主义已经成为他们“不堪忍受的力量”，与此同时，他们表现为与那些数字时代的巨贾富商们相对立？在刹那间，迪朗感受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哲学前提似乎要在数字化的技术封建主义下得以实现，所以他才能感受到“欢笑的溪流和郁郁葱葱的山谷散发着解放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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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流众”是英国社会学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发明的一个概念，将“不稳定”（precarious）和“无产者”（proletariat）合并为一个词 precariat，我通常将其翻译为“流众”。关于盖伊·斯坦丁的说法可以参见：盖伊·斯坦丁．朝不保夕的人.徐偲骕，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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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技术封建主义假说及其悖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5.

②同①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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