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封建主义

技术封建主义

于商品的贫乏和混乱分流而维持劳动分工变得不再必要。在这种新型经济计算的霸权来临之际，问题是谁将成为操作者。技术封建主义堡垒的领导者声称，他们垄断了对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经济过程的知识控制。但个人去现实化的阻力是这一计划的严重障碍。“全面发展的个人”的出现意味着对市场的告别与主体性的再投资齐头并进，尤其诉诸真正的经济民主形式。只有这样，每个人自由选择的自主权界限才能与集体和有意识地掌控经济问题及其在生物圈中的地位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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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生产率和价格指数：高度政治化的问题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低估生产率及其必然结果（高估价格水平）的争论时有发生，这些争论通常由保守派经济学家发起，他们争论的目标是社会福利。价格水平指标被用来确定一定数量的福利金额，因此对它的任何修正都会对公共行动的再分配规模产生影响。①这些经济学家主张将价格指数视为“分析不变效用下生活费用的指数”。因此，他们坚持将现有产品的改进以及理应提高消费者效用的新产品和服务纳入考量——从固定电话到移动电话，从米其林地图到谷歌地图，从本地电影俱乐部到PrimeVideo，等等。与此相反，当工会的力量更为强大时，他们为基于家庭支出的指数辩护，该指数指向生活费用的增长，包括必需品随时间的推移而扩大和变化。

① 美国先后在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就这一问题展开了大辩论。参见：Michael J. BOSKIN et al., «Consumer prices,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and the cost ofliv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2, n° 1, 1998, p. 3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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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分配问题，价格指数的构建和使用也是丰富的社会争论的一部分，在这些争论中，质量问题不能被归结为对技术进步的低估。①如果考虑到服务的关系维度和计划性淘汰的问题，我们会看到相反的情况，低估了价格的上涨。比如安装在巴黎地区住宅窗户上的百叶窗或从超市购买的厨房家具，它们的使用寿命要比装饰奥弗涅地区古老农舍客厅的樱桃木橱柜或为保护窗户而反复上漆的木质百叶窗短得多。现代百叶窗和家具用不了十五年就得更换，如果按质量效应进行调整，价格往往会被低估。因此，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被高估，通货膨胀被低估。此外，向网上购物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购物的社会体验及其蕴含的关系，这是价格指数难以反映的事情。

通胀数字的构建，也就是增长和生产率的构建，是政治和社会选择的结果，对我们社会的自我表现和自我组织方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新的财富指标兴起的同时，它们也表达了人们对哪些是合理需求②的判断，这些需求值得更明确地表达出来，并得到更广泛的宣传。

① 有关价格指数的构建及其在法国背景下使用的辩论，参见：Florence JANY-CATRICE, «Conflicts in the calculation and use of the price index: the case of Franc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 vol. 42, n° 4, 2018, p. 963 − 986; Florence JANY-CA-TRICE, L'Indice des prix à la consommation, La Découverte. «Repères», Paris, 2019.

② 关于需求的棘手问题及其政治影响，参见：Razmig KEUCHEYAN，ArtificialNeeds: Comment sortir du consumérisme, Zones, Pari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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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反垄断嬉皮士与芝加哥学派

2018年末，《国际竞争政策》（Competition PolicyInterna-tional）专门出版了一期特刊，讨论期刊编辑康斯坦丁·梅德韦托夫斯基（Konstantin Medvedovsky）所说的“反垄断嬉皮士”，竞争政策领域再次对反大公司的论点产生了兴趣：

反垄断消费者保护原则是美国反垄断法和实践的重要内容，但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质疑该原则是否仍然至关重要。法院和反垄断执法者在评估兼并和公司行为时，是否也应考虑就业、工资和小公司等因素？我们是否需要针对技术平台制定特殊规则？我们是否应该简单地阻止大公司收购其他公司，甚至考虑拆分它们？如果我们要重新思考消费者福利范式，那么另一种制度会是什么样的？①

① Konstantin MEDVEDOVSKY, «Antitrust chronicle. Hipster antitrust»,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2018, en li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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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竞争政策一直以芝加哥学派的学说为主。这是一种对大公司非常有利的立场，因为该学派认为，公共当局在竞争领域的干预往往是有害的，因此这种干预应被严格限制在对消费者的损害已被明确证实的情况下。该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总结了他们的论点：

一般来说，公司不能通过单边行动获得或加强垄断力量。当然，除非它们采取非理性行动，宁愿牺牲利润也要巩固统治地位。因此，反垄断法不应关注单边行为，而应重点关注卡特尔，以及足以直接形成垄断……或促成垄断化的横向兼并。①

显然，波斯纳主要关注非法卡特尔。至于其他问题，他建议相信竞争的力量—无论是实际的力量还是潜在的力量。公共当局尤其不应关注“单边行动”，也就是说，不应该主要关注两件事：掠夺性定价和垂直一体化。

掠夺性定价是一种战略，即占统治地位的公司试图通过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将竞争对手赶出市场。在波斯纳看来，这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战略：“掠夺者在掠夺期间损失了金钱，如果它以后试图通过提高价格来挽回损失，就会有新的公司进入市场，这样价格就会降到竞争水平，从而无法挽回掠夺阶段的损失。”①简而言之，这种博弈不值得一试，因为潜在的掠夺者每次都会失败。

① Richard A. POSNER, «The Chicago School of antitrust analysi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n° 127, 1979, p.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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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一体化也是一种单边行动，没有扭曲市场的风险。他认为：“处于垄断地位的生产商为了在销售和制造两边都获得垄断利润而谋求控制销售，这是不合逻辑的。事实上，产品和销售相辅相成，因此提高销售价格会减少对产品的需求。”这将影响公司的销售额，从而使获得剩余利润的希望破灭。总之，垂直一体化只有在“出于对效率的追求，而不是出于垄断控制的企图”时才会发生。②

在此不做详细分析，主要结果可归纳如下。公共干预不一定要解决产业集中的问题：

持续的集中化要么意味着相关市场根本容不下许多公司(规模经济)，要么意味着某些公司由于成本降低或产品改进而获得超额利润，而竞争对手或新进入者都无法复制。对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必要进行旨在改变市场结构的公共干预。③

附录二 反垄断嬉皮士与芝加哥学派

① Richard A. POSNER, «The Chicago School of antitrust analysi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n° 127, 1979, p. 927.

② Richard A. POSNER, «The Chicago School of antitrust analysi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n° 127, 1979, p. 927.

③ Richard A. POSNER, «The Chicago School of antitrust analysi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n° 127, 1979, p.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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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地位本身并不违背共同利益。只有在存在阻碍竞争的进入壁垒时，垄断地位才是有害的。否则，新竞争者进入市场的潜力就足以约束现有企业。从芝加哥学派的角度来看，这些进入壁垒数量很少，且不具决定性作用。①实际上，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新进入者因在新的活动领域缺乏经验而必须向资本提供者支付的风险溢价非常高。然而，根据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这种为新进入者提供资金的额外成本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市场的竞争性质。第二种情况被视为特殊情况，垄断基于对独家资源的控制。一般来说，市场被认为是可竞争的，因此具有竞争性。②

亚马逊悖论

芝加哥式的反垄断反映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生命政治的诞生》（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一书中分析的无政府资本主义倾向。③它对国家干预极为谨慎，对大公司的战略非常仁慈。尽管美国当局并未真正执行这种主张，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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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经典定义参见：Georges J. STIGLER，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Richard D. Irwin, Homewood, 1968, p. 67-70。

② William J. BAUMOL, John C. PANZAR et Robert D. WILLIG, 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New York. 1982.

③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 -1979, EHESS/Gallimard/Seuil, Paris. 2004, p.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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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对反竞争政策产生了主导影响。①

然而，进入新千年以来，特别是在2010年代，美国的产业集中急剧加快，尤其在数字领域（参见第一章）。为了应对这新形势，反垄断运动已变得相当强大。现在，它已成为民主党的战斗主题之一。早在2016年，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就指出，民主党希望“通过制止企业集中来促进竞争”。它接着解释道：

我们将加强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使它更加适应当今的经济…我们支持反垄断法的历史宗旨，保护竞争，防止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过度集中，因为这种权力会腐蚀健康的民主制度。我们支持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重振反垄断法工作，以防止占统治地位的公司滥用权力，保护公众利益免受滥用、歧视和不公平商业行为的侵害。②

这一立场明确打破了芝加哥方法的还原论，它只关注消费者福利问题。这一立场关注经济力量过于集中在竞争机制和政治层面的危险。这一立场自19世纪以来就扎根于美国社会，但从里根时代开始被边缘化。但是，由于诸多研究表明了美国经济集中度的提高和企业家精神的衰退，尤其是在这些现象与不平等的加剧之间建立了联系，因此这一立场正在强势回归。①

附录二反垄断嬉皮士与芝加哥学派

① Jonathan B. BAKER, «Policy watch: developments in antitrust economic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3, n° 1, 1999, p. 181 - 194; Jonathan B. BAK-ER, «The case for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7,n°4, 2003,p. 27-50.

② DEMOCRATS, «Party platform», democrats. org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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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作品中，莉娜·汗2017年在《耶鲁法学杂志》（YaleLawJournal）上发表的文章现在可供参考。汗是一名律师，曾在新美国基金会与巴里·林恩的团队共事，后在开放市场研究所（Open Market Institute）工作，之后就读于耶鲁大学。她的文章题为《亚马逊的反垄断悖论》（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参考了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于1978年出版的《反垄断悖论：自相矛盾的政策》（The Antitrust Paradox：A Policy atWar with Itself) —书。②

博克抨击的悖论可以简述如下。美国的反垄断政策追求多重目标并针对模糊的统治思想，最终危害了主要目标效率。因此，他主张实施审慎的反垄断政策。只要竞争的力量仍然在起作用，即使是潜在的力量，就不要把统治问题当作一个问题。

在汗看来，这个悖论完全不同。这都取决于具体案例。亚马逊的案例揭示了博克理论和芝加哥学派的局限性：

随着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法律理论和实践的变化，反垄断法现在评估竞争的重点是消费者的短期利益，而不是生产者或整个市场的活力。从这一新的角度来看，低消费价格足以证明存在良性竞争。从这一标准的角度来看，亚马逊表现出色。亚马逊面向消费者的低价经营策略和言论使其得以逃脱政府的审查。亚马逊与反垄断机构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在司法部起诉其他公司联合对抗亚马逊时。贝索斯仿佛是在摸清了反垄断法的底细之后，才想出了公司的发展道路，然后设计出顺利绕过这些法律的方法。亚马逊在唱响当代反垄断赞歌，为消费者争光的同时，也在向垄断迈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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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avid AUTOR et al., «Concentrating on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7, n° 5, 2017, p. 180-185.

② Robert H. BORK, The Antitrust Paradox: A Policy at War with Itself, Free Press/ Maxwell Macmillan, New York/Toronto,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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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的贡献具有启发性。一方面，她从过去两个世纪美国反垄断的理论和实践传统出发，深入探讨了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以及反对该理论的论据。另一方面，她对亚马逊的反竞争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她的结论毋庸置疑，亚马逊是一家规模庞大的公司，存在多种反竞争行为，却在法律的夹缝中悄然崛起。

汗描述了许多亚马逊的行为，这些行为本应引起当局的反应。例如，亚马逊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畅销书、Kindle电子阅读器或亚马逊Prime服务，使该公司能够在各个领域确立统治地位，并发挥互补性，从而加强网络效应。目前的反垄断理论无法看到亚马逊在何处以及如何设法抵消损失，而这正是滥用统治地位的特征。在图书板块，这种霸权的构建带来了风险，减少了消费产品的多样性。这种风险也是一种政治风险，因为图书行业的组织与思想的流通直接相关。①

附录二反垄断嬉皮士与芝加哥学派

① Lina M. KHAN, «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 Yale Law Journal, vol. 126, n° 3, 2016, p.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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