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封建主义

技术封建主义

租金机制…… … 131
破坏垄断…… … 140
第四章 技术封建主义假说 …… … 146
什么是封建主义？…… …146
技术封建主义的逻辑…… … 172
结 论 社会化的幸与不幸…… … 193
附录一 生产率和价格指数：高度政治化的问题 ……201
附录二 反垄断嬉皮士与芝加哥学派………203
亚马逊悖论…… …206
竞争的局限…… 210
致谢…… …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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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机动灵活，不拘泥形式，注定像冒险家一样灭亡。

—夏尔·贝玑(Charles Péguy)①

硅谷是20世纪70年代初比斯开湾以南地区的别称。在旧金山的圣何塞市周围，有大量利用包括硅在内的半导体材料制造电子元件的公司。1976年，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Wozniak）和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在这里创造并销售了他们的第一台个人电脑AppleI。斯坦福大学、沙丘路的风险投资公司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工程师运行超级计算机的艾姆斯研究中心（Ames Research Center）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尖端研究、公共投资和私人企业在这里发挥着完美的协同作用，数十年来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这种非凡的活力让这个人口不到四百万的小地区成为众多大型高科技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包括Alphabet、脸书（Face-book)、惠普（HP）、网飞（Netflix）和特斯拉（Tesla）。这里也是美国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最密集的地方。①

① Charles PÉGUY, «La tapisserie de sainte Geneviève et de Jeanne d'Arc», Morceaux choisis de poésie , Gallimard, «Le livre de poche chrétien», Paris, 1962, 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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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独特的地方是初创企业的天堂。初创企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英雄，它汇聚了两种强烈的愿望。一方面是完全的职业自主权，它带来了紧张而有趣的工作生活的满足感；另一方面是集体冒险，虽然失败的风险很大，但发明和财富的曙光让风险值得一冒。成功属于那些找到神奇方案的人正确的想法出现在正确的时机，就有望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美国西海岸初创企业成为巨头的传奇故事，滋养着这种大胆、开明和机遇的征服性想象力。

法国新任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2017年6月15日用英语发布推特时，正是想要激活这些意义：“我希望法国成为一个初创国家。一个像初创企业一样思考和行动的国家。”但从字面上看，总统发的推特是一种反常现象。“初创国家”的概念是一种矛盾修辞。②初创企业的命运不就是十次有九次失败吗？开展创新业务意味着接受高失败率以获得潜在的巨额投资回报，这正是它的基本原则。尽管资金雄厚的个人企业家、大富豪、通过子公司进行投资的大公司和诉诸特殊扶持计划的政府可以承担这样的风险，但让整个国家走这条道路纯粹是疯狂的经济行为。然而，培养少数“独角兽”企业十年内估值超过十亿美元的初创企业一似乎已经成为雄心勃勃的政策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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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lizabeth EAVES, «America's greediest cities», Forbes, 3 décembre 2007.

②“初创国家”的概念借自一本专门介绍以色列高科技行业的同名书籍，该书旨在解释，为什么在2009年初，这个仅有710万居民的年轻国家有63家公司在美国主要高科技股票市场纳斯达克上市，比美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作者与新保守主义圈子关系密切，他们认为，义务兵役制和移民是以色列成功的两个主要原因，因为这两种制度灌输了敢于冒险的精神。参见：Dan SENOR et Saul SINGER，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Israel's Economic Miracle, Twelve, New York, 2009; Gal BECKERMAN, «Senor decidesagainst running for Senate, citing family and business», The Foruard, 24 mar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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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企业为单位对经济政策问题的新表述，是负责制定这些政策的圈子内部理论演变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共识”强调财政政策对实现充分就业的作用。20世纪末的“华盛顿共识”热衷于放松管制、私有化和紧缩政策，以使市场更好地运作。自21世纪以来，“硅谷共识”侧重于知识经济中的创新和创业精神。①它以加州经验为基础，并利用了这种经验传达的巨大想象力。然而，“硅谷共识”引发的社会经济变革正在导致一系列悖论，这些悖论破坏了“硅谷共识”的基本假设，并预示着“硅谷共识”将被超越。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硅谷共识”一词由麻省理工学院的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创造，他在一系列论文和演讲中使用了该词。参见：Michael PIORE et David SKINNER，《Eco-nomic policy in the time of reactionnary populis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lobalisa-tion: Regional Growth and the 4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Bologne, 2017; Michael PIOREet Cauam FERREIRA CARDOSO, «SENAI+ ISIS. The Silicon Valley consensus meetsorganizational challenges in Brazil», MIT-IPC Working Paper, n°17-005, 2017。 不过,这一观点早在其他作者的著作中就已出现，尤其是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Mazz-ucato)，她谈到过“硅谷神话”。参见：Mariana MAZZUCATO，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Anthem Press, «Anthem Frontiers of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res/New York,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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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共识”

意识形态事实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虚构，而是对现实的扭曲认知，因此它们反过来会以扭曲的行为对现实产生影响。

——居伊·德波(Guy Debord)①

21世纪初，美国拉拢世界政治和经济精英参与的全球资本主义计划已初见成效。它的原则（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不分国籍平等对待投资者）已在大多数国家实施。②然而，它受到了两方面的削弱，一是“华盛顿共识”政策带来的灾难性结果，二是这些政策引起的无法避免的抵抗。

从结果看，过去二十年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实施的各种结构调整计划对促进发展毫无帮助。在东欧的大多数转轨国家，西方专家实施的休克疗法成功地造成了经济崩溃，除少数例外情况外，这些国家二十五年来仍未恢复元气。③最终，在1997年亚洲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针对在过去几十年中使某些产业实现赶超的非正统政策进行粗暴干预。不仅整个地区直接受其影响的民众奋起反抗，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精英也公开寻求摆脱西方专家的影响。为了在再次发生危机时摆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实施新紧缩政策，以积累外汇储备。经济学家的批评愈演愈烈，甚至在国际机构内部也是如此①，这与日益增多的街头抗议遥相呼应。当时，几乎没有哪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不被示威和封锁破坏，比如1999年在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会议或2002年在热那亚举行的八国集团（G8）峰会。这些抗议活动在电视上播出，令人印象深刻，它们埋葬了幸福全球化的理念，并打破了支撑全球化的理论。到2000年，人们在苏联解体时对市场怀有的欣喜之情已完全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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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uy DEBORD,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1967], Gallimard, Paris, 2008, p. 203.

② Sam GINDIN et Leo PANITCH, The Making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Em pire, Verso, Londres/New York, 2012.

③ Branco MILANOVICĆ, «For whom the Wall fell ? A balance sheet of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The Globalist (blog), 7 novembr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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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阿尔都塞（Althusser）的名言来说：“意识形态代表了个人对其真实生存状况的想象关系。”②正如另一位哲学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Jameson）所写，意识形态形成了一种“认知地图”，使个人能够将自己的处境与更广泛的整体联系起来。③因此，为了凝聚意志并使之发挥作用，自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必须提供一种既普遍又实用的视角，也就是说，提出一种能够产生意义并允许运用地方性行动的世界观。在世纪之交的新形势下，指出指令性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已不再足够。在今天，前几十年的意识形态主力已经过时。我们不能再简单地以“稳定化一自由化—私有化”为口号，提出回归市场的自然秩序。现在的脆弱性首先来自内部，它源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及其带来的反复危机所激起的反对。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orton, New York, 2002; Dani RODRIK, «Goodbye Washington consensus, Hello Washington confusion? A review of the World Bank'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90s. Learning from a decade of refor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4, n°4, 2006, p. 973-987; Ben FINE, Costas LAPAVITSAS et Jonathan PINCUS, Development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yon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Routledge, Londres, 2003.

② Louis ALTHUSSER, « Idéologie et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 (Notes pour une recherche)», Sur la reproduction, PUF, « Actuel Marx Confrontations», Paris, 2014.

③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vol. 1, n° 146, 1984, 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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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形成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的动力中寻求合法化原则。这种积极的话语体系旨在将政府的经济实践建立在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永久革命”的内在美德之上。①为了巩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被选中的意识形态道路将普罗米修斯式的未来重新放在首位，美国新经济的繁荣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证明了革命的能量。但是，与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Rostow)当年在《经济增长阶段》中预示的大众消费主义不同，这一过程现在本身就具有价值，它作为社会和经济复兴的原则而存在。②我们正在歌颂一部伟大的史诗，硅谷的经验就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例证。它的英雄是那些知道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将人类的创造力转化为拯救生命的技术进步的企业家。

自世纪之交以来，经济政策的新意识形态视野一直是刺激资本主义的技术推动力。这个信念并非一日之功。在研究它如何广泛传播并最终在世纪之交凝结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简称“经合组织”）的灰色文献之前，我们需要追溯一下它在加州的起源。正是在旧金山湾区，理论核心的基本粒子聚集在一起，使这一新共识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并年复一年地保持惯性力量，一直持续到2010年代末期，即使经历了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和2008年的巨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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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arl MARX, «Principes d'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1858], Euvres , tome II,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Paris, 1968, p. 258-261.

② Walt Whitman ROSTOW, Les Étapes de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L'Histoire immédiate, Seuil, Paris,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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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意识形态

20世纪末，互联网的出现在信息、电信和媒介的十字路口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突然之间，日常实践发生了转变，新的竞争优势出现了，信息使用了新的渠道。在这样的剧变之中，那些有阐释权的人的心声很有可能被听到。这种心声解释了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 Barbrook）和安迪·卡梅伦（Andy Cameron）所说的“加州意识形态”在全球的传播。①这种意识形态是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反主流文化（本身植根于政治激进主义的沃土②）与加州新企业家对自由市场原则的热情拥护相结合的产物。正是围绕新技术显而易见的解放潜力，这两种乍一看似乎完全对立的文化将找到共同点。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Richard BARBROOK et Andy CAMERON.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Science as Culture, vol. 6, n° 1, 1996. p. 44-72.

② Mike DAVIS,«The year 1960»，New Left Review，n° 108，2017. 关于更广泛的加州社会政治史的内容可以参见珍妮特·埃斯特鲁斯（JeannetteEstruth）的博士论文：Jeannette ESTRUTH.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ilicon Valley: structural change, urbantransformation, and local movements. 1945 – 1995», New York Universit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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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乌托邦。欧内斯特·卡伦巴赫（Ernest Callenbach）的《生态乌托邦》（Ecotopia）于1975年出版，这是20世纪最后一部伟大的乌托邦作品。①这本书的灵感来自当时在美国西海岸兴起的另类生活方式，描述了一个由加州北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组成的新国家。它脱离美国本土，是一个无车地区，权力去中心化，消费品主要来自本地，实行高度自治，并且奉行非排他性的伴侣关系。日常生活在以大家庭为核心的自治社会中进行。卡伦巴赫精通当时的科学技术知识，他煞费苦心地描述了一个生态可持续的生产系统，尤其以当地生产可再生能源和使用尖端军事装备来保卫这一激进的政治实验为基础。这个故事反映了整整一代人对美国社会的生产主义、消费主义、专制主义和保守主义深恶痛绝的愿望。它还预示了环境问题在消费者行为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即使一部分嬉皮士对科技进步深恶痛绝，并呼吁回归自然，这也绝不是他们普遍的态度。诚然，《生态乌托邦》中还几乎没有计算机的身影，但技术问题无处不在。这种技术狂热也存在于加州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其他领域，他们对数字革命的萌芽更加敏感，并认为新信息技术是实现他们自由主义理想的工具。加拿大媒体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远见卓识具有重大影响。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就提出了“全球村”的隐喻，将横向的全球通信网络与压垮等级结构的理念联系在一起。他写道：“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开始重建人际关系，就像在最小的村庄里一样。这些关系是深刻的，没有职能或权力的委派。”①从这个角度来看，正是技术变革决定了人类社会范围内集体意识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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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rnest CALLENBACH, Ecotopia. The Notebooks and Reports of William Weston,Banyan Tree Books/Heyday Books，Berkeley，2004. 这是哲学家和未来考古学专家詹明信2004年提出的观点（Newω Left Review，n°25)。此后，他出版了自己的乌托邦著作《美国乌托邦》(An American Utopia）(Verso，Londres，2017)。我们在此不讨论《生态乌托邦》中提出的一系列有争议的命题，尤其是普遍存在的某种共同认可的种族隔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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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多世纪的电气技术发展之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将整个地球揽入怀中，消除了空间和时间。我们正在接近人类延伸的终极阶段—意识的技术模拟阶段，届时，知识的创造过程将被集体纳入并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就像我们的感官和神经的覆盖范围已经被各种媒介放大一样。②

麦克卢汉将技术预言、个人权力的增强和拒绝权威结合在一起，例如他声称“我们时代的标志是拒绝任何形式的强加模式”③。因此，他为嬉皮士的技术爱好者提供了一种世界观，这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Extensions Man, McGraw-Hill, New York, 1966, p. 255.

②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Extensions Man, McGraw-Hill, New York, 1966, p. 3.

③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Extensions Man, McGraw-Hill, New York, 1966,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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