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封建主义

国际蓝图

纽特·金里奇出席了促成《大宪章》的亚特兰大会议。他是美国右翼的核心人物，20世纪80年代为激进的共和党而战，2016年支持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成功当选美国总统。1995年，也就是亚特兰大会议一年后，他正处于权力的顶峰。他是众议院议长，被《时代》（Time）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他在接受《连线》杂志采访时说：“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令人兴奋、与信息时代相适应、在经济上占优势的美国，那么世界其他地方就会追随我们。”②这句话见证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时刻。这句话见证了加州意识形态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时刻，为即将实施的新经济政策提供了大量的叙事基础。也正是在1995年，某些高科技公司的顾问艾拉·马加奇纳（IraMagaziner）受克林顿（Clinton）总统委托，制定了一项增长战略，这项任务促成了1997年全球电子商务框架文件问世。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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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eorges MONBIOT, «How Ayn Rand became the new right's version of Marx», The Guardian, 5 mars 2012.

② Esther DYSON, «Friend and foe», Wired, 1er août 1995.

③ Clinton ADMINISTRATION, « A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erce», juillet 1997, en li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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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标志着克林顿政府的一个真正转折点。从最初的立场来看，信息技术从建立技术优势的部门角度出发，但现在，数字技术特有的增长机制理念盛行，这种增长机制与制造业时代的特征截然不同。

在1992年的竞选活动中，比尔·克林顿赢得了大量电气和计算机公司领导人的支持，向他们承诺将采取有利于他们的传统产业政策。《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解释说：“克林顿先生的技术政策是在与业界领袖协商后制定的，其指导思想是联邦政府必须在发展产业和市场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①设想的措施包括有针对性的减税、对特定技术项目的补贴、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以及收紧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20世纪90年代初，信息技术公司指责国际竞争对手进行不公平竞争，并希望即将上台的克林顿政府采取布什政府拒绝采取的反倾销措施。

五年后，克林顿第二届政府有关电子商务的原则显示出《大宪章》方向的彻底转变。问题不再是捍卫技术的领先地位，而是为新的革命创造适宜的环境。1997年全球电子商务框架文件确定的战略是支持这场革命，最重要的是防止过多监管阻碍正在出现的全球电子市场的活力。我们放弃了产业政策的概念，转而采用了一系列我们已经熟悉的原则：“私人部门必须具有主动性”；“政府必须谨防滥用限制”；“当需要公共干预以促进电子商务时，目标必须是促进竞争和确保知识产权的保护”；“政府必须承认互联网的特殊性质”，也就是“去中心化的性质和自下而上的管理”。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Calvin SIMS, «Silicon Valley takes a partisan leap of faith», The New York Times, 29 octobre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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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增加了国际主义色彩，强调为全球电子市场提供一致的跨境法律框架的重要性。最后一个因素非常重要，鉴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优势地位，这实际上是一项全球行动方案，特别是在新加坡召开的有关签订《信息技术协议》的会议，该协议早在1997年3月就取消了与信息技术有关的制成品和软件的关税。

1998年8月24日，艾拉·马加奇纳在进步与自由基金会组织的新一届“网络空间与美国梦”会议上发表演讲。①他解释了克林顿政府在电子商务相关问题上采取的行动，并讨论了在国际层面为互联网和全球贸易建立共同制度架构而开展的工作。根据《大宪章》的兰德式取向，他得出的结论是，需要“首先依靠市场和自我监管”，这意味着“政府要就一件它们很难做到的事达成协议—同意不采取行动”。这种技术自由主义主题就成为解决经济政策创新问题的框架。

经济增长的原因

过去二十年来，经合组织和政府对创新问题的重视程度丝毫未减。无论是互联网泡沫的崩溃，还是随之曝光的会计丑闻，抑或是2008年的大危机，都没有对这一议程产生任何实际影响。时至今日，这一议程依然生机勃勃。经合组织在2015年题为《创新要务》的报告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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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ra MAGAZINER, «Creating a framework for global electronic commerce», Future Insight, vol. 6, n° 1,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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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为创造商业和就业机会以及提高生产力奠定了基础，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它可以帮助解决一些紧迫的社会和全球问题，如人口变化、健康风险、资源稀缺和气候变化。①

技术进步应该促进经济发展并解决地球的主要问题，这些有关技术进步的好处的陈词滥调并没有太多新意。②这一愿景并不新鲜，它是20世纪90年代国家创新系统极其激动人心的工作主题。③这种方法侧重于构成不同国家经济和技术绩效基础的制度和历史结构。它研究主要参与者（企业、大学、研究实验室）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OCDE, L'Impératif d'innovation. Contribuer à la productivité, à la croissance et au bien-être , Éditions de l'OCDE, Paris, 2016, p. 3.

②早在1945年提交给罗斯福（Roosevelt）总统的报告《无尽的前沿》（EndlessFrontier)，就明确提出了支持公共干预以促进科技生产的论点。该报告的作者范内瓦·布什（VannevarBush）是曼哈顿计划的设计师，该计划为美国带来了原子弹。因此，军事问题在他的论点中占据突出位置。但他也强调了经济方面的利害关系，包括就业、生活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如他所说：“需要大量新的科学知识来维持公共和私人企业的运转。"参见： Vannevar BUSH,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1945, p. 13.

③ Bruno AMABLE,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and diversity of soci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7, n° 4, 2000, p. 645-687; Richard R. NELSO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 Com parative Analysi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 Oxford,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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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公共政策和社会政治平衡，旨在解释各国的发展轨迹。例如，美国技术进步的基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惊人追赶，德国在机械工程领域的长期专业化。因此，这种分析框架与推崇市场机制自主性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截然相反。

经合组织采用的新正统观念完全打破了这种关于创新动态的系统性观点。总部设在巴黎的经合组织在所有关于这一主题的出版物中指出，有利于创新的政策需要健全的宏观经济管理、竞争性市场以及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开放。因此，它的学说是“华盛顿共识”的延伸，但以技术乐观主义的形式进行了质的补充。2000年7月6日至7日在经合组织巴黎总部举行的一次非正式研讨会的记录可以当作它的一份宣言。①与会者比较了他们对信息通信技术传播背景下增长原因的看法，目的是了解1995年以来美国经济的活力，美国经济的活力与发达国家的普遍不稳定和其他富裕国家的疲软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的结论是，创新是美国成功的关键。虽然提到了研究和教育的重要性，但讨论主要集中在其他三个因素上，它们成为当时正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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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邀参加会议的十三位经济学家（均为男性）来自欧美的主要大学———包括哈佛大学的戴尔·约根森（DaleJorgenson)、哥伦比亚大学的哈维尔·萨拉-马丁(XavierSala-i-Martin)、牛津大学的乔纳森·坦普尔（Jonathan Temple）和芝加哥大学的路易吉·辛加莱斯(Luigi Zingales)，以及欧洲和亚洲的公共应用研究机构包括法国国家经济研究所的布鲁诺·克雷蓬（BrunoCreepon）、比利时国家银行的保罗·布岑（PaulButzen)、韩国发展研究所（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的秦熙汉(Chin Hee Hahn）、东京经济研究中心(Tokyo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 的西村清彦（Kiyohiko Nish-imura)。 Jonathan TEMPLE, «Summary of an informal workshop on the causes of eco-nomic growth»,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vol. 33, n° 26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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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理论支柱。

首先，报告指出：“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使我们能够理解企业和机构层面的发展如何以生产力提高的形式转移到总体层面。”①换言之，报告的作者将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归因于创新型企业取代了效率较低的企业。这是一个关键点，将创新和创业问题联系在一起。它强化了如下信念，创新过程首先是新公司进入市场的结果，这些新公司没有任何组织性的遗留问题，因此足够灵活，能够给既定产业部门的核心带来破坏。这也呼应了新一代理论家的观点，尤其是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他们根据与创新传播相关的创造性破坏机制来模拟增长轨迹。②

其次，报告的作者得出结论：“美国相对强劲的表现可能与那些有利于资源在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流动以应对创新的体制有关。”为此，他们强调经济的灵活性，也就是说，制度不仅促进产品市场的竞争，而且促进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为了提高资源配置的反应速度，加快创新的传播，劳动力市场必须尽可能灵活。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资本，并主张进一步发展金融体系。特别强调的是，“为年轻企业获得融资提供便利往往会削弱老牌企业的地位”。因此，美国的成功要归功于金融自由化，因为“如果金融体系不够发达，就不可能将资源迅速重新分配给新经济’部门”。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Jonathan TEMPLE, «Summary of an informal workshop on the causes of economic growth» ,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vol. 33, n° 260, 2000, p. 8.

② 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HOWITT, «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 w3223,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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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报告强调了“专利制度，以及更广泛的产权的定义和保护”。根本问题在于创新利润的分配及其激励作用。根据上文提到的“新熊彼特式”增长理论，人们注意到破坏速度过快以至于有阻碍创新的风险。①因此，有必要确保与创新活动成功相关的任何收益都能得到充分保障，这就需要对资本征收低税，并严格保护知识产权。

因此，这种新的创新学说的独创性在于，它坚持“创造性破坏”的概念。除了市场的灵活性之外，2000年夏天经合组织的经济学家们从美国新经济的繁荣中得出的结论是竞争和激励对创新的有益影响。这一教训很大程度上带有偏见，但将经由负责结构改革的专家组迅速传播到不同国家。②

我们总结一下。自世纪之交以来，一种新的理论一直在激励着经济政策。“硅谷共识”超越了“华盛顿共识”。它更强调资本主义作为创造性破坏运动的动态效率，而不是市场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这样一来，这一理论就超越了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这三项，将激励问题放在了中心位置。从那时起，冷静的公共干预、企业家能量的释放及产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灵活性以及保护创新者产权的原则指导着“硅谷共识”的公共政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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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hilippe AGHION et Jean TIROLE, « The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9, n° 4, 1994, p. 1185-1209.

② 法国的例子有：Jacques ATTALI，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 croissance française: 300 décisions pour changer la France,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Paris，2008。其他例子参见：Bruno AMABLE et Ivan LEDEZMA，Libéralisation， innovation et croissance. Faut-il vraiment les associer?, Éditions Rue d'Ulm, «Collection du CEPREMAP», Pari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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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本主义的五个悖论

任何政府反复的重大失败都会导致垮台。

$$
\therefore \frac { 1 } { 2 } \times \frac { 1 } { 4 } \pi \cdot \ddag \times ( \mathrm { M a x ~ W e b e r } ) \textcircled { 1 }
$$

“硅谷共识”背后的驱动力在于，在利用加州经验的感召力的同时，赋予数字技术的应用以意义。硅谷———或者说被施了魔法的硅谷表象是新资本主义的展示窗口。在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上，由于初创企业和风险资本家的存在，创意自由迸发，工作机会层出不穷，高科技的发展让尽可能多的人受益。正是基于这种所谓的幸福经验，个人冒险和利益诱惑才以创新这一更高原则的名义受到重视。这个神话可以分解为五个基本要素：第一，初创者对冒险的渴望使经济结构不断恢复活力；第二，对工作场所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赞美；第三，开放和流动的文化；第四，共同繁荣的承诺；第五，国家衰落的理想。然而，我们看到，新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与上述神话恰恰相反。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Max WEBER, Économie et société. Tome premier, Pocket, Paris, 1956, p.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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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悖论的出现揭示了“硅谷共识”最终发生冲突的诸多问题。

垄断的回归：初创企业的悖论

2017年夏天，谷歌的一位批评者被一家致力于适应数字时代的基金会解雇，该基金会的部分资金由谷歌公司提供，此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巴里·林恩（BarryLynn）是一位长期致力于打击垄断的分析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赞欧盟委员会于2017年7月对谷歌滥用统治地位处以创纪录的24亿欧元罚款。不久后，林恩就被新美国基金会董事解雇了。这并非个例。这个例子说明了谷歌通过慷慨资助智库和其他游说团体来压制批评者，这些压制做法小心谨慎，但普遍取得了成功。①巴里·林恩和他领导的开放市场研究所（Open Market Institute）团队已经独立出来，继续通过其网络平台记录正在进行的垄断过程，并将硅谷的新大亨们与约翰·洛克菲勒（JohnRockefeller)、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和20世纪初的其他“强盗大亨”相提并论。因此，他们正在积极推动反垄断政治空间的出现，而这一空间不再局限于民主党左翼。②在201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对互联网时代的垄断企业提出了无情的控诉它们虽然提供了关乎普遍利益的重要服务，却阻碍了创新和市场的平稳运行，威胁个人自由和民主。在他看来，新的法规和新的税收原则必定将迅速终结这种局面。①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经济学人》（TheEconomist）注意到这些平台“太BAADD”——大型（Big）、反竞争（Anti-competitive）、使人成瘾（Addictive）和破坏民主（Destructive to Democracy），因此发表了一份针对脸书、谷歌和亚马逊首席执行官的模拟备忘录，其中详细介绍了他们在面对不可避免的反弹时可采取的战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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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enneth P. VOGEL, «Google critic ousted from think tank funded by the tech giant», The New York Times, 30 août 2017; Rachel M. COHEN, «Has the New America Foundation lost its way?», Washingtonian (blog), 24 juin 2018.

②一方面，极右保守派团体抗议数字平台使用条款严禁煽动仇恨，它们认为这侵犯了言论自由；另一方面，建制派担心通过假新闻操控舆论的风险。参见：ElizabethDWOSKIN et Hamza SHABAN, «In Silicon Valley, the right sounds a surprising battlecry: regulate tech giants», The Washington Post, 24 aoû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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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企业的困局。曾经友好的初创企业已经变成了凶猛的垄断企业。这种转变给“硅谷共识”带来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分歧。我们在此讨论初创企业作为政治符号的脆弱性。如果说初创企业体现了一种职业和经济成就的理想——对工作的热情投入、获取个人财富的可能性，那么，与青年一样，初创企业也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成功的初创企业会很快从幼苗成长为老树。它们的成功剥夺了它们作为小公司时曾拥有的敏捷性和灵活性，却赋予它们作为大型经济实体能拥有的其他特质，例如韧性。只要初创企业没有消失，它们就会陷入资本集中化和中心化的过程，也就是陷入增长的需要，无论是通过内部投资还是与其他经济单位合并。初创企业与小企业无关，小企业可以通过服务当地市场并为所有者提供合理的收入而适度和可持续地繁荣发展。依赖于研究的进步，这类企业只有将最初的技术或科学影响转化为能够大规模运用的经济力量才能成功。这在风险投资公司或投入部分个人财富的天使投资人的压力下进行。它们接受高失败率，以换取雄心勃勃的盈利策略，该策略的成功导致初创企业转变为大型传统公司，或者被更大的公司以高价收购。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George SOROS, «Remarks delivered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george-soros. com, 25 janvier 2018.

② Eve SMITH, «The techlash against Amazon, Facebook and Google - and what they can do. A memo to big tech», The Economist , 20 janvi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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