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封建主义

当一家初创企业发展壮大后会发生什么？提升资本价值的需要最初是增长的加速器，这种需要在之后也同样强劲。随着发展势头放缓，最初的冒险精神转变为对他人项目的贪婪渴望。YouTube于2006年被谷歌收购；WhatsApp被脸书收购；苹果已经收购了大约一百家公司，其中包括音乐识别应用程序Shazam；微软于2011年收购了Skype；亚马逊的众多收购包括AbeBooks（一家专门销售古籍的在线书店）和全食超市（WholeFoods）（一家高档有机超市连锁店）。互联网巨头收购一系列新业态表明，经济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这不仅仅是因为过去的初创企业壮大了。对产业结构演变的研究也指出了整合的总体趋势。

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竞争活力的复苏。直到20世纪80年代，主流趋势都是一体化。这一时期的典范是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在《管理者看得见的手》（La Mainvisible des managers）一书中研究的大型、纵向一体化、多事业部的公司。①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组织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美国，大多数在1919年主导其产业领域的公司，到了1969年仍然是领导者。②当然，这种稳定并不是绝对的。企业有一定数量的更替，要么消失，要么被吞并，新晋企业会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主要是由于某些行业的实力上升所致。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这种与生产活动的质变有关的内部流动急剧加速。在一些经合组织国家，公司规模开始缩小。同时，越来越多的公司成立和消失，这表明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动荡。最后，在全球化的同时，大型跨国公司的市场份额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散。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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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竞争态势的恢复，人们提出了五种解释。前两种解释具有普遍性，指出了信息通信技术的特殊性质以及长波资本主义阶段。其他三种解释涉及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特征，特别是欧洲和部分亚洲地区相继出现的产业追赶、金融霸权的恢复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Alfred DUPONT CHANDIER, La Main visible des managers. Une analyse historique, Economica, Paris, 1988.

② Naomi R. LAMOREAUX, Daniel M. G. RAFF et Peter TEMIN, «Beyond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Toward a new synthesis of American business history », NBER Working Paper, n° 9029, 2002.

③ Dosi GIOVANNI et al., «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ies upon the size and boundaries of firms», Capitalism and Society, vol. 3, n° 1,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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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解释符合“硅谷共识”，即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与旧的集中型经济结构的解体和小型多样化单位的持久活力相关。据说，企业活动的加强是由于一体化的优势减少，也是由于通信成本降低和物流改善使得商业交流更加便捷。此外，收入增加也导致了需求的多样化，同时反映了与个人偏好多样化相关的分众化现象。①根据这一模型，信息通信技术的内在特点促使生产结构偏向小型资本、产品多样化和生产要素的长期流动性。

然而，竞争加剧和通过创新进行结构调整的这一阶段只是暂时的。“硅谷共识”的支持者们认为的经济结构变革的新的永久性原则不过是过眼云烟。信息通信技术是一种绝对独特的创业形式之源的观点已经走入死胡同，无法解释自那时以来观察到的经济结构僵化现象。

一个多世纪前，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指出：“小资本是技术进步的先驱，而技术进步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动力。”②因此她指出，破坏工业结构的是一般的技术变革，而不是特定的技术变革。我们接受这一假设，但仍然需要搞清楚这种更新速度的原因，尤其是20世纪最后几十年工业结构剧变的暂时性。长波方法认为，生产结构的剧变具有暂时但反复出现的特征，对应着创造性破坏的激烈阶段——创新集群出现，遍布整个经济领域，先摧毁旧的结构，然后再稳定下来，并在新的经济组织形式中发挥潜力，直到它们失去活力，又反过来被新的创新集群破坏。①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正值这种创造性破坏阶段，它是新技术范式建立的典型阶段。这种剧变时期的一种症候是，决定商人决策的认知框架变得模糊，从而导致判断失误，其严重性只有在事后才会显现出来。例如，包括施乐（Xerox)、IBM和惠普在内的十七家公司拒绝了史蒂夫·乔布斯关于制造个人电脑的建议，乔布斯因此创立了苹果公司。1986年，IBM拒绝了史蒂夫·乔布斯关于持有微软10%股份的建议。②

技术封建主义

① Naomi R. LAM(REAUX, Daniel M. G. RAFF et Peter TEMIN, «Beyond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Toward a new synthesis of American business history», loc. cit.

② Rosa LUXEMBURG, «Réforme sociale ou révolution ? I/2» [1898], marxists.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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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波阐释可以与其他三个因素相结合。首先是国际竞争的加剧。通过逐步的工业追赶，欧洲国家、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正在关键行业中站稳脚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在这些行业中享有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在追赶阶段，不同产业阶段相对和谐地互为补充，但在新的形势下，竞争加剧，不同国家占据了相同的领域，取代了追赶阶段的活力。①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长波方法是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colas Kondratiev）提出的 理论，他于 1938 年在斯大林时期的监狱中被枪决。Christopher FREEMAN et Francisco LOUÇÅ, As Time Goes B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to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1; Ernest MANDEL, 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 A Marxist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Marshall Lectures Give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Verso, Londres, 1980; Carlota PEREZ, «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techno-economic paradigm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4, n°1，2009。关于工业结构转型的具体问题，参见：Francisco IOUÇA et Sandro MENDONÇA， «Steady change: the 200 largest US manufacturing firms throughout the 20th century»,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11, n° 4, 2002, p. 817-845。

② David B. AUDRETSCH, «Technological regimes, industrial demography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6, n° 1, 1997, p.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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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补充性的解读强调金融力量的恢复。从1979年起，利率不断上升迫使企业削减利润最低的业务，加速了竞争力最弱的公司的消亡。股东价值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种金融压力随之加剧。管理者越来越受制于股东施加的短期价值要求，不得不放弃独立推行内部增长政策，并限制非必要活动。②

最后一个因素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国内层面的放松管制和放弃工业计划的措施以及国际层面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正在动摇竞争领域，减少了大型垄断企业在国家范围内受益的一系列制度保护。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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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bert BRENNER,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Verso, Londres, 2004; Jacques MAZIER, Maurice BASLÉ et Jean-François VIDAL, Quand les crises durent..., Economica, Paris, 1984, p. 387; James CROTTY, «The neoliberal paradox: the impact of destructive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impatient finance on nonfinancial corporations in the neoliberal era»,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35, n° 3, 2003, p. 271-279.

② William LAZONICK et Mary O'SULLIVAN, «Maximizing shareholder value: a new ideology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Economy and Society , vol. 29, n° 1, 2000, p. 13- 35; 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 «Neo-liberal dynamics: toward a new phase ?», in Kees VAN DER PIJL, Libby ASSASSI et Duncan WIGAN, Global Regulation. Managing Crises after the Imperial Turn, Houndmills/Palgrave Macmillan, Basingstoke/New York, 2004, p. 41-63; Michel AGLIETTA et Antoine REBÉRIOUX, Dérives du capitalisme financier, Albin Michel, Paris, 2004.

③ Pascal PETIT, «Structural forms and growth regimes of the post-Fordist era»,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vol. 57, n° 2, 1999, p. 2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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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的历史趋势。尽管信息通信技术是经济结构去中心化的一个持久影响因素这一论点与过去二十年左右观察到的整合相矛盾，但其他因素也说明了20世纪末影响生产结构的剧变。长波的创造性破坏阶段、国际竞争的加剧、金融业的兴起和管制的放松都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世纪之交这段时期的特征。“硅谷共识”的支持者们认为的新技术经济制度的固有特征—初创企业超越昔日领军企业的能力、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释放企业家的能量，以及产品多样化与经济单位小型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过是沉淀期的过渡特征。然而，自世纪之交以来，这些现实已被冲淡，并逐渐让位于新的垄断。

近年来，以爱彼迎（Airbnb）和优步为代表的新平台不断涌现，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误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创业活力已经消退。从美国开始，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整合趋势。进入和退出市场的公司数量急剧下降，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数量减少了一半，公司平均规模扩大，大多数行业的销售更加集中①所有这些指标都表明经济结构正在重新走向垄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发达经济体的大多数行业中，公司的市场力量都在增强。①研究强调，从1980年至2016年间，利润率增长了39%，其中大部分发生在2000年之后，这与盈利能力和集中度的提高有关，这证实利润率的上升反映了企业市场力量的增强。另一个启示是，这一总体趋势主要由少数几家公司推动，这些公司的收入、利润率和盈利能力都大幅上升。超级公司崛起的假说最早出现在美国②，现在似乎已成为富裕国家的普遍现象。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Ryan A. DECKER et al., «Where has all the skewness gone? The decline in highgrowth (young) firms in the U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86, n° C, 2016, p. 4- 23; Ryan A. DECKER et al., «Declining business dynamism: what we know and the way forwar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6, n° 5, 2016, p. 203-207; Gustavo GRULLON. Yelena LARKIN et Roni MICHAELY, «The disappearance of public firms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US industries. Are US industries becoming more concentrated?», Swiss Finance Institute Research Paper, n° 19-41, 2015; Kathleen KAHLE et René M. STULZ. « Is the US public corporation in trouble ?», NBER Working Paper, n° w2285J, 2016; Cédric DURAND et Maxime GUEUDER, «The investment-profit nexus in an era of financialisation. globalisation and monopolisation. A profit-centred perspective»,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0, n° 2, 2018. p. 12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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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理解竞争加剧和重新垄断的双重运动，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积累运动的历史趋势”。在他看来，这一运动与生产的社会化进程有关，换句话说，就是劳动和生产资料的使用越来越具有集体性质。例如，随着机器的运用，个人在组织工作方面的自由度趋于减少。随着生产活动越来越不孤立，它立即呈现出社会化或公共化的特征：

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③\*

技术封建主义

① Federico DIEZ, Daniel LEIGH et Suchanan TAMBUNLERTCHAI, Global Market Power and its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FMI, 2018.

② David AUTOR et al.,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9 (à paraître).

③ Karl MARX, Le Capital.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Livre premier, trad. Jean-Pierre Lefebvre, PUF, Paris, 2014, p. 433.

\*译文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43。——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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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工作越来越多地借鉴他人的工作，无论是在学习的方法、遵守的标准还是使用的技术资源方面。此外，工作本身的速度和质量也变得更加集体化。与此相对应的是劳动分工的深化、技术的普及以及日益复杂的工作所要求的协调的加强。因此，生产单位的规模不断扩大，它们在公司“网络”中的相互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都是如此。①

然而，伴随着资本积累而出现的这种生产社会化的历史运动并不是连续的。图1-1的S形曲线既显示了这一历史趋势，也显示了在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短暂衰退。其实，在从一种技术经济范式向另一种技术经济范式过渡的阶段，这种社会化以时间为标志。一方面，在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中，一些旧的联系被打破，而新的联系还处于萌芽阶段，尚未形成它们的利基市场。过时的工作流程因破产而被废弃，其他更个性化、更分散、尚未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则在更小的社会空间中展开。许多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在寻找融资者或收购者时，这些选择也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无论这些是破坏性动力还是创造性动力，它们都是生产社会化中断的原因。另一方面，创新一旦到位，就能在更大范围内恢复社会化，使工作流程在更细的层次上相互渗透一—蒸汽机、电力、化学、机械工程，当然还有信息通信技术，这些重大创新以各自的方式催生了更加分散的生产方式。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鉴于本研究的目的，我们过度简单化了马克思的社会化问题带来的困难。有关 该主题的最新理论发展的讨论，参见：RiccardoBELLOFIORE，«The adventures of Vergesellschaftung»，Consecutio Rerum，vol. 3，n°5，2018。对论点的总结，参见： 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 «Dynamiques des modes de production et des ordres sociaux», Actuel Marx, vol. 52, n° 2, 2012, 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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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理论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1922年写道：

大部分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并非资本主义经济固有趋势的结果，而是政府干预的结果。政府通过保护主义措施创造了有利于这些组织形成的条件，使绝大多数卡特尔和托拉斯得以出现。制造业和贸易行业的垄断企业的出现并非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必然性，而是政府实施反对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的干预政策的结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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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垄断重现的趋势恰恰与这一假设背道而驰，并证实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化趋势的观点。

正如我们所见，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竞争加剧了，这主要由于保护主义壁垒的逐步拆除，也由于几个主要国家产业赶超的影响、运输领域的进步和信息传播技术的应用。然而，在经历了一个阶段的结构调整之后，这些发展并没有带来一个稳定的竞争机制。它们导致各组织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更加密集，大型企业及其主导的生产网络更加国际化，甚至全球化。工作流程更加社会化、更加跨国化，这与加州意识形态的保守支持者所预言的个人化工作流程的分散形成了鲜明对比。

偏好控制：资本主义新精神的悖论

如果要找一个体现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伊芙·夏皮罗（ÈveChiapello）所分析的“新资本主义精神”的地方②，那么硅谷大型高科技公司提供给创意人才的现代而明亮的建筑将是不二之选。谷歌总部通过瑜伽课程、免费餐厅和二十四小时健身房向我们兜售梦想。通过这种方式，它展示了该公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Ludwig VON MISES,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51. p. 390-391.

② Luc BOLTANSKI et Ève CHIAPELLO), 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 Gallimard, Pari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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