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封建主义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硅谷的文化氛围无疑对这种思维方式的传播和该地区在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一旦取得了统治地位，文化氛围就不再是解释硅谷为何一直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创新中心之一的决定性因素了。地理经济学表明，当企业能够利用基础设施、熟练工人和专业供应商等地域资源时，它们就能从集聚效应中获益。当涉及知识时，这种交叉作用尤其强烈。因此，今天的硅谷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从最初的微小优势中越来越多地受益于彼此的共同存在，从而导致与其他地区的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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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两极分化的态势因强调雇员的流动性而得到加强。虽然这对高素质员工的知识传播有积极作用，但对绝大多数其他员工来说，灵活性就是工作不稳定的代名词。硅谷的情况也很典型，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收入不足以满足基本需求，贫困现象普遍存在。根深蒂固的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现象持续存在，而且往往比美国其他地区更为明显，这也破坏了人们推崇的多元化开放理念。①

最后，不平等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严格的地理维度。创新就是发现新的组合，就是把以前没有的东西放在一起、组织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邻近性和直接互动是至关重要的事，以便从发现过程所必需的社会授粉中受益。这一过程所需的隐性知识大多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社交网络中。因此，参与创造性活动的人有兴趣聚集在一起，从非正式交流中获益，从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和收入。②然而，这导致了隔离。不仅创新集中在大城市地区①，在城市与乡村两极分化的同时，城市地区之间的社会分化也在加深，包括每个城市内部不同社群之间的分化。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Molly TURNER, « Homelessness in the Bay Area», The Urbanist, n° 560, 2017; David ROTMAN, «Technology and inequality», MIT Technology Review, 21 octobre 2014.

② 这一点在 1990—2010 年期间的美国得到了证明。参见：Enrico BERKES et RubenGAETANI, «Income segregation and rise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SSRN, 2018, en ligne.论创新与不平等的一般关系，同样使用的是美国的例子，参见：Philippe AGHION et al.，«Innovation and top income ine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n° 21247,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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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加州意识形态再次被当代的发展颠覆。《大宪章》承诺“让尽可能多的人掌握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可以缓解高速公路拥堵，减少空气污染，让人们远离拥挤的市区”②。但事实恰恰相反。事实上，“发生在哪里”已变得至关重要一生活在时髦思想流通的城市和社群，是获取与无形资产全球传播相关的部分收入的关键条件。全球范围内，那些生产和估价无形产品的地方，也是最具吸引力的职业机会聚集地。也许未来的技术发展会使就近的信息优势消失殆尽，或者分散的力量（污染、拥堵、租金价格等）最终会取而代之，但到目前为止，无形资产正在加剧空间两极分化。③

聚焦空间维度，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硅谷的理念无法照搬套用。这种经验源于专业化的逻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逻辑不断自我强化，最终形成了这一世界级的创新集群。这也解释了为何除班加罗尔、新加坡、中国的广东省和浙江省、波士顿和特拉维夫等少数成功案例外，其他地区复制硅谷模式的尝试大多以失败告终。诚然，每一次尝试都可能存在政治决策上的失误，这些失误或许可以解释部分梦想破灭的原因。①然而，根本原因在于，一味模仿硅谷模式注定无法成功。硅谷的“岛屿”需要硅谷之外的“海洋”才能生存。商品在硅谷之外的地方组装、分类和运输。动物在那些边缘的土地上饲养和宰杀，植物在那里生长。废物被运输到那些被忽视的空间。简而言之，这片居住着绝大多数人口的广袤世界，由于一种忽视地理区位创新潜力的外部条件的共识，被简化为微不足道的部分。因此，“硅谷共识”建立在构成谬误的基础上—硅谷的经验被作为一种可以模仿的模式，而它之所以值得模仿，恰恰因为它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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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ierre-Alexandre BALLAND et al., «Complex economic activities concentrate in large cities», SSRN, 2018, en ligne.

② Esther DYSON et al., «Cyberspace and the American dream», The Progress and Freedom Foundation, vol. 1, n° 2, p. 302; «Does it encourage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Second wave policies encourage people to congregate physically; third wave policies permit people to work at home, and to live wherever they choose», «Cyberspace and the American dream», loc. cit., p. 307.

③ Jonathan HASKEL et Stian WESTLAKE,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 The Rise of the Intangible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18, chapitre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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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和自由流动的形象也与社会不平等急剧扩大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为了鼓励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灵活性，促进私人承担风险并吸引投资者，当局正在减少对资本和高收入者征税，对逃税行为表现出一定的宽容，并收紧知识产权。这种政策必然有利于富人，削弱公共财政。加州也是这方面的先驱，它发起了一场强势的运动来取消社会政策的合法性。对于这个地区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的天赐良机。①里根上台后，大量军事合同纷至沓来。与此同时，金融自由化助长了疯狂的房地产投机。这种肆无忌惮的繁荣助长了右派的野蛮反击，右派的首要目标是公共干预，6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在这一领域却准备不足。对任何形式的官僚主义根深蒂固的敌意和对地方试点的偏好，给主张大规模减税的人带来了意识形态上的难题。早在1978年，他们就赢得了一项全民公投提案—“第13号提案”(Proposition13)，该提案对加州宪法提出了修正案，大幅限制财产税水平。这场战役只是一系列改革的前奏，这些改革极大地减少了州政府的税收资源，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发了一场预算危机，导致除监狱以外所有领域的公共服务急剧减少。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Josh LERNER,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 Why Public Efforts to Boost Entrepreneurship and Venture Capital Have Failed—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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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开放的文化和人员流动性最初赋予硅谷决定性优势：促成它成功的最关键因素还是在知识生产领域逐步积累优势的地域动态。这种结合导致了一种目光短浅的效应，即过分高估赋予个人野心的自由度，而低估了区域经济规模的作用，这种规模经济本质上是不可复制的。结果呈现出双重的矛盾性。一方面，让硅谷最初获得成功的本地流动性正在因聚集带来的不平等和隔离而萎缩。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经济优势使硅谷经验被奉为普遍可推广的模型。然而，地域的独特之处本质上是例外，并不能代表世界的共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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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ichard WALKER, «California rages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New Left Review, vol. 1, n° 209,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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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增长的创新：熊彼特悖论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的概念，这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思想之一。他追随马克思的脚步，反对基于均衡的方法，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动力是经济结构的动荡变化过程，其根本动力“来自新的消费对象、新的生产和运输方法、新的市场、新的工业组织类型”①。在学术上支撑“硅谷共识”的经济增长理论采纳了这一概念并将其整合到自己的模型中，它的信条是：创新通过传播新技术和消除过时的方法来促进增长。②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资本主义的轨迹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数字技术发展的例子表明，创新不断涌现，生产、消费和交换方式发生了多方面的质变。简而言之，这些迹象表明了新的活力。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国内生产总值和生产力呈下降趋势，金融领域的负重增加，就业持续不足，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生态条件迅速恶化所有这些现象加在一起，都表明了衰退的趋势。

正如我们所见，自21世纪以来，在振兴被视作陈旧的生产结构的公共政策中，创新和竞争问题扮演着核心角色。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政策取得了成功。它们推动了技术经济格局的质变。与20世纪的旧辉煌相比，数字时代的标志性企业在世界主要股票市场的资本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尽管它们中的大多数成立还不到二十年（见表1-1和表1-2）。这表明，长期以来由少数跨国公司统治的这一精英群体发生了真正的动荡。①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e, socialisme et démocratie, suivi de Les Possibilités actuelles du socialisme et La Marche au socialisme, Payot, «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Paris, 1947, chapitre VII.

② Philippe AGHION et Peter W. HOWITT,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 MITPress，Cambridge，2009.实际上，这些作者与熊彼特时代的社会科学思想之间的关系相当松散，这一点从他们将“创造性破坏”这一说法与《经济发展理论》（Theory of Eco-nomicDevelopment，p. 474）而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联系起来这一事实就能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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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技术组织上的混乱并没有转化为资本主义机器的新活力。菲利普·阿吉翁是最著名的增长经济学家之一，他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尽管他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他根据标准专利数据指出：“我们确实看到了创新的加速，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②他接着问道：“为什么创新的加速没有反映在增长和生产力上？”答案在于这“本质上是一个衡量问题”，因为创新—尤其是那些导致创造新产品的创新—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被纳入统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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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aomi R. LAMOREAUX, Daniel M. G. RAFF et Peter TEMIN, «Beyond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toward a new synthesis of American business history» , NBER Working Paper, n° 9029, 2002.

② Philippe AGHION, Repenser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Collège de France/Fayard, «Les leçons inaugurales», Paris, 2016, p. 43.

③ Philippe AGHION et al., «Missing growth from creative destruction», AmericanEconomic Review，vol. 109，n°8，p. 2795-2822. 对所用方法的详细批评，参见：MichelHUSSON, «Monsieur Philippe Aghion bouleverse la croissance», À l'encontre (blog) , 6juillet2017。虽然阿吉翁拒绝使用“停滞”一词，但自他就职演讲以来，他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承认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呈下降趋势，但并未对当前形势做出解释，而是提到了低利率对资本分配的危害以及公共服务的削弱。参见法兰西学院网站上的讲座录音，尤其是2017年10月17日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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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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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关于生产力和增长衡量的技术讨论引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参见本书“附录一”）。然而，就我们在此感兴趣的问题而言，当代资本主义的动态趋势明确无误。①与菲利普·阿吉翁所说的相反，衡量问题并不能解释这种下降。重新评估创新的影响也不会改变什么，生产力和增长都在放缓。更有趣的是，统计学家的想法表明，数字创新的大部分影响都逃不过市场交换和相应的会计核算。维基百科显然就是这种情况，它取代了百科全书出版商的产出，减少了市场产出。谷歌提供的服务、社交网络和大量应用软件也是如此，它们只是通过广告实现了轻微的商品化。在计算市场产出时，广告收入作为广告商的中间消费被考虑在内，但并不直接计入向消费者提供的服务。考虑到用户的主要利益，这可能会让人大吃一惊。但统计学家们认为，“非市场生产的收益及其对福利的贡献虽然重要，但最好将其作为与生产力变化不同的概念来对待”①，这是对的。数字技术最强大和最有用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市场经济的范围，这一事实不容忽视。这是当代资本主义脆弱性的症状之一。

① David M. BYRNE, John G. FERNALD et Marshall B. REINSDORF, «Does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 productivity slowdown or a measurement problem?»,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mars 2016, p. 109-182; Gustavo ADLER et al., «Gone with the headwinds: global productivity»,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n° 1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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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在价格体系中考虑经济活动的质量，在概念和经验上都有困难，但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尽管如此，目前的停滞显然不是简单的统计假象，它掩盖了市场经济的活力。2008年危机对金融和宏观经济的冲击、普遍存在的就业不足以及不断加重的债务负担，都是更深层次问题的表象。当新技术经济范式的运用伴随着前一阶段特有的社会关系的瓦解，并从经济和政治条件再生产的角度削弱了经济活力时，熊彼特式的“反语”就会变成一种破坏性创造。

创业型国家的韧性：欧洲的悖论

近几十年来的欧洲冒险经历令人深感悲袁和失败。在市场和金融帝国的统治下，老欧洲大陆陷入了怨恨和不信任的泥潭，所有关于一体化进展的讨论都被无情地归结为狭隘的预算计算。这种共同的怨恨源于一个破碎的强国梦。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8年欧盟占世界 GDP的比重已从 1980年的 30%降至16.9%。诚然，这一下降呆板地反映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权重提高，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同一时期加速。但与发达国家中的美国相比，美国的比重仅从27%降至18.5%，这证明了欧洲的某种脱节。一方面，欧盟在宏观经济管理、竞争监管和货币政策等方面的制度先进性使其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前沿；另一方面，欧盟在经济上的相对失败不仅体现在增长和就业方面长期表现不佳，还体现在居于前列的主要信息技术公司中没有欧洲资本的身影。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日常使用的大部分网络服务都由美国公司提供。然而，中国和俄罗斯等起初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却成功地发展了极其丰富的本土数字生态系统，它们的搜索引擎（百度、Yandex）、社交网络（微博、Vkontakte）和电子商务网站（腾讯、京东商城）的访问量均位居世界前列。相反，如果我们将谷歌的本地版本（google.de、google.fr等）排除在外，欧洲在五十个最受欢迎网站的排名中只占两席，而且还是 xvideos. com 和 xnxx. com 这两个由一家波兰公司控制的色情门户网站，它们的所有者都是法国公民。①有趣的是，观察结果同样残酷。2000年，欧洲领导人的目标是使该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经济体”。如今，它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在这一领域也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中国和俄罗斯。所以发生了什么呢？

第一章 加州意识形态的苦难

① David M. BYRNE, John G. FERNALD et Marshall B. REINSDORF, «Does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 productivity slowdown or a measurement problem?» loc. cit. p.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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