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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内涵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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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

3.数字时代

当前，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演进深入，数字生产力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数字经济新时代。目前，不能匹配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已经导致全球经济发展出现了大量问题：一方面，大数据时代使得社会向着透明、诚信、公平的方向发展，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立足于层级社会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导致了大量的不公平现象，原有不够透明的生产关系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产业生态，这就使得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困难重重。从全社会、全产业、全供应链的角度来看，创造匹配“大智移云区”等数字生产力的数字化生产关系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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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时代人类社会的组织特点

数字时代，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工作、生命的一部分，人类正在从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进行“大迁徙”。

网络改变了经济的形态。在供给端，网络正在改造旧的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同时，网络也在颠覆原有的商业逻辑，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比如免费+广告、免费+服务、知识付费等。在需求端，数十亿网民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不断延伸的“数字世界”，同时，网络还在将物理世界中的人、物、事等迁移到数字空间，由此产生了新市场空间中的巨大需求。过去几年，在“互联网”的乘法作用和指数级效应推动下，人类的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全球市值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其中互联网平台企业就占据了9家，市值占比超过90%。

近10年来，人类将越来越习惯穿梭于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之间，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特征，层级化、职能化的组织结构将被打破，企业转向构建生态型组织。数字技术不断融入组织的各个领域，改变着组织内与组织间的互动方式，将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的边界打破并融合在一起。

（一）敏捷组织

传统的组织形式大多是由事业部、职能部门组成的，这是科层式组织结构的标准组件，其问题是不灵活、不敏捷。数字时代的竞争环境高度动态和不确定，不论是竞争对手的策略，还是顾客的需求，甚至是新技术的革新，一切都变化得太快。在这样的新生存环境中，组织的敏捷性决定了组织的生命力，对外部变化反应僵化、迟钝的组织越来越没有生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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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世界级企业都不约而同地探索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大平台+小团队”。一线小团队面对顾客，需要灵活应对问题、灵活决策，满足顾客瞬息万变的需求，并及时应对对手的竞争策略。小团队之所以作战能力强、敏捷性高，是因为它们有强大的平台支持，否则，一线团队就会在孤立无援中迅速溃败。平台需要支持前端的小团队迅速掌握信息，快速做出判断，敏捷调度中台甚至是后台的力量，从而引领整个组织为顾客创造价值。

企业组织结构重组不再以企业为中心，而是以顾客需求和用户价值为中心，并为组织员工提供服务支持、资源供给、价值评估与愿景激励，从而使组织员工拥有更好的热度、资源和能力去满足顾客的需求。组织结构更具有灵活性和非结构化特征，组织结构的小单元、去中心化等特征使个体被充分激活。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体系中，信息流向不再是单向或者双向的，而是网状的。

（二）开放组织

数字时代，适应性强的组织必须是开放的组织。这涉及组织的边界界定问题。任何一个组织中都存在三种边界：纵向边界、横向边界和外部边界。纵向边界与企业的管理层次和职位等级有关，管理层级和职位等级越多，纵向的边界距离越大。横向边界与部门的设计和工作专门化程度有关，横向部门越多、工作的专业化程度越高，横向边界的距离就越大。外部边界是企业与顾客、政府、供应商等外部组织之间的边界。构建开放型组织就是要在纵向边界、横向边界和外部边界三个方面思考如何走向开放。

对开放型组织而言，信息、资源、创意、能量应该能够快捷顺利地穿越组织的纵向边界和横向边界，使整个企业内部的各部门真正融为一体；同时，外部环境中的资源、信息和能量也能够顺利穿越组织的外部边界，使企业能够和外部环境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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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体与组织的关系上，传统的“企业+雇员”的形式受到了冲击，组织内工作不一定全部依赖于全职雇员来完成，而是可以通过多元化的工作主体和方式来完成。在信息技术支持下，员工也不再局限于某一具体领域或具体组织的工作个体，他可以跨团队/组织提供知识、技能和服务。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期待自由、非雇用的关系。

（三）数字化工作方式

数字时代，各种在线协同软件带来了数字化工作方式。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很多公司开始使用钉钉、企业微信和飞书等在线协同软件，加速了数字化工作方式时代的到来。

数字化工作方式依托于五个在线，即组织在线、沟通在线、协同在线、业务在线、生态在线。“组织在线”强调的是组织关系的在线化，依托构建权责清晰、扁平可视化、人脉资源共享的组织关系开创全新的组织方式。“沟通在线”实现高效沟通，在线协同软件为每一个员工提供专属的沟通工作在线场景，不仅能够随时联系，交流创意和想法，还有利于知识的保密。“协同在线”使得组织成员在线实现业务上的协同工作，让各个任务之间能够相互支持。“业务在线”实现业务升维，从业务流程和业务行为的数据化、智能化和移动化入手，增强企业的大数据决策分析能力。“生态在线”实现智能决策，以企业为中心的上下游伙伴和客户都实现在线连接，数据化、智能化、移动化产生的大数据将驱动生产和销售效率不断优化提升。

数字化工作方式透露出来的管理思想是透明管理，即让每一个人的优秀表现能够被大家看到，让组织里优秀的个体脱颖而出，激发出每个人的创新力，团队也因此变得更优秀。组织的激励机制也会发生改变，由销售业绩激励逐渐转变为创新价值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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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组织的组织集群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组织集群所带来的价值越来越大，波特认为集群竞争甚至可以提升国家竞争能力。借鉴复杂理论的概念和思想，组织集群可以看作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组织集群的形成是一个系统自组织的过程。组织集群有三种类型：蜂窝型、专业市场型和主企业领导型。

蜂窝型组织集群由处于不同的生产链体系中的不同生产环节的小企业组合而成。处于产业链中的小企业如同“蜂窝”中的小单元，以彼此紧密相连、相互衔接、相互信任、利益共享的方式，完成对某一产品的生产，一般呈现在劳动力密集和传统的轻型加工产业中。义乌小商品市场就是范例，自1982年成立至今，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成为国际小商品流通中心、展示中心和研发中心，辐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小商品走向世界的桥梁。

专业市场型组织集群的特点是，需要依附于专业的销售网络或是市场，形成“前店后厂”的组织集群形式。这种类型的组织集群，通常会形成同质化、有限差异化的产品，一方面具有成本优势，另一方面可以保证集群内企业的利润空间。如日本的7-Eleven，很早就把前店后厂的供应商、加盟商、服务商全部组合在一个大的数据平台上，同时能够很好地满足顾客需求，不断提升单店的销售额和毛利率，从而通过规模化连锁经营，降低店面的边际成本。

主企业领导型组织集群的特点是，具有一个有控制能力的领导型组织，具有超市场契约条款的定制权，且可以凭借自身优势要求其他集群成员进行协同升级。这个主导的组织一般会最大限度地攫取整个组织集群的垄断利润，用以支持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比如耐克，它在43个国家设有生产工厂，雇用人数近100万人。由于耐克品牌价值高，这些加工厂面对耐克的议价能力并不高，因此一旦代工国的劳动力成本提升，耐克随时可能进行转移，寻求更低的劳动力成本，保证其品牌的获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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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组织之间可以形成组织集群，实现组织外协同创新时，大组织发挥资源优势，小组织发挥灵活性和行为优势，将创造巨大的价值。如美国硅谷、英国苏格兰科技区、中国台北新竹等，都是激活创新活力和创新协同效应的有益尝试。美国硅谷是知识经济的发源地，因半导体工业集群而闻名，聚集了8 000多家软件和电子科技公司；硅谷秉承“允许失败的创新，崇尚竞争，平等开放”的精神，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另一个闻名于世的是英国的苏格兰科技区，聚集了大量电子生产和研发、销售公司，其产出的集成电路产品占据英国市场的79%，以及欧洲市场的21%，就业人数达到4.5万人，占电子工业就业量的近80%。我国台北的新竹科技工业区，自1980年设立，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硬件加工基地，实现了与美国和日本等半导体领先者共享市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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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化生产关系的三个特征

创造数字化生产关系可以从传统生产关系中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几个方面入手，用数字技术改变生产的组织方式，创造新的交换模式，创新社会成员参与分配的方式、方法，释放适应数字生产力的大量新消费。无论是政府职能部门，还是企业、个体劳动者，都需要重新思考自身在新生产关系中的定位，共同创造一个能够为每个人带来美好生活的公平、可信、价值最大化的生产关系。一般而言，数字化生产关系应该具备透明、可信、身份对等三个特性。

（一）透明性

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能够将劳动力从简单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通过不断激发人类的智力潜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据驱动的生产力让各经济主体越发注重数据的价值属性，数据只有在共享、流动之中才能创造价值，但现有的生产关系限制了数据流动。所以，数字化生产关系必须要能够促进数据的共享与流动。

1.打破数据孤岛

目前，数据的总量快速上升，但海量数据并没有与应用场景深度融合，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远远不够。

《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超过1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10亿用户接入互联网，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应用渗透最强的数字社会，互联网应用和服务的广泛渗透构建起数字社会的新形态：8.88亿人看短视频，6.38亿人看直播，短视频、直播正在成为全民新的生活方式；8.12亿人网购，4.69亿人叫外卖，人们的购物方式、餐饮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3.25亿人用在线教育，2.39亿人用在线医疗，在线公共服务进一步便利了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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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海量数据蕴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巨大潜能，但这些数据资源仅在各自领域中发挥有限的作用，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问题的关键在于，数据对生产力的贡献要在流通中形成，数据要以“流转”来实现价值创造的循环，而现实中的“数据孤岛”或者“数据垄断”极大地阻碍了数据潜在价值的释放。

2.实现数据透明

大数据时代，社会各界一方面拥有海量数据，另一方面却难以建立产业生态内的数据透明。而数据不透明必然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权力寻租，或者当权者的不作为，因而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公平性。公平性的缺失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从而导致了落后产能的大量存在。

数据透明所带来的公平性是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基础特性，也就是哪个国家能率先利用新技术构建一个促进社会公平性的生产关系，哪个国家就具备释放和发展新生产力的更大的空间。中国的新经济布局，必须要以促进互联网环境下的数据透明为基础，才能夯实向数字经济转型的基础。

（二）可信性

信用是经济的基石，信任是组织的基础。全员可信的信用体系是建立新型生产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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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用是经济的基石

信用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在万物互联背景下，经济平台化、协同化已成趋势，例如，分享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就离不开信用体系的建立。

信用缺失会带来什么？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指出，“如果没有信用的话，当你买了5美元的汽油时，你甚至不敢把一张20美元的钞票付给加油站的服务员”。绝大多数时候，分享经济的背后是典型的陌生人之间的社会交换，突破信任壁垒是共享经济或协同消费的关键。可以说，信用就是数字经济的“货币”，只有当这种货币被接受时，交换才能发生。

缺少信用机制，就会导致市场分配资源失去公正性，社会经济的健康运行、产业转型升级就难以进行。以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难、贷款贵为例，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仅是商业银行的问题，还有中国的信用体系不健全。银行要控制业务风险，因此选择主体信用高的国企（有国家信用背书）、有抵押物的大企业放贷是风险最小的。而中小微民营企业往往主体信用没有这些企业高，所以商业银行不做这样的贷款也就无可厚非了。如果我们能够利用数字化手段，建立一套连接国企、民企的统一信用体系，保证民企建立可信的交易信用，从而也就满足了银行风险控制的需要，进而就可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贷款难和货款贵的问题（详见第七章“数字金融”部分）。

2.信任是组织的基础

信任是一个生态组织繁盛和竞争力的基础，它嵌入组织中的各种规则、制度、文化规范之中。和传统的机械式组织不同，生态组织包含各种各样的参与主体，各个主体之间不是靠传统组织的权力和命令来约束，而主要是依赖价值契约来进行约束。契约是刚性的，是硬实力；而信任则是柔性的，是软实力。契约与信任构成了生态组织治理的两大机制，刚柔相济，缺一不可。组织信任的研究表明，信任可以显著地降低紧张关系，并提升个体绩效、团队绩效与组织绩效。更重要的是，协同的内核和基础是信任。尽管信任因素并不是合作所需的充分条件，但是信任的存在能够降低风险，减少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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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环境来讲，在网络式组织兴起的情境下，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与防止机会主义行为，需要建立组织间的信任，网络式组织形成的基础也正是依赖节点间的信任。信任一直是我们为了更好地协作而付出的最小成本，各类的法律法规、合同、契约、约束机制等，其实都是为了审核信任、发展信任，以及获得信任。

特别是进入万物互联时代，信任的主体在不断扩大，不仅组织内的个体高度互联，需要信任支撑，组织外的价值网络生态也要求高度信任以协同成长。组织间的信任能很好地降低各主体因不确定性和依赖产生的投机行为。生态网络体系有效运作的核心也在于信任，现在很多企业都在构建生态链、价值网络，只有建立信任后带来资源或信息输送，才能有效帮助单个企业克服“能力困境”“资源孤岛”“信息孤岛”等问题。

3.构建全员可信的信用体系

全员可信是指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每一个主体（政府部门、企业、个人）都是可信的。过去25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费互联网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消费互联网的发展核心是流量，缺少的是信用；而未来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产业互联网的布局，其核心应该是信用，而不再是流量。所以我们要抓住机遇，在各个行业生态中建立数字信用体系，从而为建立“良币驱逐劣币”的生产关系奠定基础。

（三）对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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