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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内涵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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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发展数字货币的同时，也要保留现金支付

近年来，随着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现金在日常的使用中呈现下降趋势。未来随着数字货币发放规模的逐步扩大，其对现金的替代性将更为明显，流通中的现金和活期存款数额将进一步减少。

但中国各地区间数字化水平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十分突出，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的用户对数字货币的接受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需要循序渐进地推动数字货币的发展。在推动数字货币的同时，不能强迫所有人使用电子化支付手段。即使未来现金支付已经接近消失，也要保留民众选择使用现金的基本权利。这既是经济伦理的要求，也是为了规避在极端情况下面临的风险——不可抗力导致的电力中断、数据丢失等情况。

（五）面向未来的数字货币

在工业社会，大部分法定货币的锚实际对应的是GDP增长率、税收能力、通货膨胀率等指标，这些锚是和当前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物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未来全球必然进入数字化社会。这个时候，货币的锚也可以根据数字时代的经济特征，选择一种全新的锚定物。在确定锚定物时，需要遵循以下五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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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种锚定物是全人类当下及未来很长时间内普遍需求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与人类的核心需求密切相关。

第二，这种锚定物一定是有具体价值的，而不只是某种算法。

第三，这种锚定物无须任何中心化的体系背书。

第四，这种锚定物的价值能够随着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而提升，能够持续满足货币供给。

第五，这种锚定物能够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追求，也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实际上，能够同时满足上述需求的锚定物在现实中很难找到。曾经充当锚定物的黄金以及现在被广泛使用的国家信用都只能满足一部分要求。但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货币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锚定物，往往与当时的核心生产资料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英国煤炭产量占据世界总产量的2/3。到了20世纪初，美国石油产量也接近世界产量的90%。在拥有当时社会生产中必需的能源的主要定价权后，英镑和美元通过锚定煤炭和石油先后成为霸权货币。虽然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东地区产油量超过了美国，但美国通过与主要产油国达成协议，使美元成为石油唯一标价结算货币。美元也成了大部分货币的名义锚。也就是说，谁能够将自己的货币与当前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谁就往往能够在世界货币的竞争中确定领先地位。

当前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新旧动能转换期，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复苏的新动能、新引擎，已是全球共识和大势所趋。数据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近年来数字经济越发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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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高达39.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8.6%，位列全球第二。

在数字时代，核心的生产资料已经不仅仅是石油、煤炭，这些能源未来可以被可持续能源——太阳能、风能、电能所取代。数字时代核心的生产资料变成了大数据、计算能力、技术人员等一系列数字生产核心要素组成的数字化能力。数字化能力强的国家，可以进一步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并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因此可以认为，未来法定数字货币可以锚定数字时代的核心生产资料——数据、计算能力、技术人员等组成的综合体。可以将上述一揽子的数字化生产资料整合形成一个数字化指数。将数字货币锚定这个指数，通过测度全球或国家的数字化指数，来确定数字货币的发放量。数字化生产资料，不仅是全人类当前需要且未来持续需要的，而且本身蕴含价值，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增加，因此可以说数字化能力是未来数字社会中最合适的货币锚定物。

总而言之，在当下发展数字货币的过程中，既要大胆设想，也要充分认识到它可能对经济和社会带来的潜在影响。进入数字时代后，未来人类货币的形态、产生方式、锚定物还将在实践中进一步充分发展，货币也可以选择数字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数字化能力——作为一种全新的锚。通过锚定这种全人类未来共有的生产资料，数字货币就有了良好的运行基础，还能进一步对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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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争做数字生产关系的创造者

目前人类正面临着变革生产关系的关键时期，各个国家都在展现自己的智慧，建立更能匹配数字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中国虽然在数字技术上还要弥补大量短板，但在数字生产关系领域，无论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哲学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主张，以及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梦想，都和数字化生产关系有着天然的契合性，是从生产关系层面中国在数字时代可能领先的基础。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是与区块链等数字生产力最为匹配的制度体系。因此，从生产关系视角来看，中国的数字经济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机遇，我们必须要从宏观到微观，抓住社会变革的主要矛盾，大胆创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全球价值的数字化生产关系。

疫情对产业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些传统行业受冲击较大，而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却展现出强大的成长潜力。因此要以此为契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需要企业抓住数字化生产关系的三个特点，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几个角度大胆进行商业模式创新。

2020年贺岁电影《囧妈》的上映就是一个适应数字化生产关系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典型案例。当时整个电影行业受到疫情重创，春节档撤销让很多影业公司不知所措。但《囧妈》从互联网所带来的新生产关系入手，重构了自己的商业模式，变院线播放为网上免费播放，它与急需流量的互联网巨头字节跳动公司合作，从大年初一开始让人民群众免费看电影，短短4天时间，就有超过6亿人次的观看。虽然此举遭到了部分院线从业者的抵制，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了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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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让很多产业停摆，但同时也涌现出很多与数字技术紧密融合的新兴产业。比如线上问诊平台，借助疫情迅速发展，其已经快速形成了足够大的体量，为建立医疗产业互联网新生态奠定了基础。教育产业也迎来了线上教育的发展良机，前些年不温不火的MOOC（慕课）模式迎来了转机，为疫情后教育产业的革命做好了铺垫。铁路运输虽然受到很大冲击，但也进一步加速了高铁货运产业的发展。制造业也有机会更好地布局工业互联网，推动制造业价值创造方式的转变。所以，中国经济通过构建数字化生产关系走向“良币驱逐劣币”的产业生态是历史的必然，这次疫情加速了这一过程。只要政策得当、措施有力，就可能把疫情带来的停滞变成转型的拐点。

总之，在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中国与其他所有国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具备了数字化生产关系的三个特征，我们需要的是充分利用好数字技术进一步创新生产关系，让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尽快进入数据透明、全员可信、身份对等的数字化生产关系阶段，从而让中国成为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最佳社会环境。

未来几年，如何把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和哲学的领先性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依然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亟须解决的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大力发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各种数字生产力；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大胆创新数字化生产关系，从全社会、全产业、全供应链的角度，在整体上系统改变中国的产业生态，通过建设产业互联网释放企业活力、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让中国经济插上数字生产力与数字化生产关系的翅膀，引领全球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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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数据要素化与要素数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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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素市场是人类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基础

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基础是各种要素的优化配置，要素市场也是政府调控经济、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的有力手段。

（一）要素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市场秩序理论认为，只有建立有序竞争，即要素只有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上配置，市场调节资源配置才是有效的，成本才是最低的。而要素市场扭曲，其危害则在于使要素价格偏离市场均衡，难以根据市场形势进行灵活调整；使要素自由流动受到限制，难以配置到能产生更高回报的领域，从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制约技术进步和发展质量提升，并诱发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矛盾。

我国市场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的混乱现象更为严重，难以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五”时期，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公平竞争制度更加健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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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市场体系是建立在数字经济基础上的现代市场体系的更高级形态。现代市场体系的基本要求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基本特征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具体而言，就是要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要素是现代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是衡量市场体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国抓住了构建现代市场体系这一关键，加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配置力度，并适时提出了数据这一新要素，努力在全球率先构建支持数字经济的要素市场体系。

建设一个健康要素市场，其功能简言之有三个：规范要素市场秩序、发现要素市场价格、配置要素市场结构。对全国各要素市场而言，从既往的经验来看，如果一个地域的要素市场交易量能达到1 000亿元（或者说全国要素交易总量的10%），就能基本掌握该要素市场的全国定价权。比如医药产业，2014年全国药品交易量1万亿元，重庆搞了一个药交所，2014年时交易量达到200亿元，就已经出现一定的定价效应，如果到了1000亿元，就有了市场的定价权。

一个要素市场除了上述三个功能外，还是一个金融结算中心，通过结算中心把要素市场的交易辐射到其他地方。也就是说，一个要素市场中心可以把周边参与交易的现金流汇聚到一起，并产生当地的税收。

（二）我国要素市场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要素市场改革步伐有所加快，资本、劳动力、土地、产权、技术、数据等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要素市场化配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要素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准入门槛较高、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与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要求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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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要素市场化方面。市场机制对城乡土地配置的作用发挥还不充分。首先，城乡土地二元分割特征依然突出，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流转改革需要加快，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同地不同权情况还比较明显。其次，土地使用结构不合理，国有土地一级市场由政府控制，主要用于保障经济社会的基础设施需求和基本生产性需求，城市的生活生态用地特别是住房用地的供应比重偏低。再次，建设用地急需盘活存量资源、提高存量土地效率。最后，土地取得和保有环节征税过低，而在流转环节，契税、营业税、印花税等整体税率过高。

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方面。首先，既有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得外来就业人员在就业准入、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亟须做合理变革。其次，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匹配，产业工人、生产性人员的巨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灵活就业需要政策和制度的引导扶持。最后，劳动力的高层次开发不够，还未能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开发可信的人才评价体系，人才的创新能力释放远远不够。

资本要素市场化方面。首先，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仍过度依赖银行体系间接融资的融资结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不协调的状况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其次，金融市场体制机制仍不完善，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未充分得以发挥，支持和服务“三农”及中小微企业的能力体系仍有待进一步改善。再次，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和金融要素市场定价机制不完善，市场化约束机制和违约风险承担机制不健全。复次，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金融市场自律机制、相关法规体系仍有待完善，双向开放程度仍有待提高。最后，金融市场的中国特色理论尚未形成，需要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和新技术潮流基础上尽快创新。

技术要素市场化方面。首先，缺乏全面设定技术市场各类主体在技术转移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法律法规。职务科技成果的使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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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处置政策，以及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动力与活力等方面亟待制度创新。其次，技术市场多部门协同促进创新机制尚未定型。技术市场服务机构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机制尚未真正形成。最后，技术要素与其他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尚缺乏深层次互动。

数据要素市场化方面。首先，数据孤岛现象依然存在，政府数据尚未完全打通和实现商业化应用。其次，平台企业数据资源的产权、使用、责任、义务等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导致大数据无法合理市场化。再次，数据违法成本较低，个人数据隐私保护有待进一步加强。复次，数据市场主体发育缓慢，引导和扶持政策有待健全。最后，大数据市场运行不规范，亟待规范治理。

（三）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要素市场具有前文所讨论的平衡发展的功能和作用，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也必须逐渐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商品市场转向市场化程度还不那么高的要素市场。

2021年3月3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提出了许多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一方面，“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另一方面，在当下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这种不花钱或少花钱却又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革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激发企业活力、重启高质量经济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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