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内涵与路径

技术多样化交易机制。

（一）土地要素与数据要素的融合

土地是生存之根、财富之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大量地方政府还主要依赖土地财政。如果在土地供给有限的前提下，同样的土地是否能创造更多财富？对乡村振兴而言，农村土地要素如何进行市场化配置，才能做到既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又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解决这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从土地要素与数据要素的融合上找到突破口。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再创历史新高。就城市来看，2020年，全国卖地收入超过1 000亿元的城市就多达14个。许多城市对于卖地收入的依赖度达到100%，堪称地方发展的重要财政支柱。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63.89%，比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低了16.11%，与美国82.7%的城镇化水平还有18.81%的距离。城市是经济高速度、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因此我国仍需加大推进都市圈、城市群发展力度。这就要求在土地规划和供给上创新思维和机制。

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 834元，比上年名义增长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 13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6.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为2.56，比上年缩小0.08。农民增收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内容，关键一招是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而土地是农民的一项重要财产，在原有城市土地市场化模式下，农村土地很难流转，数据要素为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所以，无论是城市土地还是乡村土地，在与数据要素融合后，会把实体空间的土地映射到数字空间中，并借助数字手段建立土地开发、流通、监管新模式。

181

1.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

城市用地具有集约性，一个农民在农村的宅基地等建设性用地平均为250平方米，在城里的建设性用地平均为100平方米。全世界城市化过程中，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城乡的变迁，人口逐渐集聚到城市，农村的宅基地等建设性用地会大幅度减少，从而使农村耕地数量相对增加，所以没有出现耕地短缺的问题。但我们的农民是两头占地，他到城市来算一拨人，同时在农村，宅基地还是留着的，我们的耕地因此就短缺了。宏观上城乡资源没有流动、没有配置，这就造成我们耕地短缺、住宅用地少、土地供应成本高，整个城市的房价也会升高。

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就是促进建设用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的重大举措。以这一机制为依托，按照自愿有偿、守住耕地红线、保持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变的原则，推进农村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后结余的建设用地指标入市。这实际上是帮助那些进了城、两头占地的农民工家庭盘活了一笔资产，为农民工进城落户提供资金支持，有利于真正促进这些农民工在城市扎根，推进深度城镇化。而有效的土地流转，离不开土地资源数据的互联互通，尤其是考虑到土地的碳指标，更需要数字技术、大数据系统加以支撑。因此，加速农村土地交易大数据系统的建设，将有助于快速建立这个跨区域土地交易机制。

例如，2018年，上海和云南开展了跨省域的增减挂钩土地指标交易尝试，云南将3万亩建设用地指标以每亩50万元价格调剂给上海，获得了150亿元的收入。这笔收入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农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也增加了上海的可用地能力。

182

再如，西部地区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新型戈壁农业，将戈壁滩改造成蔬菜粮食生产基地；假设这样的农业搞了1.5亿亩，每亩1万元产值，将产生1.5万亿元产值；同时相当于增加了1.5亿亩耕地，可以将因此而形成的耕地指标、碳汇指标卖给东部地区，既筹集了资金，又为东部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增加了用地指标。

关于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排钩指标交易，近些年重庆市做了一些有益探索。2008年，经国务院同意，重庆市提出了设立农村土地交易所、开展地票交易试点的构想，经过10年来的探索完善，已经形成了“自愿复垦，公开交易，收益归农，价款直拨，依规使用”的比较成熟的制度体系。截至2019年12月底，重庆市累计交易地票31.2万亩、610.8亿元，均价基本保持在20万元/亩，地票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农房由原先不值钱或几千元增加到几万元，农民财产性收益明显增加，地票交易深受农民欢迎。10余年来农民已从地票交易中累计获得近400亿元收益，同时集体经济组织也获得约150亿元。地票制度建立了市场化的“远距离、大范围”城乡区域反哺机制，让远在千里之外的农村土地的价值得以发现和大幅提升，在促进脱贫攻坚、耕地保护、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助农增收、生态保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重庆地票制度入选全国“改革开放40年地方改革创新40案例”。国家正在考虑将重庆农村十地交易所升级为全国性平台或区域性平台，由相关部委直接管理。

2.开辟土地要素的数字新空间，建设物理空间+数字空间的新型土地要素开发模式

土地要素与数据要素融合，会在原有的土地基础上，衍生出大量新的市场空间，创造大量土地要素的数字经营模式。

一是土地自身带来的数字空间。在物联网、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建筑信息建模（Building

183

Information Modelling，BIM）、城市信息建模（City InformationModelling，CIM）、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可以对土地自身、土地上的建筑物和设备等物理空间的数据进行采集和整合，形成“城市一张图”“农村一张图”“园区一张图”“建筑一张图”等，基于这些数据构成多种多样的土地数字空间映射。在这些土地数字空间中，蕴含着数据要素开发的巨大机会，通过激活数字空间中的市场需求能够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如数字CBD（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直播农田、数字化车间、数字城市治理等。

以房地产企业为例。传统土地要素开发模式中，房地产商的基本定位是提供房屋这个物理产品，房子一旦卖出交到住户手里，只要房子质量和购房交易不存在问题，房地产商就基本终止了与住户的联系，是一种商品买卖型的交易。而在数字经济形态下，房地产商可以转化角色，成为房地产项目的数字空间运营商。通过将整个社区物理空间做数字化映射、智能化服务，房地产商可以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和发掘住户的数字需求，并为之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反过来，住户也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小区的数字空间，把自己的装修方案、创意美食、生活直播等通过房地产商搭建起的平台分享出去。推而广之，如果房地产商拥有多个楼盘、多栋物业，那么它就可以构建起更为庞大的数字社区运营服务平台，创造数字空间中更多的运营模式。

二是土地要素数字空间里的新机遇。当前，日益发展壮大的网络数字空间成为数字经济的“新土地要素”，从而创造了大量新产品、新业务、新模式，比如基于微信社群的微商，基于网络社区的文化创意交易，基于游戏空间的装备交易以及数字城市第二人生（Secondlife.com）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仅适用于自然界的实体的绿水青山，也适用于网络数字空间的绿色生态体系建设。数字化新土地治理好了、运用好了，将产生巨大价值，形成巨大的发展新空间。

184

近年来兴起的元宇宙（Metaverse）概念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土地要素的数字空间拓展。比如，土地要素开发的一个代表CBD，其主要的传统产业就是写字楼等企业服务，以及商业街等生活服务。由于CBD的土地资源有限，其经济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但如果把CBD延展到数字空间中，就可以突破土地资源的限制，数字CBD既是物理CBD的映射，又可以在虚拟世界中不断拓展自身的数字空间，并在数字CBD中开发数字文旅、电商购物、办公共享、游戏交友等大量新商业模式，从而大大提升CBD传统土地要素的经济承载力。

（二）资本要素与数据要素的融合

资本要素和数据要素具有天然的关联性，在数字经济时代到来之前，资本要素也是以数据的形式体现，只不过处理数据的工具和方法与今天大不相同。所以，资本要素的市场本质在数据时代没有大的变化，或者说人类利用资本要素创造价值的基本逻辑并没有太大改变。资本要素的基本逻辑还是如何促进资金的有效循环，提高资本在社会经济系统循环中的价值贡献。在引入数据要素后，一方面，数据改变了资本循环的范围、内容和方式；另一方面，数据自身也会逐渐变成资本，参与到资本循环过程中。资本要素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就是金融系统，金融的本质是由信用、杠杆、风控相互作用的资本要素流通系统，以风控为边界，以杠杆为手段，以信用为基石。所以，信用是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立身之本，是资本要素的生命线。当数据要素与资本要素融合之后，海量数据和丰富的数字技术手段改变了社会信用的评价内容和方式，进而会改变资本市场的运行方式。

1.从主体信用到交易信用：数据穿透了曾经的高风险交易

185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几乎从零起步，从单一结构走向门类齐全、功能完备的资本市场，对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关键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全球资本市场都面临着如何加强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避免脱实向虚，以及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的巨大挑战。

普华永道的研究报告《产融2025：共生共赢，从容应变》指出，从体量上来看，2025年中国境内企业的融资需求将超过100万亿元。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从满足度角度来看，现在制造业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满足度小于58%，满足度明显偏低；从社会价值角度来看，中小民营企业的日常经营融资需求未满足率大约为7成。

中小微企业为什么融资难、融资贵？从当今资本市场的基本逻辑出发是很容易理解的。在近400年人类资本要素的开发过程中，为了降低资本流通的风险，人类一直在努力构建能有效控制资本使用者风险的模式，并逐渐形成了对资本使用者的主体信用评价模式。对市场主体的这种评价模式，基本上偏向于有资产、经营状况好的企业，也就是所谓的“嫌贫爱富”。大部分中小微企业很难满足这种主体信用评价的需要，所以很难得到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这些中小微企业的资产规模小且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银行等机构为它们服务的风控成本太高，所以融资难、融资贵的“板子”不能单纯打在银行身上，银行的行为从主体信用逻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数字时代，中小微企业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它们的资产总量不容忽视，现代资本市场必须要找到为它们服务的路径，那就是资本要素与数据要素的融合。资本市场有了海量数据和数字技术，中小微企业原本散乱的交易行为就有了新的衡量方法，通过搭建可信的数据穿透系统，能有效控制这些企业的资本使用风险，从而建立一套与原有资本市场互补的新的资本服务模式。

这个新系统要解决现今产业资本服务里面的三个痛点：一是不信任，企业主体信用度不高；二是不清楚，产业链错综复杂，看不清交易真伪；三是不透明，企业底层资产不透明，无法穿透。为此，新系统要通过运用多方可信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对企业的动态资产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解决它的碎片化、不真实等问题，把物理世界中的行为影射到虚拟世界中去，通过虚拟世界的算法分析得出物理世界中企业的不可信行为，从而判定是否可以给企业提供服务。

186

2.基于数字平台做好数字监管，促进资本市场 的数字创新

如前所述，数字科技与资本市场的融合并不会改变资本市场监管的基本逻辑，任何打着科技创新的幌子搞非法集资或是资本无序扩张的行为都应该被禁止。数据要素的引入也会极大地提升政府的资本监管能力，近期涌现的“监管沙箱”就是大数据数字监管的典范。政府要花大力气建立这样的数字监管体系，对违反资本市场基本逻辑的行为进行全面遏制。

就像是过去几年比较热门的金融科技，叫停和整顿P2P贷款，并不等于拒绝所有的网络贷款模式。实践表明，网络贷款只要不向网民高息揽储，资本金是自有的，贷款资金是在银行、ABS（资产支持证券）、ABN（资产支持票据）市场中规范筹集的，总杠杆率控制在1∶10左右，贷款对象是产业链上有可穿透场景的客户，网络贷款还是可以有效发挥普惠金融功能的。事实上，全国目前有几十家这类规范运作的公司，8000多亿元贷款，不良率在3%以内，比信用卡不良率还低。

当然，资本要素市场的科技创新最合理、最有前途的模式是产业互联网或物联网形成的数字平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各类资本要素市场机构的有机结合，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形成各资本要素的数字化平台，并与各类实体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相结合建立基于产业互联网平台的产业链金融。

基于此，在产业互联网时代，一个有作为的网络数据公司，分心去搞金融业务，一要有金融企业所必需的充足资本金，二要有规范的放贷资金的市场来源，三要有专业的金融理财人士，还要受到国家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这无异于弃长做短。所以，一个有作为的网络数据平台公司应当发挥自己的长处，深耕各类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形成各行业的“五全信息”，提供给相应的金融战略伙伴，使产业链金融平台服务效率得到最大化的提升、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运行风险和坏账率得以下降等。

187

资本要素与数据要素融合后的各种数字创新主体，将通过五种渠道取得效益和红利：一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应用，提高资本服务的工作效率；二是实现数字网络平台公司和资本服务的资源优化配置，产生优化红利；三是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运筹、统计、调度，降低产业链、供应链的物流成本；四是由于全产业链、全流程、全场景的信息传递功能，降低了资本服务运行成本和风险；五是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合理地返还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上游和下游、金融方和数据平台经营方，从而产生万宗归流的洼地效益和商家趋利集聚效益。

同样，与网络数字平台合作的银行等资本服务企业，也可以通过四种优势为合作项目取得效益和红利。一是低成本融资的优势。金融企业获取企业、居民的储蓄资金和从人民银行运行的货币市场获取资金的低成本优势。二是企业信用判断的优势。网络数字平台对客户信用的诊断相当于是用X光（X射线）、CT（计算机体层摄影）或是核磁共振进行身体检查，代替不了医生临门一脚的诊断治疗。对客户放贷的实际净值调查、信用判断，以及客户的抵押、信用、风险防范，本质上还要金融企业独立担当，这方面更是金融企业的强项。三是资本规模的优势。网络数据平台尽管可能有巨大的客户征信规模（百亿元、千亿元、万亿元），但资本金规模往往很小，要真正实现放贷融资，自身至少要有相应的融资规模10% 以上的资本金。只有银行、信托、保险等专业的金融公司有这种资本金规模和与时俱进的扩张能力。四是社会信用的优势。不论是金融监管当局的管理习惯，还是老百姓存款习惯，或是企业投融资习惯，与有牌照、有传统的金融企业打交道往往更放心、更顺手、更相通。在这方面，专业的金融企业比网络数据平台更为有利。基于上述四项分析，网络数据公司与专业的资本服务企业的合作应该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资源优化配置，这才是最好的发展模式。

188

（三）科技要素与数据要素的融合

科技要素与数据要素的融合，也会进一步提高科技研发的效率和效果，变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突破“卡脖子”技术，增强国家科技战略力量。同时，可信科技创新大数据系统的建立，也有助于建立科技成果的多样化交易机制。

1.基于数据要素的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及模式创新

数据要素时代，“数据+算法+算力”成为科技创新的新动力，开源、共享、协同成为科技创新的新模式。

随着实体空间和数字空间的融合发展，人类的科技创新将面对更复杂的场景、更巨量的信息，需要创新者具备一定的创新链协调处理能力、一定的算法能力或者海量信息处理能力。也就是说，人类创新的基础设施在发生着革命性改变，从图书馆变成了数据库，从研讨会变成了开放社区，从实验室变成了算力模拟，从单一设备变成了设备网络。这些创新基础设施的变化，对政府、企业、个体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政府会将一部分算力、算法、数据变成公共创新资源，并开放给相应创新主体，为他们提供创新的数字土壤。企业将打破原有的学科和产业界限，通过数字空间进行协同创新，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科技创新新模式。个体创新者的智慧也将通过数字手段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形成个

189

体互联的数字创新社区。

（1）数字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算力网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算力先发国家或地区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优势可能将进一步加强，而后发国家或地区的落后情况可能会更难改变。以汽车制造为例，借助VR技术在不生产真实样车的情况下即可完成对新车的设计；应用数字孪生技术可以降低制造成本、提升生产效率，针对个性化喜好进行汽车定制；等等。这些创新能力都需要更强大的算力支撑。

如前所述，经过多年筹划，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以及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对于推动数据中心合理布局、优化算力供需、绿色集约和互联互通等意义重大。

随着“东数西算”工程的实施，未来可能出现类似电力插座一样的“算力插座”，用户只需像购买电力一样付费，就可以购买到无处不在、方便易用的算力服务；随着算力需求的持续增长和技术的成熟，未来还可能出现类似发电厂的“算力工厂”“算法工厂”，类似电网的“算网”，用户能够像现今购买手机流量套餐一样，购买面向各种创新应用的算力服务套餐，从而为基于算力、算法的创新建立坚实的国家基础设施。

（2）数字科技创新的模式创新：开放创新平台

企业积极探索开放创新平台。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许多传统制造业领先的龙头企业都在借助自身的生态系统向平台模式转型，重新构建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产业链平台、物联网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逐渐成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内容。

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例。工业互联网涉及工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环节，贯穿于企业的研发、设计、采购、生产、销售、金融、物流等各个经营环节。工业互联网集成应用了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逐渐演化成工业企业最重要的开放创新平台。

190